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批点《文心雕龙》考

杨慎是明中期重要文人,在明代文坛有很大的影响力。作为《文心雕龙》明代的首个批点本,杨慎批点本反映出杨慎本人乃至明代文学风向之转变,并开启了明代《文心雕龙》评点的潮流,这对明朝中后期的诸多文学流派借鉴、继踵六朝之风均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前人对批点本成书时间并无深入研究,忽略了杨慎其他著作中对批点本的征引及杨慎生平经历中存在的确定撰作时间的线索。考证可知,杨慎批点《文心雕龙》在嘉靖四年,这展现了杨慎与张含文学交往的一个侧面,印证了杨慎文学研究重心自先秦两汉至六朝的转变,以及其强调“情”的价值、将风雅传统与六朝绮靡风格进行弥合的尝试。

基于“龙雷之火”理论浅析温潜法治疗脓疱型银屑病

脓疱型银屑病是银屑病中病情较重的一种类型,病因涉及遗传、免疫及感染等多种因素。目前,中医多从“清热解毒”“凉血消斑”等方面着手,然而在临床上以此治法诊治小儿、老年或久病脓疱型银屑病疗效欠佳。“龙雷之火”是一种病理状态,因命门火衰、脾阳亏虚,致阳气衰微、阴霾弥漫所表现出的虚阳浮越病证,本文基于“龙雷之火”理论,以“水寒不藏龙”为小儿、老年或久病脓疱型银屑病的病机要点,温补脾肾以治阳虚之本,潜镇固摄以治浮阳之标,使“龙雷之火”安守其位,阴平阳秘,精神乃和,病便自安。本文以“龙雷之火”理论为切入点,浅析温潜法治疗小儿、老年或久病脓疱型银屑病的应用。

熊岳城温泉遗址的早期考古调查与研究——以泽田四郎作的著述为中心

熊岳温泉遗址位于辽宁省营口市盖州市熊岳镇东南、陈屯乡和平村西北处温泉村,熊岳河北岸台地之上,为东北地区一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的战国至秦汉时期城址。1942—1944年,泽田四郎作对温泉遗址进行了首次科学考古调查和研究。他详细调查了温泉遗址一带的地理环境、遗迹与遗物分布现状,收集了一批珍贵的战国秦汉时期遗物,全面记录了温泉遗址的文化面貌,同时参考同时期鸟居龙藏、稻叶岩吉等日本学人著作,对温泉遗址的年代及性质提出了重要观点。

前癃通对大鼠前列腺增生组织中内皮生长因子表达的影响

目的通过免疫组化、原位杂交等实验方法观察前癃通对大鼠前列腺增生组织中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的影响,从转录和翻译水平探讨其治疗的分子机制,促进前癃通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中推广应用。方法60例SD大鼠分成空白对照组,模型组和前癃通低、中、高剂量组和癃闭舒组,采用免疫组化和原位杂交的方法观察各组大鼠前列腺增生组织中VEGF阳性表达情况(所有图像均采用MIAS图像分析系统观察分析)。结果6组大鼠前列腺组织中VEGF平均灰度值、积分光密度、阳性细胞总面积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模型组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P<0.01),前癃通低、中、高剂量组及癃闭舒组大鼠前列腺组织中VEGF各检测指标与模型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前癃通高剂量组灰度值、积分光密度、阳性细胞总面积均低于癃闭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前癃通可以降低大鼠前列腺组织中VEGF的阳性表达,高剂量较低剂量的影响更明显。

艺术玻璃和装饰玻璃

阐述了艺术玻璃和装饰玻璃的内涵、特征和分类.着重评述了中国乾隆玻璃（乾隆王朝,公元1736～1795年）和仿乾隆玻璃的成分和制备.

