钱钟书《围城》与西方反讽诗学

钱钟书的《围城》深受西方反讽诗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喜欢运用反讽的修辞技巧,而且表现在反讽成了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总体性生命感受,无论方鸿渐人生之旅的圆圈结构、三次出现在作品中的"船"的意象,还是那只永远跟不上时间步伐的古老闹钟,都是钱钟书为人类文明的存在方式和人类生存困境所设的反讽象征。钱钟书小说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深刻思考,以及在此思考中所突出的反讽者的主观意识和个性色彩,都说明他的反讽乃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反讽。

中国文学的跃进——评《围城》企鹅版英译本

由于“冷战”、中西文化差异、翻译质量和编辑水平等因素,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一直没有引起英国读者的重视,但钱锺书的《围城》首次登上“企鹅现代经典”的榜单,标志中国小说开始跃进式地进入英语读者的视野。这部小说取材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悲惨境遇,字里行间流露出接受西化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传统桎梏的反叛。作品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对时空变幻的强烈感悟、对人类现状的哲学洞察,都具有文学普适意义,但书中的大量双关语和典故对译者构成了巨大挑战。

图像的政治——以两本钱维城《平定准噶尔图》为中心

清代乾隆朝通过勒碑、制图等一系列视觉文化工程,形塑平定准噶尔战事。现存钱维城名下两本《平定准噶尔图》,便是对这次战事的图像塑造。根据既往研究,不免将两者视为“稿本”与“正图”的关系。本文结合两卷尾跋及相关历史文献,考订两本《平定准噶尔图》绘制的具体时间与情境,认为两图皆为钱维城与其弟子合作的“正图”,是对乾隆朝平定准噶尔战事两个重要阶段的图像呈现。钱维城运用江南文人画的方式形塑西北战争场景,暗合了乾隆帝强调的“有征无战、以德服人”的边疆治理政策与“大一统”的历史观,是乾隆朝“文德”视觉形象建构的一部分。

钱维城族属考订

本文考订了钱维城的族属与师承,最终确认钱维城并非“自幼就与钱陈群家有着密切交往”,也从未“师从过南楼老人陈书”。钱维城与陈书之子钱陈群除会试科考的师生之名外,并无家族血缘,他与陈书平生未曾谋面,故二人间亦不存在绘画授受之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