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数据挖掘研究钱英辨治慢性乙型肝炎用药规律

目的通过数据挖掘方法分析全国名中医钱英教授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用药规律及学术思想。方法回顾性收集钱英教授2000年3月-2020年12月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医案168则,采用名医传承辅助平台多维度分析其处方用药的性味归经、核心方药及药物群组。结果168则医案涉及患者168例,中药227味,总频次为2158。性味归经特点显示,药性以寒性最多,药味以苦味居前,归经以肝经为主。挖掘得到34味高频药物(以补虚药、清热药、活血化瘀药为主),28味核心药物,10对高共现药对,10类潜在药物群组。结论钱英教授针对慢性乙型肝炎本虚标实病机,治疗尤重补虚;常从肝论治,同时强调肝脾肾同调;以补虚、清热、活血化瘀为主要治法,随证佐以祛湿、行气、化痰、开郁、解表等治法;重视体用同调;善多法联用。

基于数据挖掘探析钱英辨治肝硬化用药规律

目的通过数据挖掘方法分析钱英教授治疗肝硬化的辨治思想及用药特点,为慢性肝病、肝硬化的临床治疗提供思路与方法。方法采集2007年2月-2022年1月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钱英教授门诊治疗肝硬化病案,及2020年以前公开发表文献中钱英教授治疗肝硬化的相关病案,经数据筛选、数据规范等处理,建立标准化医案数据库。利用古今医案云平台2.3.5进行数据分析,探索钱英教授治疗肝硬化常用药物及其属性,以及核心处方等。结果共纳入医案185则,涉及处方185首,中药266味,核心用药为黄芪、丹参、郁金、白芍、当归,药性以微寒、寒、平、温为主,药味以苦、甘、辛为主,归经以肝经、脾经、肺经为主。所用药物功效以利水消肿、清热解毒、清热凉血、活血祛瘀、消积止痛为主。分析出2个核心处方,计算出8个常用药对和其中的中药-证候关系。结论钱英教授治疗肝硬化强调以和为顺,注重寒热并用、性味合参,重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之品祛除病邪,同时注重扶助正气,养血、逐瘀、搜络并用。

钱英教授治疗慢性病毒性重型肝炎经验介绍

钱英教授治疗慢性病毒性重型肝炎,依据肝体阴用阳的理论及慢性重型肝炎的临床特征,认为体用同损是该病的关键病机,提出体用同调治疗慢重肝的辨证思路,即在肝"体用同病"之时,既要补益肝阴和肝血之物质基础,还应加强肝阳和肝气的机能作用。临证论治注重益肝用与补肝体并重;疏肝理气与顾护肝体并施;标本同治,顾本重于祛邪;并强调中西医结合治疗。取得显著疗效。

钱英教授“截断逆挽法”治疗慢性重型肝炎的思路与方法

钱英(1937-),男,天津市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系,现任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管理局中西医结合肝病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客座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兼内科肝胆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委员,《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编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医杂志》编委《,中国中医急症》编委。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70年开始跟随关幼波教授从事病毒性肝炎的临床诊治工作,为关教授学术继承人之一。1981年完成了“关幼波教授肝病电子计算机诊疗程序”科研课题,获北京市科技成果一等奖。1986年获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承担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八五”攻关课题研究,相关课题获199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主编《肝炎论治学》等三部著作,参编了《临床中医内科学》等两部著作,发表了“乙型肝炎论治”等二十多篇专业论文。1984年以来,共主持召开了十次全国性中医肝病学术研讨会,主持研制的治疗慢型乙肝炎系列中成药(3种)于1990年通过国家新药审批。自1987年调入北京联合大学中医药学院(现已进入首都医科大学)任业务副院长十多年,1999年被国务院授予“教育工作有突出贡献奖”。2002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为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王运熙先生对钟嵘《诗品》研究的贡献

王运熙先生的钟嵘《诗品》研究,对于《诗品》中某些难解而历来多有争议之处,如某诗人源出于某之义例、陶潜源出于应璩等问题,以"释古"的态度,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对于钟嵘所持的思想艺术标准,坚持实事求是,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研读王先生的论述,不仅能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正确认识,而且在研究态度与方法上,也能得到可贵的启示。

