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的顶峰——钱钟书《谈艺录》的历史地位和治学启示

钱钟书的《谈艺录》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思维模式 ,站在中西文化、中西诗学的交汇点上来探讨普天下共有的“诗眼”、“文心”。这种“打通”式的研究使得《谈艺录》不仅在内容上 ,更在方法论上成为中国诗话史上难以逾越的顶峰。钱氏渊雅浩博的学力和洞微烛隐、老吏断狱的眼力为他从事“打通”式研究提供了可能。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敢向历代名家论短长的学术魄力 ,更体现了钱学独有的魅力。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颇有启示。

文学阐释与心理分析——钱钟书文学阐释思想研究之一

在钱钟书的文学阐释思想中,文学作品的"阐释循环"过程应包括心理分析,只有洞察"典型心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字词的意义、了解作者的修辞、把握作品的宗旨、判断作品的内容。此种思想的依据是认定不同作者、不同时代甚至不同文化之间"心理攸同",这是钱钟书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主张。钱钟书的这种文学阐释思想对于西方阐释学中关于"心理学解释"的争论具有启迪意义。

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之比较

陈寅恪与钱钟书同为中国20世纪罕见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巨人。他们在学术品格、治学兴趣、语言工具、材料基础、文化取向、打通意识、史诗关系和诠释向度等众多方面都既有惊人的类同之处,又有显著的不同之处。故探讨和比较两人的同异之处,找出其中所潜藏的规律性的成功经验,对当代学人无疑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化境”背后:钱钟书的文本价值论

钱钟书在讨论翻译问题时所采取的是观察家角度,他提出“化境”的本意并不在于为翻译行为设定唯一正确的标准;他认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可以分离,翻译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起着重要作用。从钱钟书暗喻的文本价值论来看,可以推断出他对文本竞争和语言竞争的提倡。

用符号学推进诗歌研究:从钱钟书理论出发

符号学不仅是当前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显学,而且也是当今诗歌研究的重要方法,只是在中国国内,很少有学者做这方面的尝试。但有一个例外:钱钟书先生多次在讨论中国古典诗歌时应用符号学的观念,可惜的是至今这笔宝贵财富没有人加以阐释和发展。介绍罗曼.雅克布森、罗兰.巴尔特、R.P.布拉克墨尔、迈克尔.里法台尔等人的符号学诗歌研究,并将国外的研究与钱钟书的观念作对照,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例子,说明这些原理的普适性。

钱钟书的陆游诗歌研究述略——文学本位研究的范例与启示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中,有很多对陆游诗歌的成就、风格以及优劣之处的精到的评价和论述,这些评价论述对学术界更加深入全面研究陆游有很多启示;钱先生在研究陆游以及其他众多诗人时,采用的都是实证的方法与比较的方法,这些方法并不新异,但却得出了令人信服、出人意料的论点;钱先生在研究诗人时,时刻关注的是诗人的“作品”,是作品的“文学性”,这是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为真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

重新解读钱钟书的翻译思想

钱钟书提出的"化境"概念既传承了中国传统艺术哲学,又吸收了西方的艺术思想;既阐明了翻译艺术的特点,又揭示了艺术创造的普遍规律。"化境"不仅仅是翻译标准,还道出了文学翻译艺术的本质,即原文之美与译文艺术表现方法的一致性,有本体论意义。只有结合钱钟书的艺术观和其他零散的翻译思想,才能更好地了解钱钟书翻译思想的内在逻辑和系统性。

“失本成译”和译之“化境”:钱钟书的翻译文本观

在钱钟书所有文艺学研究中,有关翻译的论述所占篇幅极少。然而,相比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对翻译问题的关注算是持久和深刻的。关于钱钟书的翻译思想,我们大致可以用三个关键词进行概略:"换器弹曲"、译之"化境"和"失本成译"。"换器弹曲"乃译之名,译之"化境"乃译之归,"失本成译"乃译之实。"失本成译"是钱钟书对翻译史上翻译文本总体面貌的概括性描述,亦是钱钟书整体翻译观的核心;译之"化境"则是他对翻译概念特别是文学翻译属性的理论性规定。用"归化"顺畅的目的语表达换易原文从而使译本臻至"化境"固然是文学翻译的使命和理想,然而"化境"的"丰满理想"时常遭遇"无失不成译"的"干瘪现实"。

钱钟书《围城》与西方反讽诗学

钱钟书的《围城》深受西方反讽诗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他的小说创作喜欢运用反讽的修辞技巧,而且表现在反讽成了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总体性生命感受,无论方鸿渐人生之旅的圆圈结构、三次出现在作品中的"船"的意象,还是那只永远跟不上时间步伐的古老闹钟,都是钱钟书为人类文明的存在方式和人类生存困境所设的反讽象征。钱钟书小说对于人生和存在的深刻思考,以及在此思考中所突出的反讽者的主观意识和个性色彩,都说明他的反讽乃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反讽。

解读钱钟书的文化翻译批评

文章从文化翻译的定义出发,探讨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的文化批评特点.一般认为,钱文的重点在于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本文指出这是一种误解.钱文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提出翻译标准,而是一篇深刻的翻译评论,文中采用的批评方法既有语言层面的对照,更有文化层面的批评,对当今开展文化翻译批评有着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当然,科学的批评标准体系的建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钱钟书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从《围城》说开去

