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难题”与研究生教育观念的世纪反思——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

钱学森在2005年提出了"钱学森之问"或"钱学森难题"。"钱学森难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命题,求解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联系目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反思大学的本质、研究生教育的特性、研究生读书治学的态度等这样一系列根本问题。革新研究生教育观念是求解"钱学森难题"的关键环节和必然要求。

我国创新人才培养与思维方式转型进路——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李约瑟难题与钱学森之问的核心都是创新人才培养问题。而思维方式是创新人才的核心要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重类比、模糊与整体,西方思维方式重演绎、精确与分析;二者的差异是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解决创新人才培养问题的一个关键是变革思维方式,变革的当务之急为融会中西思维方式,长期展望则需占领认知科学高地。

新办本科院校实验班的探索——对“钱学森难题”的一种回应

新办本科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新生力量,要想在与当前越来越激烈的大学竞争中不被淘汰出局,同时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解读"钱学森难题"是必然的要求,由此,探讨新办本科院校采用怎样的培养人才模式才能与社会需求和学生全面发展相符是解读本难题的关键环节。

科学规范是科学进步的另一翼——兼解“钱学森之问”

创新是进步的动力,而规范又是创新的基础、进步的前提,对创新具有潜在的约束、导向和促进作用。科学哲学的研究阐明,科学创新与规范是科学进步之两翼,科学的合理性就蕴含在两者的内在统一中,只有在一定规范下的创新才构成科学的进步。科学史上杰出的创新型科学家对科学规范的独到理解和顽固保守的史实,说明创新思维和规范思维有内在的互动关系。民族文化中规范维度的缺失,恰恰是我国科学研究少有重大创新成果和始终难以产生杰出人才的深层原因。

清代吴地士人的两种生存困惑及其启示——以钱谦益与翁同龢的晚年社会活动为例

钱谦益与翁同龢均为清代常熟籍的历史文化名人,从他们的晚年社会活动中可以看到吴地士人的两种生存困惑。钱谦益的生存困惑表现在个体生命价值与君子人格、民族气节的冲突;翁同龢的生存困惑表现为群体与忧患意识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矛盾。本研究对当下社会生活,以及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引导具有警示和启发意义。

重新审视中国科技创新的人才挑战

作者回顾了在2009年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才挑战的四个命题,并审视中国是如何迎接这些挑战的。还评估了中国政府吸引海归而出台的政策,指出缺乏高层次人才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到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大国的努力。最后将讨论"钱学森之问"对中国未来的人才发展意味着什么。

独立科学家:特质、形成机理与政策启示

培养杰出科学家、催生重大科技成果是我国面临的一大难题,对独立科学家的研究有助于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借鉴。本文在界定独立科学家内涵的基础上,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归纳分析了独立科学家的特质,分别为自由奔放、返璞归真、特立独行、跨界游移和能力卓越,接下来依据条件积累、螺旋上升和作用外显三个典型阶段分析了独立科学家特质的形成机理,最后得出对促进我国人才培养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易或问》与欧阳修易学思想

在宋代欧阳修易学著述中,《易或问》一文认为:《否》《泰》《谦》三卦及其《彖》辞解决了研易的"《易》之为说""知《易》"和"易之道尽矣"问题。证之于《易童子问》和《新五代史》,并结合宋代的政治,欧阳修易学思想是以《否》《泰》《谦》三卦建构起来的,形成了以人事释易、尊"圣人之意"和以易理为鉴的特征,这对宋代学术具有重要意义。《易或问》标志了欧阳修易学思想的形成。

哲学建设:我国科技强国建设的“三十年之艾”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成就辉煌,但一些"瓶颈"问题也日益凸显。面向未来30年的科技强国建设,首先必须深入探查问题表面症状背后的根源,找到制约科学发展的核心阻力,开出针对性的药方。文章通过对"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历史脉络和我国科技发展"瓶颈"问题的哲学根源进行分析推演,提出"哲学的贫困"可能是我国科技发展"瓶颈"问题的根源;并从哲学对科学的作用和影响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哲学的贫困"是我国无法建立自主的科学体系、原始创新匮乏、科学大师缺失、学术生态恶化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文章针对哲学建设的特点和困境,引用孟子关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论述进行类比,提出哲学建设是我国科技强国建设的"三十年之艾",应当采取"苟为不畜,终身不得"的策略,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系统实施;同时,也要在哲学的引领下进行更加统筹平衡、系统深入、成熟定型的科技改革,为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科技强国奠定现实和长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