清中叶蒙古族和瑛家族诗歌创作谫议

清代是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时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蓬勃遽兴,层出不穷。蒙古族和瑛便是个中翘楚,和瑛一门,四世相承,四代文人,其中高中进士的就有三人,且皆有诗集传世。文章纵览各种对和瑛及其家族汉文诗文的研究论著及文章,对其整个家族成员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并且对其家族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文化传承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逆挽截断法治疗慢挂重型乙型病毒性肝炎1例

基于我刊"立足中医临床,指导临床实践,报道学术前沿,传承中医精髓"的办刊宗旨,为了启迪临床思维,开拓临床思路,推广优秀的中医临证经验,我刊隆重推出"脉案精选"栏目。栏目选取当今中医学领域确有专长的中医临床家治疗少见病、疑难病或急重症病脉案,详细介绍病史、中医辨证、西医诊断及治疗经过,并附以主诊专家或医案整理者之临床体悟。脉案是诊疗过程的真实记录,具有中医学特有的个体性及灵活性。捧读医案,参详医者辨证、用药精妙之处,一案中若有一得,则积跬步或可至千里矣。

理解戴震——钱穆余英时“戴震研究”辨正

从20世纪初开始的戴震研究热,历经百年而至今依然。戴震在治学取径、方法论、目的论及批评宋儒诸方面体大思精,论述颇丰。钱穆、余英时作为戴学研究的重镇,他们的观点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某些结论是否成立尚可进一步商榷。

基于IGS网络资源的完备性监测研究

本文从国际知名的高精度数据处理软件BERNESE软件入手,选择欧洲三个IGS跟踪站2002年1年的原始观测数据,应用IGS网络资源包括GPS精密星历,GPS精密钟差,地球自转参数文件,进行精密单点定位计算,讨论卫星轨道对完备性监测的影响,并将IGS跟踪站视为监测站和用户站,实现对IGS监测站和用户站的完备性监测。

英布其人——司马迁与尚仲贤的论赞及其他

英布是一位武将,其人其事,司马迁《史记.黥布列传》、班固《汉书.韩彭英卢吴传》均有记载与评述。元代尚仲贤依据《史记》、《汉书》的史料,艺术地加工创作了《汉高皇濯足气英布》杂剧一本四折。英布是与韩信、彭越一样被刘邦集团残杀的功臣武将,但韩信、彭越受到司马迁及后人的极大同情,而英布却少有人提及。尚仲贤创作《汉高皇濯足气英布》杂剧,对英布大力称赏,实属难能可贵。

钟嵘《诗品》“陶潜诗源出于应璩”说所受批评考论

钟嵘《诗品》将陶潜列入中品,且以为其诗源出于应璩,这一断语至宋以后颇受人诟病指责。实际上,钟嵘此说之所以会导致宋以后普遍的批评,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应璩诗颇多亡佚,后人不得窥其全貌;二是陶潜诗由晦而显,至宋而极,后人遂以为应璩不足以笼罩陶潜耳。

南音演唱行腔吐字规律管见

本文通过对泉腔 (闽南方言 )韵母种类发音特点的分析 ,以及对意大利语、汉语、泉腔(闽南方言 )基本母音的比较 ,根据泉腔语种的独特性 ,并以这种独特语种的发音为例 ,探讨南音演唱行腔、吐字的基本规律和特殊规律。

《史记》“以吕易嬴”叙事与司马迁的“国嗣”忧思

司马迁在《史记》“以吕易嬴”叙事中,运用“互见”笔法,塑造了吕不韦、春申君、嫪毐、李园等通过改变他人血嗣谋夺政权的人物群像,并将他们的行为与对“国嗣”发挥关键作用的后妃的事迹“耦合”起来,揭示了专制权力传承的内在困境。司马迁如此运笔,是因为“国嗣”危机也是深刻影响他所处的西汉时期政治生态的现实问题。《吕太后本纪》《外戚世家》等篇的设立、书写反映出他对现实的深切忧虑。“巫蛊之祸”和“王莽篡权”等事变的发生,不但印证了司马迁对于“国嗣”忧虑的现实针对性,也显示出他洞察古今的卓越史识。

