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测度及影响因素

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有利于巩固脱贫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基于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构建脱贫攻坚系统与乡村振兴系统耦合衔接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效果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系统发展指数为0.3418,乡村振兴系统发展指数为0.3253,四省市毗邻区脱贫攻坚系统的发展指数均高于乡村振兴系统发展指数。从准则层来看,收入水平和治理有效分别成为脱贫攻坚系统和乡村振兴系统的主要拉力。区域整体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为0.5661,四省市毗邻区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小,均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耕地持有情况、贫困退出程度、家庭经济实力、教育投入水平、政府培训、政策满意度对湘鄂渝黔毗邻民族地区整体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精神融入定向军士大学生理想信念培育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任弼时、贺龙等革命先辈率领红二、六军团创建,在长江南岸建立起的规模较大,横跨四省边境的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精神,与定向军士大学生理想信念培育具有内在契合性,是引导定向军士大学生理想信念培育的价值指引,是激励定向军士大学生理想信念培育的精神动力,是推动定向军士大学生理想信念培育的文化支撑。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精神融入定向军士大学生理想信念培育,可从“融入理论学习,提升思想认识”“融入日常生活,增强情感认同”“依托实践平台,引领知行合一”“用好网络媒介,丰富育人手段”等四个路径入手。

“焚船”“沉船”故事:《史记》战争记述的英雄主义主题

《史记》记述了战争史中有关大军渡河时表现决战决胜精神的情节,即秦穆公攻晋“渡河焚船”及项羽巨鹿之战“渡河”“沉船”。后者演化为影响广泛而长久的“破釜沉舟”成语。这两件战事,一在秦崛起强盛时,一在秦衰落覆亡时。其共同点,还在于都是引军“渡河”的军事交通行为。太史公笔力强健,以情感饱满的赞美之辞肯定了“渡河焚船”及“沉船”所表现的英雄主义气概,成就了《史记》战争史记述的精彩篇章。

湘黔地区早寒武世黑色页岩有机碳同位素组成变化及其意义

对扬子地台湘黔地区早寒武世黑色页岩有机碳同位素的组成变化进行野外地质观察与室内分析研究表明:研究区灯影组白云岩主要为碳酸盐台地沉积环境,牛蹄塘组黑色页岩主要为陆棚沉积环境,湖南地区有可能水体更深,过渡到斜坡相沉积区。通过分析,湘黔地区黑色页岩有机碳含量(TOC)为0.05%~12.31%,平均为4.97%。有机碳同位素(1δ3Corg)组成的变化幅度很大,从-29.49‰^-34.41‰(PDB),平均为-31.78‰,最大偏移量为4.3‰。牛蹄塘组黑色页岩的1δ3Corg和TOC含量变化也很大,具有明显的3个升降旋回,代表海平面具有海进海退变化特征。而下伏地层灯影组白云岩1δ3Corg值相对比较高,代表海平面下降。研究区两个典型剖面的有机碳同位素变化曲线反映了该期海平面变化,海洋原始生产率以及上涌洋流的变化情况,揭示湘黔地区早寒武世的古海洋信息。

桂黔湘边区民族县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比较研究

根据麦克波特的钻石模型,结合桂黔湘边区民族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了包括资源吸引力、相关支持产业竞争力、县域旅游业管理竞争力、区位条件、旅游发展与市场占有力等因素在内的县域旅游发展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数据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运算,通过测评的最终结果反映各县旅游业竞争的态势。结果表明,龙胜县的旅游发展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县域旅游竞争力得分最高,其他依次为黎平县、通道县、三江县、从江县。

《侍疾要语》的学术思想研究

《侍疾要语》是现存中医文献中最早全面论述中医护理的专著,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护理学专著。《侍疾要语》为清代钱襄所著,现存三个版本。其学术渊源溯源《黄帝内经》,撷取各家。在学术思想上钱襄强调情志护理的作用,重视患者的生活护理,注重观察患者的病情,并对用药护理进行了规范。《侍疾要语》虽有不足之处,但仍是研究清以前中医护理学的良好范本,在中医护理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对现代中医护理有重要参考价值。

