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扩音器”——重评钱玄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借用与转化中国传统的经学与小学资源,将中国传统学问融入五四思想革命、文学革命、汉字革命之中。首先,钱玄同转化章太炎与康有为的经学资源,将“经”贬黜为毫无价值的“史料”,颠覆所有经书,从传统经学内部获得反叛传统的可能性,使五四思想革命具有“飓风”般的爆发力;其次,钱玄同作为小学大家,在进行文学革命时,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学理来证明五四白话文理念有其建立的可行性;再次,他在推行五四汉字革命时,仍以传统小学资源来论证“改用拼音”的学理性与时代必然性,用极端的方式推动了中国汉字的现代变革。钱玄同从中国自身的学术主体内部促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让五四获得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这使他有自己独立、独特的“声音”。

协作治理：党群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

新时期的党群工作建立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浦东新区的"走千听万"活动,剖析了在党的群众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与挑战,指出浦东新区的"走千听万"是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路径。党和公民之间不是简单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浦东新区通过"走千听万"逐步实现了党与群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加了党群之间的互动,符合公共管理理论中所强调的协作治理原则。强调与党共享价值观,共享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所带来的利益与成就。党通过服务来引领群众,通过服务和作为奠定其作为执政党的地位。通过"有为"而换取"有位"。当然,本文也指出党群关系的改善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汉唐精神的另一侧面——“男悲女怨”的文化解读及其经学观照

向来被认为雄强傲岸的汉唐精神,有着"男悲女怨"式盛世悲音的一面。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汉代"士不遇"的悲愤与以王昌龄为代表的大唐"女宫怨"的哀凄集中体现了汉唐精神中的这种"盛世悲音"。站在经学的角度观照"盛世悲音"这个文化现象,可以说它的形成既是封建社会政治矛盾不可解决的结果,也是文人基于文学与经学政治的角色错判形成的块垒式悲怨心理因素造成的。"盛世悲音"作为汉唐精神的另一侧面,给予当今现实深刻的历史启示。

唐末董昌研究三题

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和唐末政治生态的考察,纠正了学人对董昌部分事迹的错误看法,认为(1)唐末越州较杭州在政治地位、城池等重要方面的优势推动了董昌的弃杭就越行为;(2)887~895年董昌与钱镠维持着和平局面,相对劣势的钱氏对董昌礼敬有加;(3)称帝并非董昌失败的主要原因,唐廷对其"纵归田里"的惩治意见触及到钱镠的既得利益,遂在钱氏的决意讨伐下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