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适与乾嘉考据学派

胡适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疑古的精神、历史的眼光、考据学的方法。但是他主张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去寻找证据,主张创办图书馆事业,提倡写人物传记来保存史料,提出用二重证据法来验证史实,主张方法的自觉和学术的公允,都是对乾嘉考据学派的超越。然而,他主张二元史观和历史发展的偶然论,夸大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使得他的存疑主义走向了极端,这些都是他对乾嘉考据学派合理因素的抛弃。尽管如此,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治学方法的独到见解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陈启源对清代《诗经》考据学的贡献

陈启源作为清初著名的学者,在《诗经》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坚守《诗序》,一以《序》《传》《笺》为准的"稽古"思想,是陈启源弃宋返汉,转向考据学的前提与基础,对于复兴古学,解放人们思想,挽救当时颓废的学风有重要意义。他摒弃清初经世致用之学,以形音义结合、利用方音等手段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从事具体而深入的考证研究,力图探究经籍的本来面目,这种实证、求是的精神对宋明理学空谈义理的学风有极大地冲击,将《诗》学研究引上考据的轨道。他好学深思的稽疑精神和多闻阙疑的治学态度都表现出清初考据学者的特色,体现了清初《诗经》考据学的基本精神,对乾嘉学风的转向和考据学的繁荣有启示之功。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三重困境

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是研究汉代三家《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过高地估计了汉代经师对于"师法"和"家法"的坚守程度;将忽略学术研究而重在推演《诗》义的教化类著作视为辑录三家《诗》经文的根据;混淆了文学与学术类著作的本质差别。这三重困境贯穿全书始终,降低了书中不少结论的可靠性。

论《诗三家义集疏》对《诗经》的诠释

清末学者王先谦著作等身,在《诗经》学方面也颇有建树,其代表作是《诗三家义集疏》。在此之前的三家《诗》著作往往仅限于辑佚和考证,而鲜有涉及《诗经》诠释方面的内容。王先谦则在辑佚的基础上,对《诗经》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诠释,具有较高的诠释学价值。这是他对于《诗经》学的独特贡献,值得论证与介绍。

中西文化融通的新形式——罗明坚中文诗歌研究

明末第一位在中国内地定居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用中文写下34篇中国古诗作品,它们亦成为1500-1900年间唯一一组由欧洲人所写的中文格律诗,可谓空前绝后。本文从罗明坚学习格律的抄本《诗韵》研究入手,解析其学习格律诗的内在过程;然后按照格律诗写作核心的要求,即:近体诗的格律运用、诗句中词汇的对仗要求、诗歌中的用典三个方面,分析他的诗歌写作。同时,笔者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诗歌的内容,讨论其对《千家诗》的学习和运用。罗明坚诗歌写作的最大特点,便是在诗歌中对中西文学的融通,如首次以诗歌的形式介绍了《伊索寓言》。由此,罗明坚的这些诗歌也成为明代诗歌史上最具有特色的一组诗歌。

《列朝诗集》甲集前编的编次与寓意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的"州次部居"编次中蕴含了细致考证与丰富寓意。如果说小传是《列朝诗集》的眉目,选人选篇是其肌骨,那么编次就是经脉,它联通上下、贯穿前后,使整部《列朝诗集》得以成为有机整体。以甲集前编为例,全目和篇目都有编次规律,展现了钱谦益对元末诗坛的认知。

《四库全书总目》虚实论的辩证结构

中国古代的学术批评,往往以"虚""实"作为评价尺度,但是,何为虚,何为实,往往依批评者的主观认识而定。在《总目》的批评视野中,虚实概念存在不同层次,且呈现辩证结构关系。在学术内容层面,《总目》所谓之虚实,主要就内容状态充实与否,与内容性质切近人事与否而言;在学术方法层面,则主要就方法是否征实可据而言。内容与方法是一体两面关系,如二者均被认定为实,便可称为"实学"。但对《总目》而言,"实学"只是相对的实,其上仍有"致用"的进径。在学术致用层面,《总目》的虚实论仍存在三层辩证结构:就目的论,"实学"如无经世目的亦仅为"虚文";就效用论,有经世目的而无实效亦为"虚文";就实行论,有实效如不施诸实行,亦仍为"虚文"。由"虚实"这种变动不居的概念特征,以及《总目》虚实论的复杂性可见,近年兴起的"实学"研究,其"实学"概念的确当性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