湘黔桂地区中上二叠统硅质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及沉积背景

我国华南地区二叠系广泛发育硅质岩,但其沉积背景,如硅的来源和沉积环境,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在对湘黔桂地区硅质岩进行大量的野外和室内岩石学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研究区内黔桂盆地和湘桂盆地中14个不同产地的81件中上二叠统硅质岩(中二叠统33件、上二叠统48件)的主量和稀土元素进行了研究。中二叠世时期,Al2O3、TiO2、Al2O3/(Al2O3+Fe2O3)、∑REE、Ce/Ce*等整体上偏低,但具有比较一致的区域性差异:黔桂盆地相对偏低(0.09%~0.37%、0.00%~0.01%、0.22~0.47、2.47×10-6~14.59×10-6、0.23~0.69),而湘桂盆地(0.01%~5.73%、0.00%~0.23%、0.02~0.71、7.07×10-6~141.0×10-6、0.24~1.22)相对偏高。晚二叠世时期,Al2O3、TiO2、Al2O3/(Al2O3+Fe2O3)、∑REE、Ce/Ce*等整体上偏高,其中黔桂盆地分别为1.62%~10.67%、0.04%~0.65%、0.41~0.81、23.10×10-6~248.99×10-6、0.46~1.39,而湘桂盆地除来宾和柳州地区(0.00%~1.11%、0.00%~0.15%、0~0.42、0.55×10-6~36.59×10-6、0.27~0.83)偏低外,其他地区偏高(3.78%~21.37%、0.16%~0.91%、0.73~0.83、51.14×10-6~245.4×10-6、0.99~1.10),区域上呈东西两边高,中间低的分布趋势。中二叠统硅质岩自生铁W(Feauthig)百分含量整体偏高,仅少数低于50%。(La/Ce)N比值在黔桂盆地为1.61~5.04,湘桂盆地除来宾(2.63~4.90)外为0.82~1.94。而上二叠统硅质岩的W(Feauthig)除来宾、柳州和巴马地区大于70%外,其余地区的均小于50%。(La/Ce)N比值除来宾(2.42~4.50)外,整体上偏低,为0.69~2.47。研究区中上二叠统硅质岩Eu/Eu*基本没有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中二叠世时期,巴马地区一个样品为正异常(1.17),其余均为负异常,而晚二叠世时期,仅来宾和柳州地区显示了Eu/Eu*的正异常,其中柳州为1.07~1.22。结合Fe-Al-Mn、(La/Ce)N-Al2O3/(Al2O3+Fe2O3)、Fe2O3/TiO2-Al2O3/(Al2O3+Fe2O3)组合图解及岩石学研究,上述主量和稀土元素指标变化的结果表明:(1)中二叠统硅质岩的硅的来源相对复杂,黔桂盆地的硅质岩主要为热液,而湘桂盆地以生物来源为主,局部受到热液活动的影响;上二叠统硅质岩的硅的来源相对简单,主要为生物,仅巴马、来宾和柳州地区受到热液活动的影响。(2)中、晚二叠世热液活动范围和强度具有明显差异:中二叠世,研究区内热液活动较为广泛,但相对较弱;而晚二叠世热液活动较为局限却相对较强。(3)中二叠世黔桂盆地形成于远离陆源碎屑的边缘海盆环境,湘桂盆地为受到陆源碎屑影响的边缘海盆环境,而晚二叠世整个研究区的陆源碎屑输入增强,除来宾和柳州地区外,其余地区均为受陆源碎屑影响的边缘海盆环境。这一变化记录了中、晚二叠世时期研究区的构造-古地理变化信息,反映了以峨眉山玄武岩为代表的地幔柱引起的火山热液活动和区域性地壳抬升事件。

新农村建设中桂黔湘边区侗族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

桂黔湘边区侗族文化遗产旅游圈的提出是对区域旅游发展战略思考的结果。桂黔湘边区侗族文化遗产旅游圈是以三省坡为核心,以东西向的交通干线为横轴,以南北向的交通要道为纵轴,以横轴与纵轴的旅游流向关系为基本依托的区域旅游合作系统,并形成一个核心、三个圈层、四条轴线的区域网状格局的基本构架。这一旅游圈的构建和打造,是桂黔湘边区各县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开发侗族文化旅游产品,传承中国优秀侗族文化遗产,提升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

桂黔湘边区民族自治县发展民族生态旅游探析——以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例

在阐述民族生态旅游内涵的基础上,以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例,分析其发展民族生态旅游的必要性和意义,并对其在区位、资源、市场和主观因素上的优势条件进行描述,以确定发展民族生态旅游,建立民族生态旅游强县的对策,从而探讨省际边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策略。

湘鄂渝黔边区发展休闲旅游的思考

"老、少、边、穷"的湘鄂渝黔边区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地区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依赖也较大。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休闲旅游将是该地区今后旅游业发展的最好选择之一。分析了湘鄂渝黔边区休闲旅游发展的外在和内在条件,并结合湘鄂渝黔边区的特点,分别从民俗休闲旅游、山地休闲旅游、特色城镇休闲旅游和山寨农业休闲旅游阐述了该区域休闲旅游的发展路径。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者祛疑

汪春泓先生在《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一文中提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是刘向,这一观点不能成立。汪文在论证过程中对很多文献资料的分析有误,从司马迁等人的"君臣观"、宣帝时代崇"文"贬"武"的思潮背景等内外因素进行的论证,也不足以证实刘向是《屈贾列传》的作者。

