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英隐所与方天瑞——《浮玉山居图》创作目的与内容再考

《浮玉山居图》至今仍留有若干悬而未解的问题,学界主流对《浮玉山居图》的画面内容与题跋的解读有误。考证“方天瑞”及方干晚年隐居处得到的结论为:《浮玉山居图》是钱选主动创作的,而非为方天瑞定制的斋号图,其创作内容很可能来自方干的隐逸典故以及鉴湖的相关文本。

沈燮元先生与随园的学术因缘——雪翁友朋信札考释之一

沈燮元先生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有着一段学术因缘,随着他的逝世,行将被人所淡忘。兹据其遗留友朋书札中,与唐圭璋、钱玄、赵国璋三先生相关的史料,加以钩稽考订。从唐圭璋先生询问《全芳备祖》版本、钱玄先生追忆早年欲入职国学图书馆未果、赵国璋先生主编《文献学辞典》题签及《文教资料》1995年第1期出版潘景郑资料专辑等角度,揭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史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一形三影:故宫博物院藏钱选款《山居图》卷考辨

故宫博物院藏钱选款《山居图》,鉴定界多以为钱选真迹。然而,款题书风、印章皆与钱选真迹不符,此画之外存在另一种《山居图》,二图中钱选款题有一段文字雷同。此画与《幽居图》在构图上呈逆向关联,反映了钱选伪作的流行程度。《山居图》出现应不晚于明初。鉴定界对此画的误判,或与钱选青绿山水“样板”缺失等原因有关。

钱玄先生与古汉语教材编写

钱玄先生的礼学研究为学界所重,他在古汉语教材建设方面也卓有成就。钱玄先生在江苏教育学院、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先后独立编写或合作编写有《古汉语语法概要》(初稿)、《古汉语常识》《古汉语基础知识》《古汉语概要》《文字学要略》等教材,既有着前后一贯的编写理念,又在体例、内容上不断更新和改进,以便于自学、便于普及、便于专精学问研讨为目的。深入研讨钱玄先生教学思想及教材编纂思想,对于新文科背景下的古代汉语、古文献教学以及教材编纂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从郑玄、虞翻《易》注之“宗统”观念看汉《易》之体

现行研究一般认为汉代是一宇宙论时代,本体论的突破则待王弼之注《易》《老》。但汉儒尤其是郑玄与虞翻在注《易》时实有一种“宗统”观念:重视卦爻与卦爻间之关系,更由对其关系之研究,而组织成种种卦爻集群,从而以种种象数系统去解释《易》之经文。如此,在解释卦爻时乃极尽其拓展与繁衍之能,而其中即同时蕴涵着收敛与凝聚。拓展与繁衍是宇宙论的解析,而收敛与凝聚即是由宇宙论的解析逐渐会归本体。其具体的表现分为两阶段:诸卦会归到乾坤;乾坤推极到乾元。

“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长期以来,“整理国故运动”被视为一股反动的思想逆流迭遭物议,批评它背离了五 四新文化的方向。而实际上,“整理国故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的产物,不仅没有与之相 背离,而且还是它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延续和深化,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具体 说来,在研究态度与目的上,胡适等人主张用“评判的态度”去“整理国故”,“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这一思想明显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理性批判精神;而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他们也倡导以一种 “平等的眼光”扩大“整理国故”的范围,并号召“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一见解更充分弘扬了 五四新文化的民主科学精神。与此同时,“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也作出了 积极肯定的评价,由是超越了简单一元的文化替代论,极大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西文化 问题的认识。

“桐城谬种”考辨

新文化运动之后,"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成了批判旧文学的口号,通过当时钱玄同和林纾、黄侃以及桐城派的关系,探究"桐城谬种"最初所指对象,当是林纾,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扩大为指向整个桐城派。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史料新考

由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记录的《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是了解章太炎早年国学讲学的重要资料。从新近刊布的钱玄同和朱希祖日记及《笔记》相关史料来看,章太炎的两次《说文》课程,分别以大成中学、民报社为主要授课地点,在时间和地点上始终错开,第二次课程约结束于1909年3月。就笔记而言,朱希祖的笔记是三次不同授课的课堂记录,钱玄同的两套笔记则均据第一次讲课,并作了整理、校勘。"钱一"的整理来源,是朱宗莱汇录后的五人笔记,"钱二"则直接据朱希祖第一次笔记整理。还原章太炎国学讲课的史实、梳理笔记的源流,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章太炎早年的国学思想。

钱选进士身份与宋代出仕考

学术界很多学者认为钱选在宋代中了进士,并且做了官,他们依据的史料是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中记载的"钱选……宋景定间乡贡进士",但却混淆了乡贡进士与进士之间的区别。经考证,宋元时期的乡贡进士是对当时会试下第者的雅称。因此,钱选在宋代虽然参加了会试进士科考试,但却没有考中进士,在宋代也没有进入仕途。

元初绘画中的陶潜情结——以钱选、赵孟頫、何澄为例

陶潜情结,可以说是元代士人的象征符号,是在大统一背景下,知识阶层自我反省和自我体认的一种忠实态度。而钱选、赵孟頫、何澄等人在笔墨中对这种情怀的体认,在当时便颇具代表性。仕与不仕的姿态或深或浅都会影响到他们笔墨情趣的表达,他们执着于陶潜情结,并不是为了向世人宣扬个人的政治立场,而是更多地出于调和自我的考虑。这种心绪一旦在笔墨中挥发出来,便很自然会晕染出一个时代的绘画风格来。