钱钟书所言的“围城”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围城”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围城” ,走出传统文化的“围城”意味着钱钟书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追求 ,打破西方现代文化的“围城”暗示了钱钟书对现代性所造成的负面效应的批判。钱钟书的围城就是每一个现代中国人的围城 ,走不出传统文化围城但极力想走出传统文化围城 。

用事不使人觉的完美境界——钱钟书用典研究之一

联系典故的性质、类型、特点及钱钟书的用典理论研究其在创作中的用典实践。认为钱钟书厚积薄发,学化为才,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满腹的诗书故典与自己的生活阅历结合起来,化而用之,达到了一种隶事与否,读者不知,作者也不自知的境界。这是其学人小说、学人散文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其运用典故的一种美学追求。

钱钟书《围城》中作者女性偏见原因探析

《围城》是一部备受瞩目的小说,其作者钱钟书先生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文化昆仑"。然而在这部广受赞誉的作品中,作家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时存在很大的偏见。《围城》创作中产生女性偏见的原因,一是目的性:作家独特的创作目的决定了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二是民族性: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对"中学为体"的钱钟书不可估量的影响,三是时代性:作家所处的时代无法逃遁的男权社会下作家的群体无意识。

论钱钟书的幽默观

钱钟书吸收各家幽默理论的长处而形成了自己较为合理的幽默理论体系 ,即在承认幽默主体具有高度的机敏和智慧并具备诱发幽默感的客体对象这两大前提条件下 ,从主体内心世界着眼 ,强调幽默是一种脾气、性格或心态 ,具体表现为具有高深修养的了悟世事人生的超越感或优越感和对人生、命运采用“一笑置之”的游戏或自嘲的态度。最理想而纯正的幽默表现为智者哲人的有会于心的微笑。幽默具有流动飘忽、变化不居的不确定性 ,不能固定为模式 ,因此不可摹仿和提倡。

从《写在人生边上》看钱钟书散文的风格与魅力

钱钟书是著名学者和散文家,其广博知识、强大思辨能力,以及独特的文体,都引人瞩目。这一切突出表现在他的《写在人生边上》一书中。钱钟书的创作体现出一种绝顶的聪明与睿智。他的幽默与讽刺不仅仅作为形式和技巧而存在,同时它还是一种精神,体现出创作主体的超凡心境和博大胸怀,具有一种所向披靡的力量。

钱钟书——现代人性的思考者与表现者

由于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钱钟书对人性的认识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的人性论有了本质的区别。他自觉地运用这种现代思想来剖析、表现复杂的人性,知识分子形象的选择、讽刺批判手法的运用,无不与其对复杂人性的深刻认识密切相关。

论比较文学者四大“研究向度”——兼论于连、曹顺庆对钱钟书“共同诗心”研究价值的批评

百年来,比较文学纷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比较学者'研究向度'的分异。'研究向度'是指个体比较学者潜在、不自觉、难以被自己所觉察的研究偏向。基于'平行'与'影响'两大类型以及'趋同'与'趋异'两大方向,'研究向度'可四分为:平行/趋同、平行/趋异、影响/趋同与影响/趋异。比较学者一般在这四向中偏向其一,不同'研究向度'具有等价性。但长期以来,由于比较学者'研究向度'意识的缺失,时常导致对'异向'者的误读与指责,如于连、曹顺庆('平行/趋异')对钱钟书'共同诗心'('平行/趋同')研究价值的批评与否定。'研究向度'的系统揭示,可使比较学者重审本己与他者'研究向度'的差异,实现对本己的超越和对他者的接纳。

论钱钟书翻译家身份的阐释与建构

钱钟书的学者和小说家身份被学术界所认可和接受,但他的另一种重要文化身份——翻译家,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实际上,钱钟书是具有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双重支撑的翻译家。他的译论出自其论译专文、谈译片段、涉译序跋和论译书札等30余种文献;其翻译实践主要表现为散见于《谈艺录》和《管锥编》中6种外语与汉语之间的征引译释,合计4,000余条、近30万字。"言"为心声、"行"为心表,翻译言论和翻译行为反映其翻译思想。文章从中国传统文章学、对比翻译等角度来探讨钱钟书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描写并提炼其征引译释中"借译为文""夹写夹译"的学术写作模式和译释策略,阐释其翻译思想"妥协、竞争、突围"的层次性特征,建构以"失本成译""文章正轨"和译之"化境"为要素的翻译思想体系和其翻译家的文化身份。

论“内通”非“通感”——钱钟书道家通感论接读

通感是文艺学上的一个核心话题,道家哲学亦为中国历代文艺家所青睐。在通感问题上,道家的见解如何,换言之,道家通感论有何特点,既是一个文艺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钱钟书的《通感》一文以及其《管锥编》第二册"列子张湛注"编("黄帝"),对通感与庄子(耳目)"内通"关系的研究,为我们深入探讨此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在这两则文献中,钱钟书将庄子的"耳目内通"说成是文艺学上的"通感"。此说流传甚广,堪称"典论"。文章认为,二者不可如此简单地等同,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通感"属于庄子"内通"的初级阶段,而"内通"则是对"通感"的扬弃。将庄子的"内通"视作"通感",是对庄子的浅化。如同在老子那里,庄子的真髓也是"无",只有从"无"(感官)的角度理解"通感",才会意识到,如果说道家也有"通感"之论,那它只是被安排在一个初级位置,更等而下之的是"耳目不通"。文章虽起于对钱氏之将"内通"与"通感"相混同的质疑,但最终则是勾勒出道家通感论的基本结构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