湘鄂渝黔边区旅游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研究

湘鄂渝黔边区既是全国重点扶持和18个贫困区之一,又是拥有极其丰富旅游资源的"中华旅游第一走廊区",以旅游业促进经济发展是必然选择。本文以旅游基本部门为基准,以投入产出的关联性来分析旅游直接、间接和引致影响产业部门,再借助旅游卫星帐户,构筑旅游业对湘鄂渝黔边区经济发展贡献的指标体系,用以揭示湘鄂渝黔边区旅游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旅游业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度和旅游业对地方财政和居民收支及就业贡献等方面的数量关系。

基于AHP法的休闲型旅游地评价——以湘鄂渝黔边区为例

休闲旅游在现代旅游业中日益受到关注和青睐。提出了休闲型旅游地的概念,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建立了休闲型旅游地的评价体系。根据评价得分可将旅游地分为典型的休闲型旅游地、潜在的休闲型旅游地和非典型的休闲型旅游地三类。以湘鄂渝黔边区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张家界、湘西自治州、黔江区都是典型的休闲型旅游地,恩施自治州和铜仁地区为潜在的休闲型旅游地。

湘黔桂毗连地带历史时期“契”与文书的关联性研究

湘黔桂毗连地带范围涉及今湖南怀化、广西桂林、柳州,以及贵州的黔东南等地,这一地区联系紧密,民族构成复杂。历史上,该区域留下了诸多类型的原始"契",此类契约或以民族符号刻画在木片上,或以"埋石"、口诵形式加以表达,即学界所称的"木契"、"石契"、"口契"等,具有规约性、诉讼性,对社会稳定曾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内地化进程加快,文化互动频繁,以上诸类原始"契",逐渐被汉字文书所代替。探讨这一演变形式,对于揭示该区域文化史、社会史、民族史有着重要意义。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司马相如——两汉文人的价值观演化之管窥

从《史记》与《汉书》中关于司马相如的记载来看,班固作《司马相如传》虽然基本上是《史记》的照录,但他对相如的评价与司马迁并不相同。司马迁认为相如赋虽多虚辞滥说,但功在讽谏,合于《诗》道;班固则否认相如赋的讽谏功用,尽管如此,他却认为靡丽文章也有传名后世的价值。两人对相如的不同评价反映了两汉文人价值观念的演化。《史记·司马相如传》是第一篇以辞赋作品为主体的史传,而将司马相如视为文学家而立传者则是班固。

历史叙述中的主体意识——以《史记·项羽本纪》为阐释对象

《项羽本纪》是《史记》叙述中最富文学色彩的篇章之一。它以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为历史大场景,以项羽人生经历为主线,塑造了一个"近古以来未尝有"的悲剧英雄。司马迁以华夏民族"大一统"观念为核心价值,发现了历史的新转向,表达了英雄的新赞歌,创新了革命的新内涵,创造了个案的新启示,实现了华夏文化主体意识的历史继承与现实阐释。

历史的浪漫:司马迁的蔺相如叙事

司马迁在为蔺相如列传的过程中,从搜得的旧闻中选择了三个典型的"故事"予以叙述,它们分别是完璧归赵、渑池会通、退让廉颇。但在处理与加工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司马迁尽力发挥了其卓越的想象力,表现出非凡的叙事艺术技巧与能力,并以历史浪漫主义的态度塑造了蔺相如的人物形象,令史学与文学的结合恰到好处,无愧创作出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人名称呼变化与叙事之关系——以《项羽本纪》中对项羽称呼的变化为例

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以叙事者身份对项羽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称呼,如项籍、项羽、项王、假上将军、上将军、诸侯上将军等;有些是通过人物对话对项羽有不同称呼,如刘邦称其为将军、项王、项羽,张良称其为项王、大王,樊哙称其为大王;项羽自称为籍、羽、我、吾等,项梁称其为项籍或籍,项伯称其为项王,项庄称其君王,范增称为大王、君王等。这些称呼的变化反映出司马迁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主体上蕴涵着对项羽一种褒扬赞赏加悲悯的感情,同时也是烘托人物形象的需要,使项羽形象生动逼真。

湘鄂渝黔边域定位:“中国绿心”游憩第一区——以大湘西北地区为例

湘鄂渝黔边界区域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与迷人的自然生态资源,且处在中国地理版图的心脏部位,故称之为"中国绿心"。整合该区域游憩文化资源,构建跨区域的游憩核心区,提升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培育以奇特自然生态体验、社会传统民俗欣赏与诗意栖居生活享受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游憩第一区。其路径选择在于:制定新绿色战略,打造绿色品牌,保育绿色生态,发展绿色产业集群,营建绿色城镇,弘扬绿色文化,启动绿色机制。

湘鄂渝黔桂边区休闲旅游产品的开发

以湘鄂渝黔桂边区为例,分析了我国中西部民族地区发展休闲旅游的优势条件后,探讨了该区休闲旅游产品开发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该区开发休闲旅游产品的战略、精品开发的思路以及具体线路设计的思路,以实现边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