从钱玄同看近代中国汉字改革

中国近代汉字改革与钱玄同有着重要的关系,他是"五四"时期的国语罗马字运动及简化字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中国近代的汉字改革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

五四新文化运动言说语境中的“偏激”修辞——以钱玄同等为中心

以钱玄同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先驱"反传统"的"偏激",一方面表明了五四先驱对于传统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一种在斗争中的表达策略。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好似一场关乎生死存亡命运的群体大辩论,新旧阵营分别属于辩论的正反方。既为大辩论,为了取得辩论的效果,就应该采取辩论所需要的表达方式,"偏激"就成为正方辩手所采取的最佳表达方式之一,而这显然是一种特定言说语境中的修辞策略,不可作脱离特定语境的僵化式理解。在具体操作实践的层面,五四先驱对传统文化多采取辨证取舍的态度,既有批判,也有肯定,既有破坏,也有建设。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出现了"重评五四"的思想潮流,一些学者对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作出严厉批评,但如果能还原到特定历史现场和言说语境,把"偏激"视为五四先驱所运用的一种具有修辞性质的表达策略,那么,我们对五四先驱的文化激进主义的评价也许就不会过于苛刻。

论钱玄同佚文《给黎锦明先生的信》的学术价值

钱玄同佚文《给黎锦明先生的信》表现了钱玄同鲜明的个性,激进的态度和对五四精神的可贵坚守,特别是其中有关文学和文化的一些独立的学术见解,对我们研究当年和思考今天都有着重要的史料和学术价值。

天灾与革命:辛亥革命前后常熟千人会的抗租斗争

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常熟遭遇特大暴雨灾害。受其影响大量农田被毁、房屋倒塌,农民食不果腹,群起闹荒。常熟光复之前,饥民闹荒以"抢米"为主要手段;之后则以组织千人会"抗租"为主要方式。不论是前清官僚还是光复后的新政权,甚至同盟会出身的领导均对饥民的抗租斗争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方式。在地主富绅和新政权的联合剿杀下千人会抗租斗争失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反封建斗争的不彻底。

钱玄同研究的几个问题

钱玄同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派代表人物之一,曾与陈独秀、胡适齐名。学术界对于钱玄同的研究,已逐步走向科学、客观和公允,但有一些问题仍需强调说明,这就是:钱玄同语言偏激,但目的是疗救社会;他以唤醒社会、救救青年和孩子为其教育理念;有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删繁就简、嘉惠士林的社会关怀;另外,作为以思想家为主的钱玄同与政治家有着不同的认识逻辑。只有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认识和研究钱玄同,才能给钱玄同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才能使后人了解这位为中国学术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历史文化名人。

寂寞阑干泪满枝——试论钱选花鸟画作意

本文通过释证钱选存世的几件花鸟画上的题诗,论述其花鸟画的托意所在。本文对钱选诗作的释证,主要放在诗中典故出处和所含深意之上,并将其放入"咏物"传统中进行考察。笔者指出,钱选此类看似抒发隐逸情怀的题画诗,为其作品表面笼罩了一层神仙世界的薄纱,而薄纱之下,则应是他对故国的追忆与缅怀。

钱玄同与"五四"后新文化阵营的几次争论

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反对封建主义,提倡新文化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五四"后新文化阵营的几次争论中,他以一个纯粹思想家的身份参与其中,有时甚至是争论的一方和主要代表人物。争论中显示了他的理性主义态度和自由主义立场。但"五四"风暴过后,随着《新青年》阵营的分裂,以争论为载体,新文化阵营也随之分裂。钱玄同与原属新文化阵营的共产党人在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上产生了矛盾和分歧,并因而成为他没有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走上革命家的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因而受到了后人的批评和指责。有人认为,五四风暴过后,钱玄同成了鲁迅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所说的"《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中"高升"的一个。还有人认为五四风暴过后,钱玄同思想"僵化"了,"落伍"了,甚至"倒退"了,说他躲进了宁静的书斋,从而与革命者分道扬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五四"后,钱玄同思想并未僵化和倒退,而是在思想和学术领域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同新文化阵营产生争论和分歧的原因在于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同的认识逻辑。

《世说新语》中王羲之的真实生卒年考论——兼议王羲之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世说新语》中关于王羲之出生、订婚以及去世时间多有提示。王羲之出生时间,《假谲》第二十七中说:王敦第一次谋反之际,王羲之"年减十岁"。可知王羲之出生时间不早于或者就在313年。王羲之订婚时间,《雅量》第六中说:郗鉴在京口,遣门生与王导书,求女婿。而郗鉴328年开始镇守京口。可知王羲之订婚不早于或者就在328年。王羲之去世时间,《赏誉》第八中说:庾倩(小字倪)为王羲之撰写碑文。庾倩371年11月为桓温杀害。《排调》第二十五中说:简文帝在殿上行走,王羲之与孙绰在后。简文帝登基在371年11月。可知简文帝登基时,王羲之在世。这样,王羲之去世也在371年。因此,《世说新语》中表明王羲之生卒年为313—371年。

钱玄同经学思想论略

］钱玄同；今文经学；古文经学 ［摘要］钱玄同的经学思想既有师承又不泥家法，超然今古两派；同时，其学术研究与时代要求交织在一起，强调经即史料，不仅要辨伪书，更要辨伪事。

偏差的航向——中国新文学大师的贡献和误导

贡献:文言和白话方面做的破立工作。误导:文白对立,否定古典,反对用典和对仗,更全面贬低中国语言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