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础教育阶段未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些认识

培养未来拔尖创新人才,须从基础教育阶段培养孩子的创造力抓起。为探究基础教育阶段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方法,文章对“钱学森之问”和国外开展的创造力培养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国内外在基础教育阶段推进学生创造力培养的核心要素可归纳为七个方面: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创造力培养给予高度重视;让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培养创新型教师;改革课堂教学;训练思维方法;改革学生评价方式;强调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由此,建议以跨文化比较的视角,深入了解国内外培养儿童青少年创造力的实践经验,为提升我国学生创造力、促进基础教育阶段未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可靠依据。

将破解“钱学森之问”融入“大思政课”:意涵、挑战与路径

“大思政课”是培养人才的关键课程。对“钱学森之问”的破解是“大思政课”的基本使命。阐明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基本价值是“大思政课”首先需要面对的。基于此,“大思政课”要讲清楚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基本意涵、基本挑战和基本实践。只有讲清楚破解“钱学森之问”的道理,才能有效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的重要指示。

钱学森指引科技情报工作现代化发展

[目的/意义]钱学森情报学术思想是指导科技情报工作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在科技情报现代化、智能化发展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方法/过程]文章梳理了钱学森引领科技情报工作现代化的重要思想,回顾了钱学森指向科技情报工作现代化实践之路,思考了钱学森指引科技情报工作智能化发展方向。[结果/结论]在智能化发展过程中,情报研究要适应技术的发展变革,但人类智慧或思维活动才是情报工作的主导,是决定情报质量的关键。

对高等教育数学改革的思考

文章首先给出了“李约瑟之谜”的拿破仑之答,思量数学与创新、国家求存图强和个人求真务实的联系。继而找寻“钱学森之问”的新中国之答,思索高等教育数学在培养大师过程中应担之责。最后,正视中国高校数学育人普遍存在的诸如几何代数偏弱,科研高水平教授本科低年级学生评教得分偏低,学分标准不一、班级容量大、缺习题课等具体问题,思考高等教育数学改革。

从钱学森看杰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杰出科技创新人才作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关键人才,其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收集钱学森相关生平数据,并运用数据分析方法探索出了杰出人才培养的四点关键要素:文化底蕴是杰出人才培养的基础,宗师引路是杰出人才培养的关键,实践求真是杰出人才培养的途径,学科交叉是杰出人才培养的支撑。基于数据分析的研究结论为新时代加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回答“钱学森之问”提供了参考。

浅谈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钱学森之问"受到越来越多高等院校和高等教育者的关注。本文详细研究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数理公共课程教学改革、实验教学改革等方面的具体举措,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钱学森之问:高等教育“斯芬克斯之谜”的四大谜题

钱学森之问被称为"世纪之问",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斯芬克斯之谜"。从高等教育学人才培养要素与结构的视角,钱学森之问可以分解为四对玄机与谜题,即专业结构的单一性与复合性的矛盾、思维结构的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矛盾、学术结构的学与术的矛盾、教育结构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矛盾。从高等教育学学科视角明确和分辨这四对玄机与谜题,既是中国高教学界不可回避的首要任务和时代责任,也是从高等教育内部进一步探讨危机形成与问题解决的前提条件。

超越因材施教

文章从创新人才培养角度对因材施教的古老教学原则予以反思,指出在古代社会因材施教存在逻辑缺陷。在现代教育体系下,每一名教师因材施教实际既无可能,也必定无效。正是学生旺盛的好奇心、生命力以及自我持续一生的学习和追求,为其赋予了最终意义。教师对学生之材的判断局限于教师的经验和想象力,刻板地因材施教,学生就会成为我们所要培养的人,这样的人不是创新的人。去除框架而不去判断学生之材,学生不同的、生机勃勃的生长目标才会出现。因材施教蕴含着潜台词——学生和教师并不平等,教师是先行的觉悟者、知识和真理的掌握者,真理需要教师教给学生。超越因材施教则认识到学生在逐渐发展,教师即使年纪较大、经验丰富,但教师也在发展中,教师并不完全掌握真理。学生是教师,教师也是学生,师生完全平等。超越因材施教朝向学生变化的、超越想象力的未来,教师努力给予学生足够挑战。因材施教意味着规训,超越因材施教呈现出宽容,包括对学生不同于教师观点和研究方向的宽容、对失败的宽容,对学生不同于教师和家长发展目标的宽容。因材施教需要判断学生之材,然后决定施教的内容和方法。超越因材施教的教学帮助学生寻找自己,教什么不再那么重要,学生选择学习什么更加重要,因为选择基于学生现在的内在动因,可能生发出超越想象力的意义,因而教师持续支持学生偏离常规的自我学习。超越因材施教的教学意味着教师需要培养出完全超越自己的学生、具备并将创造力发展出来的学生,这是新的教学成功观念。学校的人才培养机制需要为帮助学生寻找自己做准备、为学生必然将逐步变化做准备,而非将学生当作固定人才因材施教。国家教育系统也需要支持和鼓励学生在人生不同阶段、在不同教育系统间、在不同学校间逐步选择、变化和发展。

坚持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从翻转课堂得到的启示

本文从"钱学森之问"引出了现在普遍的教学现状:"老师教,学生听",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教学不应本末倒置,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关键是要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去学习。从翻转课堂得到翻转学习的理念并提出了几种以学生为本的教学形式:构建主义教学形式,"发现教学"及"启发教学"等,以及对教师的要求。

