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文献学成就三论

钱基博是近代有名的国学大师,他一生藏书、读书、著书、教书,重视文献的搜辑、整理和研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文章尝试总结钱基博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重点考察其在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思想方面的贡献。

试论钱基博的文献学研究与贡献

文章以钱基博先生的教学实践为背景,分别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重新评价了他在中国文献学史上的卓越贡献。钱基博先生一生,不仅非常重视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而且成果丰硕,贡献巨大。其《古籍举要》一书,前十一卷以经籍为纲目,后六卷以学术为论衡,提要钩玄,创见叠出,是上世纪30年代最具学术特色的目录学著作之一;《版本通义》则为版本学构建了一套系统而完整的学科理论体系,被今人誉为学术界版本学派(侧重学术源流)的"开山之作";而他关于《文心雕龙》、《诗品》、名家五种等经典要籍的《校读记》,既校勘善本,又阐发旨趣,皆大有功于传统国学之弘扬。放眼20世纪中国学术史,如钱氏这般极其重视文献学以指示后学者,并世学人当中实无第二人,足与梁启超比轩轾,允称现代文献学大家。

钱基博国学观及其特色

自晚清"国学"一词风行以来,给其所下的定义,为数不少,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更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在这些理论当中,钱基博先生的国学思想可谓独树一帜。他认为"国学"即"国性之自觉",我们学习国学的目的,乃在于"发国性之自觉,而纳人生于正轨"。不仅涵有"精神国防"之意味,而且充满了人生哲学的"正能量"。基于这一认识,分析钱先生一生的国学活动及其言论,可从五个方面总结其国学观的主要特色。

开诚宏道 立教育人——钱基博先生在国师的学与行

从原始的史料出发考察钱基博先生在国立师范学院的学与行,从襄助草创学院、合谋院务推进、忠于教学职守、慨兼学生导师以及瘁力学术研究等方面阐述其开诚宏道、立教育人的学行志旨。

古文家钱基博对文学革命的退让与反击

对于文学革命、新诗运动以至新文化运动的意义,自发端之初以迄当代,素有争议。作为古文家和认同"中体西用"思想的开明守旧派,钱基博对胡适及其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和新诗运动经历了由退让到反击的转变,彰显了中国新文学史单向叙事的否定之维。他在出版于1930年代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沿袭"甲寅派"的观点将胡适暗比"不思道德"、诡谲多诈的汉代权臣朱博,又在同时期劝诫其子勿效胡适、徐志摩,而应学习南朝名臣王僧虔在乱世的"处法";对于闻一多、朱湘等新诗人提倡格律、用典和模仿古人,他认为是"新体诗之穷而当变,思复其初"的征兆。本文探讨了钱基博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新诗运动的评价,揭示了他对文学革命所持态度的微妙转变,并对其守旧诗观加以反思。对于新诗的体例与新诗的成就,笔者认为,天道有常,文体代兴,不为格律、声韵所缚的自由诗乃新诗主流,其中佳制,实非胡适、周作人等人尝试之作所可及。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闿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又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桃花扇》成书问题辨正

关于《桃花扇》创作成书的记述和研究中存在不少错误。李详《脞语》中所说的孔尚任借寓枣园创作《桃花扇》、与李清共赏之的事,既不符合人物生平,又存在地理错误。晚清民国时多人关于孔尚任在泰州创作《桃花扇》的记述没有任何可靠的文献依据,因而不能被采信和接受。解瑶为《桃花扇》"按节终卷"的记载也值得怀疑。《梁溪诗钞》顾彩小传中所谓的顾彩乃是《桃花扇》的真正作者的说法和钱基博对此的分析、赞同也是违背客观事实的。

论钱基博的韩愈古文研究

钱基博淹贯四部,尤精集部之学,以《韩愈志》《韩愈文读》为代表的韩愈古文研究就是其中的标志性成果。遵循在文学史系统中考量研究对象的研究理路,钱基博对韩愈古文创作的背景、渊源、特色、成就、影响及音义、本事、章法结构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探研。这一探研的落脚点可分成内、外两大系统,外部系统着重考察韩愈自身经历、社会遭际、友朋切磋、弟子承衍等因素,内部系统则紧扣文学创作,多层次、多维度地分析韩文。结合内、外两个研究系统,钱氏采取了裁文献、艺术评析、考辨注释、文末辑评等考查策略,并运用排比综合法,从上下、左右、内外等三个主要视角,系统考量了韩文。应当说,钱基博在文学史系统中对韩文所进行的考量、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层次丰富、行之有效的观照体系,其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史研究,颇有借鉴意义。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论略

《现代中国文学史》是钱基博的一部力作。该书主要有"经世致用"下的保守主义思想、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学"观及文史结合三个特点。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民族主义思想存在着客观公正与价值取向的内在张力、文化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开放式的世界民族主义观三个面向,体现了传统儒学与近代西学二者无法分割的交错缠结。