论乾隆朝清廷对东北的封禁政策

清初清朝统治者为恢复东北地区残破的经济,积极鼓励汉族民人出关开垦土地,而当汉族民人大量涌入东北地区后,清廷又于乾隆五年颁布旨在阻止汉族民人出关的封禁政策。封禁政策集中体现了清朝首崇满洲的基本国策,对东北地区的发展无疑起到阻碍作用,这种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策最终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清乾隆朝时期行政处分制度探析

制度是体现、调整和处理政治领域中各种关系的调节器,处分制度作为其一也不例外。它尤其着重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目的则是“以励官职”、“以儆官邪”。清之行政处分制度,在继承明制的基础上,经历了关外、顺治、康熙、雍正朝的演变,迨及乾隆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修定了行政处分法规,制定了行政处分的运作程序,有承袭、有改革、有创立,处于一个基本定型、渐趋完善的阶段。

凭仗君扶大雅轮——从樊榭集外书札一通之考证论厉鹗在雍、乾诗坛的地位

从厉鹗集外一通书札作年之考证入手,以雍正一朝十三年风波迭起的政治局势及相关案狱为背景,勾勒出天津水西庄查氏与扬州小玲珑山馆马氏在“盛世”的雷霆风雨中聚合江浙才杰之士的人文态势及生成之内因,进而透过对野逸诗人群体性与动态性的把握,凸显厉鹗在雍、乾之际文坛的地位,为廓清樊榭在文学史中的面目做准备。

明代名臣刘天和的“植柳六法”

该文认为明代名臣刘天和总理河道 ,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堤岸屡建屡圮。他总结了历代植柳固堤丰富的、生动的经验 ,创始了“植柳六法”。此后明清治河名臣不断继承和发展 ,至今仍有实践意义。“植柳六法”是生物抗洪、水土保持、改善生态环境、营造优美景观的途径 。

“有治人无治法”:康雍乾三帝的用人治国理念

"有治人无治法"蕴含着儒家的最高政治理想,对"治人"在国家行政中作用的充分肯定,体现了古代思想家及统治者的政治先觉。而清朝康雍乾三帝将"有治人无治法"引入用人选官的行政体制,无疑对清朝权力主体及治国方略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古代国家行政过程中,法规与制度始终是作为根本性原则存在的,只是清朝皇帝乾纲独断的风格,往往又随时去"破坏"既定的"治法",最终致"有治人无治法"成为"君道"。而古人所强调的"治人"在政治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

史馆修史与清代帝王文治——以乾隆朝为中心

有清一代,文治总是与官方修史事业联系在一起,清高宗乾隆充分发挥史馆修史的政治功能,通过修纂史书、阐释历史来配合现实统治,达到转移人心、扶植纲常的目的。他设馆编纂《历代通鉴辑览》,宣扬自己的历史观念,借历史事实驳斥“夷夏大防”的正统理论,既确立南明的正统地位,又论证清朝承继天统,通过标榜“大中至正”之道,实现敦化风气、服务现实的目的。他谕令史馆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通过褒奖明末殉节之士,贬斥降清失义之臣,倡导忠义,风励臣节,借助明末清初历史来阐发自己的君臣关系论,适时转换道德角色,重新审论历史上的重要现象和人物,并作出符合清廷根本利益的理论解释,巧妙地把历史与现实统治结合在一起。

乾隆初政与乾隆帝性格

乾隆初政在许多方面改变雍正朝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翻前朝的案,执行乾隆帝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这种改变除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因素,还在于他谋求美誉,树立个人权威。乾隆初政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反映乾隆帝具有高度的政治调适力,也体现出他与康熙帝、雍正帝的不同性格——刚柔相济,执两用中。

试论乾隆三年宁夏府大地震的荒政实施

清乾隆三年宁夏府大地震,是宁夏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灾害之一,造成数以万计的人死亡和房屋、城镇大片面积的毁坏。透过此次地震后的赈济救荒,可进一步探究清乾隆荒政之特点与功效。