破解“钱学森之问”:来自家庭教育的反思与可为

"钱学森之问"形成原因复杂,家庭作为杰出人才生活的重要基地,为其成长提供原初的环境和持续的动力,在破解"钱学森之问"时,也应该对家庭教育进行反思和可为的尝试。当前,家庭教育目标功利化扼杀了孩子远大的理想和探索求真的欲望,纯考试知识化的家庭教育内容抑制了孩子想象力、兴趣等的发展,伪科学的家庭教育方式与杰出人才的冒出渐行渐远。破解"钱学森之问",家庭教育应坚持顺其自然的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

试答钱学森之问:加强高校师生互动——基于控制生师比和班级规模的探讨

回答钱学森之问必须考虑师生互动这一重要因素,师生互动对于杰出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不仅有理论支撑,也得到了实践证明。生师比和班级规模作为影响师生互动的两个重要外部指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共同反映师生互动的效果。"985高校"作为培养杰出人才的领头羊,其与美国顶尖大学仍有较大差距。通过借鉴美国顶尖大学办学经验,结合学校现状,985高校应缩小生师比、控制班级规模。

“钱学森之问”:以“Good Idea”重塑学术文化范型

梳理“钱学森之问”的时代背景和复杂意蕴,指出其诘问的核心就是呼唤“Good Idea”即卓越学术新思想、新观念之诞生。真正的“Good Idea”,应该是人类精神和物质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集中象征,也是作为“新思想孵化高地”的大学学术文化软实力的本质外显。凡是大学学术文化的建设,必须紧紧地围绕着催生和创造“Good Idea”这根精神主轴而予以深度的渐次展开,即要建设弘扬真理、学术本位、原创至尊的大学学术文化之信仰,营造人格自立、个性自由与思想自主的和谐宽松的学术文化环境,建设科学公平、多元开放、珍视创新的学术文化之生产制度(包括学术评价制度)。

什么是ETA物理认知模型

本文将物理认知规律总结为ETA物理认知模型,即完整的物理认知过程由实验物理(Experimental Physics)认知、理论物理(Theoretical Physics)认知、应用物理(Applying Physics)认知构成,并尝试从认知角度回答钱学森之问。

评价论视阈中的钱伟长高等教育思想

钱伟长高等教育思想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的一种认识和评价,具有深刻的批判意识。作为知识形态的"钱伟长之问"、"拆除四堵墙"理论和"三制三自"制度是钱伟长先生在治学经验和治校实践中关于我国高等教育问题的不断反思和理论创造。"学会学习"思想和"转识成智"理念是钱伟长高等教育思想的智慧表达。在反思和创新中践行钱伟长高等教育思想,就要把钱伟长高等教育思想中的批判意识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实践意志,还要不断地对钱伟长高等教育思想进行理论创新。

论研究生培养中的两种利益取向——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解答

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外在利益取向是比较明显的。研究生的课程学习、研究方向和课题的选择等,主要着眼于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和职业前景。研究生的考核评价和毕业条件的设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唯论文论或论文至上论。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刊物级别也有要求。这种外在利益取向不仅不利于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和培养杰出人才,而且还可能导致研究生的学术道德风险。内在利益是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体会到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感和满足感。内在利益是不可化约的,是为他性与自为性以及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直接统一。内在利益取向应当在研究生培养目标和培养过程中体现出来。对研究生的考核评价应当增加内在利益的权重,完善对课题研究失败的考核评价机制。探讨研究生教育的利益取向问题,是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解答。

社会系统工程的思想理论基础

从社会形态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形态的变革与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与秘密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五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建党60年的理论总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把改革作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各项工作的动力的论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的理论创新。最后,通过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极化及全球生态危机的国际环境及国情基本不变和快速发展的国内环境下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提高现代社会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的紧迫性。

经济起飞的周期、等级与后发优势——中国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可能性探析

目前,中国掌握了很多现代科技知识,同时也具有研发诸多领域前沿科技的能力。但是,中国还不是站在科研开发前沿的国家。本文在回顾历次产业革命与各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总结一般性规律,以期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价值的启示;同时,考察解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和不足,提出应对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参考意见;并讨论"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为改进人才培养机制和提高"社会能力",进一步发挥"后发优势"提供了建议。

破解杰出人才培养的知识评价困境——从“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谈起

古代中国科技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当时公认的世界科技中心。然而，近代中国科技每况愈下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尽管至今没有形成共识，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是根本问题之一，杰出人才培养的最大障碍是“读书做官”价值观及其主导的“知识评价”制度。因此，培养杰出人才的根本措施，是转变弥漫于古今教育的“读书做官”价值观，改革“知识评价”制度。

从政府与大学关系之视角试解答“钱学森之问”

通过提出"钱学森之问",从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这一视角进行分析,就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大背景给出"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即要理顺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变政府"全能"为"有限",还权于大学,改革高校投资体制和经费拨付制度,注重发挥社会力量对杰出人才培养的作用。

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思想文化因素分析

"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难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近现代中国科技发展落后的追问与思考。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都曾遥遥领先于世界,当代也不乏获诺贝尔奖的中国海外华人,为什么我国与西方国家会出现近现代科技发展的巨大反差呢?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因素很多,本文只是从语言文字、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人性理论、价值取向等思想文化方面因素进行分析与探讨,试图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