为现代化的民族教育找出精神的新泉——钱基博先生教育教学思想综述

钱基博先生作为一位国学大师,在我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本着传统与现代相连接的态度,一生致力于培养"读书种子","发国性之自觉",努力为现代化的民族教育"找出精神的新泉"。当今社会又处在转型时期,研究钱基博的教育教学思想,对我国目前偏向"实用"的现代科学知识传授、疏于传统的"生活之外意义"的教育教学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钱基博《〈文心雕龙〉校读记》的学术特点述论

钱基博所著《〈文心雕龙〉校读记》,为民国时期《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第十种。从理解文献资料入手,史料与理论并重,追溯韩愈古文运动、周敦颐文以载道的思想源流,开创"比较-发明-总结"的诠释模式,融汇传统经史之学,具有高度的启发性与延伸性,代表了民国时期龙学研究的学术高度。钱基博重视校勘为本的探索,以黄本、嘉靖本、张本、汉魏本为线索,指出讹误,补正阙文,增添了一个新的清代校勘、补辑汇本,足以扩大和充实明清版本的未备之处,有助于后学理解龙学精义。

钱基博的古典文学研究

钱基博,国学大家,古文学家,在古典文学研究上成就卓越。受救亡图存思潮的影响,钱基博的古典文学研究有强烈的变革精神;另外,还志于教学,多讲论古籍、指导读法之研究。钱基博自诩"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故于学术文章利弊得失,"多抉心发奥之论"。他强调治学要有方,重在能会异见同,即同籕异;治学除了贵在发明,亦贵在"化矜释躁",增其学养。

谈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方式

钱基博以"以文体为纲,以作家为目",写作了《现代中国文学史》。该书叙述"现代文人","裁篇同传,知人论世",评论具有整体性、深刻性和生动性。这种评论方式,在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领域应重新加以审视。

关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生平的一组史料之考论

在作者近年进行的《无锡时期的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的课题研究过程中 ,发现了不少有关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在无锡时期活动史迹的材料。本文即是对其中一组史料的考论。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和增订考论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一部用文言撰述的“现代”文学史,其写作起意于1917年,起手于1922年。这两个时间节点恰好分别对应着当时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及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发表,呈现出钱基博这本文学史同新文化、新文学的抗辩和对话关系。然而,《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立场并非简单的崇文言而反白话,它对近代文化有着全面的批判和反思,在四版增订中,这种批判倾向体现得尤为明显。

试论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以《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例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蕴含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承接晚清"经世致用"观点而来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学"观与开放的世界民族主义思想;介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想。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所表现出的这种多歧性与复杂性,究其原因,在个人层面,是其一代人所受到的传统儒学教育的烙印与近代西学的影响二者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交错缠结;在社会层面,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与文化转型不同步的时代背景。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解题及其读法

钱基博是近代着名的国学大师、教育家,著述兼及四部,旁涉百家。近三十年来,随着钱基博著述的整理出版,钱基博生平史、学术史的研究也日渐增多,尤其是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最为突出。本文略仿钱氏"解题"体,试图较为清晰地论述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展现的对"现代"、"文学"、"文学史"的阐释,及随着时代的推移,学人对钱基博这种"现代文学史"观的反思。

钱基博国文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

钱基博先生是一位有思想的教育实干家,长达44年的从教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国文教学经验,并形成多部著述。其中对国文教学的目的、国文教材的选择、国文教授的程序均有详细的阐述。研究钱基博的国文教育思想有助于我们从中吸取智慧,为现代语文教学提供可资参考的建议和启示。

钱氏家族家训的文化实践——以钱基博、钱锺书为中心

家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细胞,经由家族长时间积累、沉淀而形成的家训,不仅是家族文化的外在显现,更是家族成员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钱氏家族素有"苏南望族"的称号,千百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与钱氏家族所秉承的家训不无关系。钱基博、钱锺书父子承续钱氏家训,将钱氏家训作为自身文化实践的价值导向,通过以诗书传家、以德传家、以高远之志传家、以忠传家等内容为基本准则,进而呈现出钱氏家训的教化功能、家风形塑功能以及社会整合的功能,体现了钱氏父子将"道统"融入家庭教育,有机地将个体道德伦理与社会责任担当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两昆仑"现象。

钱基博史传创作的学术来源、贡献和局限性

以纪传体为核心的史传写作,是中国重要的学术传统。钱基博一直坚持史传体例的创作,留下几百万字的学术成果。探讨钱基博史传写作的学术来源、贡献和局限性,有利于明晰其学术的得失利弊。综合来讲,其史传有三个学术来源,分别是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韩愈等人的碑传思想和方志中的人物志目。在学有根基的基础上,钱基博通过体悟传统文论和文法,文心中求史通,为学术界贡献良多。传统史传有自身局限,一事散存于多人记述,很难完整呈现历史的因果本末,钱基博史传创作也未能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