乾隆帝与新疆高朴玉石案

本文对乾隆帝查处高朴走私玉石案的始末进行全景式地论述 ,客观审视 ,公正评价 ,以期得出有益的历史启示。

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之役兵源及军费考略

乾隆朝两次廓尔喀之役是清政府在西南边境的两次对外用兵,较之第一次廓尔喀战争,第二次廓尔喀之役不但持续时间长、战线长,而且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一度攻入了廓境,在当时交通运输落后、环境恶劣、边疆尚不安宁的条件下,对于这样一次特殊的对外用兵,清政府如何解决战争过程中军队调用、军需供给等问题,其成为笔者关注的对象。同时也可以了解清代在西南边境的军事防御的基本情况。因此考证兵员的来源、数量、地理分布、军费的来源及消耗数额等问题显得很有意义。

“天赐神佑”:乾隆十三年钱塘江“潮归中门”的过程及其政治意义

乾隆初的两浙塘工是雍正末计划的延续,被冲边滩自然恢复导致北岸涨沙不断。督抚却奏请改柴塘为鱼鳞大石塘,被刘统勋叫停,刘查后却建议循序渐进改建。新抚常安反对而得罪诸臣,新督那苏图决定以间接护岸工程为主并准备重开中小门引河。为官艺术高超的那苏图、刘统勋没有完全停止塘工是因为深知地方视塘工为利薮,不能彻底断了别人念想。中小门引河成功带有很大偶然性,成为当年皇帝眼中的一抹亮色,方观承被速擢为直隶总督,他与同年被构陷而惨死的常安形成鲜明对比,典型的自然因素造英雄。塘工决策和建设就这样与政治因素、人物斗争糅合,边滩与河口变化的动力机制却成为理解海塘工程自然与人文因素复杂交织的重要一极。

康乾时期京师文化的繁荣及其国际影响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作为"康乾盛世"的核心,京师北京不可避免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某些范围内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清代,朝贡体系覆盖了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北京城处于这个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北京城对于朝贡国的影响力,不仅依托政治上的强势,也表现在思想文化上的强势。京师强势文化的产生,除了国家强盛的大背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特殊的出自朝廷的高端文化举措。康乾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进一步与西方文化接触,开始了超越朝贡体系的国际交往。历史显示,北京是古老文化的宝库,又是引领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北京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经验,对其进行认真的总结,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17～18世纪中国的外交政策研究

17～ 18世纪中国与英国、俄国、荷兰、葡萄牙、基督教和罗马教皇、亚洲邻国都有较密切的关系。中国当时外交政策的特点是 :捍卫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对任何外国进行侵略扩张 ;抗击任何外国对中国的侵略 ;维护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法律原则 ;和世界各国建立柔远睦邻的友好关系。这一外交政策在当时的世界上独放异彩。与对外侵略扩张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外交比较 ,中国外交有进步性 ,也有落后性。

西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乾嘉考据学——以钱大昕为例

西学对于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引人思索的历史问题,争议颇多。钱大昕是乾嘉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个案进行细致分析,是推动研究深入的重要一步。在西学的刺激下,钱大昕刻苦钻研中西天文学、数学,认识到西学有超过中学的地方,主张"能用西学",反对"为西人所用",号召士人研究自然科学;他致力于发掘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数学遗产,希望人们能继绝学而奋起,以与西学抗衡;他还以天文历算学知识订经考史,解决了很多经史之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此可以看到,西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主要在如何看待西学、在西学刺激下发掘中学以及用自然科学知识考史等层面,至于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者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并未受到西学影响,他们研究学问的价值体系依然是"中式"的。

乾隆“用人以罚”驭臣术之负面效应——以刘统勋三度受罚为切入点

乾隆"用人以罚",此种驭臣术是对传统理想君臣关系的逆转。"用人以罚"是乾隆吏治的组成部分,当朝名臣刘统勋三度起伏便是具有代表性案例。封建帝王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驾驭臣属,其目的只有一个:加强王权,强化王权统治。但"用人以罚"并不利于涵养大臣气节,不利于国家行政机器正常运转,负面效应远大于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