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以钱文辉随笔集《往事踪影》为中心

本文以北京大学中文系校友钱文辉随笔集《往事踪影》为中心,回顾了上世纪五零年代下叶的北大人文教育的氛围,尤其是名师与学子们共同造就的校风学风,最后叙述了作为当年学子,作者"行万里路,读无字书"的行旅收获。

钱英教授治疗自身免疫性肝炎经验

本文从病因病机、临床思辨、常用方剂、擅用药物等方面阐述钱英教授治疗自身免疫性肝炎经验。钱英教授认为自身免疫性肝炎的基本病因病机为先天禀赋不足、后天体质虚弱,因情志不遂、感受风邪、湿邪、毒邪等邪而发病;瘀血、痰浊、水饮等病理产物促进自身免疫性肝炎(AIH)复杂加重。治疗前应辨别体质,纠其偏颇,及早预防;治疗方法强调体用同调、肝肾同治,顾护中州、扶正祛邪。其中扶正以健脾胃、滋肾水、养肝阴、和肝血、柔肝体为主,祛邪以疏肝气、解肝郁、逐肝瘀、通肝络、调肝用为主。方药常选用一贯煎合四物汤加减,擅用金雀根调节免疫、保肝护肝。

从阳虚论述盗汗

盗汗一症临床多见,但医家多以阴虚立论。笔者着眼于阴阳,阐述汗的生成、阴虚阳虚的形成、寤寐时阴阳的转化,辨证盗汗属于阳虚证。

文征明《窗前鸣佩》手卷考论

文征明,“吴门画派”创始人之一,与唐伯虎、祝枝山、徐祯卿并称“吴门四才子”,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其诗、文、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当世名气极大,声望极高。后人仿造文氏手笔相当多,手法各式各样,情况复杂。《窗前鸣佩》手卷,一级珍品,蕴含着时代特征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

何迁本《临川先生文集》成书渊源考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迁所刊《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简称"何迁本"),是明以后王安石文集诸版本中影响最广的一种。但关于该本的底本及其成书过程的相关问题,却少有论及。围绕此点出发,该篇主要考辨了以下问题:一、今存何迁本有前印本与后印本之分,前人因未曾区分何迁本的前印本与后印本,而误认何迁本的前印本为应云本;二、何迁本底本,非如前人所言出自单一底本,而是由杭本和应云本共同构成;三、通过考察王珏《临川先生文集跋》和詹大和《王荆公年谱》,得出何迁本应非是詹大和本的翻刻本的结论。

“三不朽”的关联及其属性探究

春秋时代穆叔(叔孙豹)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但并未对此作进一步的解说,尤其三者的主次、属性等均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论证对三者的意涵界定和关联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穆叔在提出"三不朽"时三者是并列关系,并无高下之分;孔颖达在注疏《左传》时明显地认为立德高于立功、立言又可能在立功之下;钱穆等则认为立德较高,其余二者不分轩轾;倘若从儒家重德的立场来看,立德当属最高,立德、立言皆应受德的制约,且二者只要遵循德的制约,性质难以区分高下。"三不朽"需要一个人在生前完成,是重在现实社会与社会群体,属性是入世的;"三不朽"所谓不朽,仍有时空的限制,与所立之德、功、言的影响有关,属性是重质量的;

“盐阜经验”与阿英的苏北文化实践成就探究

1941—1945年,阿英(钱杏邨)在苏北盐阜根据地战斗生活了五年。“盐阜经验”为阿英的根据地文化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源、文化借鉴及创作灵感。抗战文化实践、盐阜地方文化考察及新四军戏剧建设与理论探究建构了其三位一体的苏北文化实践成就,为立体探究阿英文学生涯的“承上启下”性提供了可靠路径,也是研究苏北文化史料的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