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考证五则

《史记》流传时间久远,篇幅丰富,至今还留存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疑难字词问题,例如:“禁不得祠”中,“禁不得”乃一语义复现结构,“禁”可与各类否定词,组成语义复现形式;“乃循从代来功臣”,“循”确诂为“安慰、抚慰”,不必从《汉书》异文改为“修”;“铸钱器”,“钱”当是“铁”的讹字,义为“铸造铁制器具”;“且夫楚唯无强”,“唯无”是文献中常见结构,表示一种假设情况;“数见不鲜”中,“鲜”指新杀的肉食,非指人际关系的新鲜感。以上五处需要回到当时语言环境中,通过足量的书证归纳,运用考察分布等方法,给予更加准确的解释。

钱恂生平史事述论

作为清末的一位开明士人、外交官,钱恂从早年随使海外,到担任驻荷、意大使,从投身张之洞幕府办洋务,到支持维新与革命,一直在探求国家之自强。但其救国理想在现实面前屡屡受挫,晚年意冷心灰,闭门著述。由积极"入世"转入消极逃避,反映了他对仕途的厌倦,折射出近代士人救国理想破灭后的失望与无奈。

汉代的易学与史学

两汉时期,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易学也得到迅速发展,并对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陆贾、司马迁、班固、荀悦等著名史家深受易学的启迪和濡染,其史学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易学思想。汉代易学的发展为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而史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易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易学与史学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推动汉代学术不断前行。

鲁迅、钱钟书翻译思想比较

对于翻译,鲁迅和钱钟书均有着独到的见解,其中亦有契合之处。他们对信、达、雅中的达与雅都持有异议;在归化与异化上虽有不同的取舍,但在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上看法却越于一致;对译中之讹的态度,更是发人深醒。他们的这些论述,对当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研究仍然具有启发、借鉴意义。

阿Q的“解放”与启蒙的“颠倒”——重读《阿Q正传》

以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的分析为出发点,重读《阿Q正传》。可以看到:小说关于"阿Q姓什么"的讨论,构成了"作者"为阿Q"做正传"的起点;关于"阿Q想姓赵,赵老太爷却不让他姓赵"的叙述,构成了阿Q整个生命故事的起点;然而更重要的是,倘若把《阿Q正传》视为鲁迅对"辛亥革命"最深刻的反思,那么他就通过对"阿Q姓什么"的讨论和对"赵老太爷不准阿Q姓赵"的叙述,将"乡里空间"的崩溃作为反思"辛亥革命"的起点。这样来解读《阿Q正传》,并非要证明鲁迅先知先觉般地反驳了从"乡里空间"到"各省之力"的"辛亥革命新论",而是要揭示出他深刻地预见了"乡里空间"崩溃所带来的悲剧性与革命性并重的后果,也就是从原来似乎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的宗法制社会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放逐出、驱赶出一批又一批"阿Q"式的人物,他们就像一群又一群游荡在荒野上的孤魂野鬼,从而使得阿Q的"解放"构成了重新理解"启蒙"的关键。

《新青年》编辑约稿与鲁迅现代小说的诞生

鲁迅成长为新文学作家,是诸多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新青年》编辑的约稿对鲁迅成为新文学作家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新青年》编辑钱玄同向鲁迅约稿,使得期刊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在这种新生产方式的制导下,作者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便继承了期刊的文化立场;编辑所编发出来的作品便体现了期刊的文化诉求;读者所阅读的作品便渗透了期刊的文化期待。《新青年》正是在这种期刊生产方式转变的基础上,才向"名不见经传"的潜在作者鲁迅约稿。这种新的期刊生产方式,既改写了潜在作者鲁迅的人生轨迹,又改变了《新青年》在文化发展历史上的边缘地位,同时也促成了作为接受主体的学生对新文化启蒙运动的认同和发扬。

略论司马迁的循吏观——以《史记·循吏列传》为中心

《循吏列传》是《史记》的"人物类传"之一。司马迁在《循吏列传》首次使用"循吏"之名,提出奉法循理、恪守本职是循吏的基本要求。《史记·循吏列传》记叙了春秋战国时期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等五位"循吏"的事迹,向世人展示了以礼、以德来治国为官的例证,体现了司马迁独特的循吏观:崇尚"德治";强调"奉法循理";推崇"因循""无为",树立了一种衡量吏治的价值标准,表现对"贤明德治"的政治期待。

遣使巡行制度与汉代儒学传播

汉代中期以后,在政府的主导下,儒学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其中"遣使巡行"制度就对儒学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政府遣使巡行采风的主要目的在于察风俗、体民情、宣教化,甚至举贤良,意在将皇帝关怀下民之情传布四方。其政治前提就是充分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特色,为因俗施政做准备;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化民成俗"施政方针,实现儒学的社会化,推进文化的"大一统"格局。

鲁迅对司马迁及《史记》的洞见与误读

鲁迅与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相距二千多年的两位文化巨擘。司马迁及《史记》对鲁迅的思想、文学创作等方面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鲁迅对司马迁和《史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司马迁是"文豪"和"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真知灼见。但鲁迅的论述也存在一些偏谬与误读,如指认司马迁是"道家",因记忆错误而张冠李戴等。总而言之,鲁迅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说,可谓洞见与误读并存。

人性透视与文化批判:鲁迅、钱钟书小说主题之比较

鲁迅和钱钟书的小说在人性透视和文化批判上都显示出鲜明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他们的小说均以苛刻的标准过滤传统和现代视域中的人生百相,由表及里地揭示人的生存和精神困境,其清醒的批判意识与深刻的反思精神能够提升文学彰显人性和世界的审美品格。

试析章门弟子的内部分化

在章门弟子内部,曾发生了一些严重分化。其中,黄侃、汪东、吴承仕等人与其他同门的矛盾,主要是因为思想分歧、个性冲突以及籍贯不同引起的;而鲁迅与钱玄同的分道扬镳,则是由于他们后期思想的差异和人脉关系的纠葛所造成。尽管如此,他们相互之间的评价仍未远离学术的轨道,他们的同门情谊也并未完全泯灭。今天看来,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客观公允、不以人废言的精神显然值得后人景仰。

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和发展

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还表现在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对民国教育有着诸多的想象性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想象性书写既有对民国教育的现实反映,又有对民国教育的未来期许,还有对民国教育的深刻反省,这由此使得民国教育体制与文学书写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关于民国教育的想象性书写的方向转换,既隐含了对西方文明的反抗乃至反拨,也深潜了中国现代文学向传统的回归乃至皈依,这既是民国教育体制从反叛传统向整合传统转向的结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之后合乎发展逻辑的结果。

钱理群的鲁迅研究思想述评

钱理群的鲁迅研究独具特色之处就在于,采取了“单位观念、意象”研究方法,对鲁迅文学世界中最具鲁迅个性色彩的单位观念、单位意象进行文本细读,把握鲁迅深邃复杂的精神与心灵世界。同时,在对鲁迅文化精神探寻中观照现实,对现实进行严峻而理性的反省,在对历史与现实的上下求索中,达到与鲁迅的精神与生命的感通与交融,凸现其“不合适宜”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与精神追求。

荀爽“乾坤坎离”说浅议

“乾坤坎离”说是研究乾、坤、坎、离四卦关系的学说,先儒对此内容多有涉及。其中东汉易学家荀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周易》中的乾坤坎离四卦与阴阳观念相结合,融卦气于象数,阐发了他的“乾坤坎离”思想。本文对荀爽“乾坤坎离”说的内容、渊源以及意义等方面做了初步的探讨。

鲁迅与1980年代思潮论纲

鲁迅研究奠定于中国革命时期,在1980年代形成了之后的第二次高潮。1980年代王富仁研究模式取代陈涌模式意味着中国启蒙主义在鲁迅研究界终结了革命文化对鲁迅的权威解释。启蒙主义使用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概念来描述鲁迅的反封建思想,回避了鲁迅与中国社会进程的诸多研究课题。1980年代钱理群的鲁迅研究主要通过《野草》等文本呈现了鲁迅的心灵世界。对鲁迅的"中间物"思想的阐释构成了1980年代鲁迅研究历史的重要环节:鲁迅研究框架由启蒙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提出了启蒙主义无法包容的价值命题,汪晖、王晓明等研究者通过对鲁迅的阐释揭示了1980年代的认同危机,但现代主义的提问方式无法与鲁迅研究历史形成有力的对话,也无法结合中国社会变动与发展来讨论鲁迅的思想,最终现代主义以对鲁迅的否定和对价值问题的简单解决终结了1980年代的鲁迅研究。

论鲁迅对司马迁的认同与超越

本文解读了鲁迅对司马迁的评述,并以《故事新编》和《史记》为例,从悲剧英雄情结、复仇意识、“寓庄于谐”的艺术手法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鲁迅的影响以及鲁迅对司马迁的超越。杂文和《史记》分别作为鲁迅和司马迁文学世界的主体,在艺术上都讲究含蓄美,畅达明朗,然而鲁迅的杂文更追求诗情和诗美,体现出高深的文学造诣。

鲁迅与钱钟书翻译主导思想的比较研究

鲁迅和钱钟书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探讨上颇有建树。他们对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虽有不同的取舍,但在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上看法却趋于一致;他们的这些论述对当今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研究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钱穆荀学研究述略

钱穆早年精研先秦诸子学,荀学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且成果丰硕。然而,这部分成果迄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亟待总结。从荀子生平之考订、《荀子》文本之辨析、荀子思想之抉发三方面对钱穆荀学研究进行述评,以期引起学界进一步的研究。

钱理群:当代思想者的“典型”——以《心灵的探寻》为中心

以作为思想探索起端的《心灵的探寻》为肇始,钱理群先生扎实厚重的文学/思想研究实践,具有相当明晰的"思想者"的自觉。钱先生以毛泽东和鲁迅、周作人等现代作家为思想资源,发现自我,叩问时代,以个性和时代的双重激情,瞩目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大变革,并最终以公民身份超越了"知识分子和民众关系"的二元对立,在一个更高层面解决了其所谓的"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

钱理群的学术个性:自我介入式研究——以《周作人传》为例

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是对周作人进行全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钱理群自身学术研究个性的重要体现。其不仅为读者呈现了周作人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且还呈现了另一个激情燃烧者的形象,即传记作者钱理群。钱氏《周作人传》强烈体现了传记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凸显了钱理群自我介入式研究的学术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以鲁迅为底色和对传主心灵史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