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州民族文化旅游赋能乡村振兴:一个共生理论的应用研究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成为国家发展核心议程,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本文采用共生理论框架,探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文化旅游如何助力乡村振兴,以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创新赋能效果。文章通过分析民族文化与旅游业间的共生发展模式,不仅分析了资源共享、文化传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互动,还展示了这种模式如何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出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发现,民族文化的活化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不仅显著提升了当地经济,还有效促进了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这为理解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旅游赋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践路径,同时也证实了共生理论在推动地区经济与文化和谐发展中的重要应用价值。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共生理论应用于民族文化与旅游业的互利共生关系中,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和策略。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特色村落富集地区乡村振兴应对策略研究——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特色村落富集地区作为拥有较高价值资源的地域,在乡村振兴中承担着发展的重任,如何在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中落实此类地区的乡村振兴有待讨论。面对传统乡村规划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实施性不足,特色村落富集地区的国土空间规划策略需要发生价值理念和规划方法的转变,认识到特色乡村资源的多元价值,以及空间层次更丰富的规划策略的必要性。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特色村落富集地区的典型案例,基于乡村多元价值的识别,构建分层分类的乡村空间体系,在此基础上制定不同层次的空间管控策略和规划传导要求,推进乡村振兴。

黔东南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及预测分析

为了探索以农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及未来趋势的变化规律,探讨该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制约因素,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域,结合黔东南州的农业、社会和经济发展特点,构建了该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CA)对该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应用灰色GM(1,1)模型对该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趋势预测。结果表明:该地区2000—2009年农业经济子系统、农业生产子系统、农业社会子系统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总体水平都在持续增长,而农业资源与环境能力不断下降,2003年开始出现低于平均水平的情况。随着农业经济、生产与社会发展,农业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今后的发展将可能面临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退化的制约。模型趋势预测计算结果经残差检验和后验差检验表明,其平均相对误差为0.062,后验比C=0.2169,误差概率P=1,表现出高的预测精度。预测结果显示,2010—2020年黔东南州的农业可持续综合发展能力仍继续上升,但只递增了5.07倍,这表明该地区农业可持续能力发展还存在诸多限制因素。以期对黔东南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为政府农业决策者理论支持。

基于生态足迹的西南山区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生态足迹模型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 Rees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种对全球范围、国家范围乃至区域和城市范围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定量测度的方法。文章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997-2006年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人均生态足迹由1997年的0.727 hm2增加至2006年的1.200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由1997年的1.003 hm2下降至2006年的0.879 hm2,同期的人均生态赤字由1997年的-0.277 hm2上升至2006年的0.321 hm2,表明该州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由可持续状态向不可持续状态的转变。为了更好地分析自治州资源利用的效率情况,文章对1997-2006年自治州的万元GDP生态足迹进行计算,结果表明:自治州的万元GDP生态足迹值逐年下降,由1997年的4.948hm2降低至2006年的3.212hm2。说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较快,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在逐步向良性发展。通过分析,文章最终从5个方面总结出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方法和措施。

黔东南山地苗族与侗族村寨空间分布特征的分异

以黔东南州统计数据、野外调查资料和矢量地图为数据源,基于Arc GIS10,对黔东南山区内分布的苗族村寨和侗族村寨点进行空间分析,通过数字高程模型(DEM)提取了苗族村寨和侗族村寨分布的海拔、坡度、坡向等数据,计算了不同苗寨点和侗寨点与水系和道路的距离,基于Getis-ord General G函数对苗寨和侗寨进行空间点模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苗族村寨分布于273—1256 m的高程、1.14—36.11°的坡度范围内,南坡是最主要的分布坡向,苗族村寨与水系距离处于9—1349 m的范围内;侗族村寨分布于244—915 m的高程、1.64—30.44°的坡度范围内,主要分布在东坡,侗族村寨与水系的距离在2—1259 m之间。空间点模式分析结果表明:苗族村寨在海拔和坡向上属于高值聚集,而侗族村寨只坡度上属于高值聚集,地形对苗寨的分布影响更大。

民族县域旅游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建立及实证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6个民族县域为例

联系民族县域旅游发展实际,建立了民族县域旅游发展资源-经济-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共由1个目标层、3个维度层、15项Ⅰ级指标和65项Ⅱ级显性指标组成,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评价指标体系中不同层级指标权重和评价结果进行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下Factor模块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16个民族县域为典型实证对象,对评价体系进行了定量检验。结果表明:在资源维、经济维、环境维和3维度综合评价中黔东南州民族县域旅游发展与各自旅游资源空间禀赋、旅游经济发展、旅游环境发展、旅游综合发展的实际状况均相符,证明评价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可信度、较强的普适性和推广性,评价方法科学。

西部生态环境保护中生态旅游开发的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结合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旅游,提出绿色生态环境保护的概念,阐述绿色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针对西部地区的特点,对绿色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旅游开发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提出在进行西部地区生态旅游开发的同时进行绿色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措施。

民族文化开发与民族地区的发展——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是以旅游产业对民族文化的开发为核心,民族文化开发的根本目的是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加快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的重要途径。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论述民族文化开发对民族地区发展的作用。

贵州省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学习状况调查分析——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四个乡镇的留守儿童学习状况进行微观社会学研究后,发现:留守儿童学习的客观环境比不上非留守儿童,但与众多研究结果不太一致的是,留守儿童学习的主观因素较好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成绩总体上无区别,并进一步对此学习状况做了分析。

利用民族文化关键符号 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新平台——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旨在增进各民族相互信任、互相认同以达到共同繁荣发展的目的。民族文化关键符号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起到重要的资源及桥梁作用。本文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实际案例,生动剖析了民族文化关键符号如何服务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并对其问题针对性作出举措建议,希图为后续工作提供参考。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农村贫困现状分析

由于历史及现实等多种原因,黔东南州目前仍是贵州省贫困面最大和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也是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其贫困特征不但表现为总量大,程度深,还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分布区域也极为特殊。笔者对黔东南农村贫困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进黔东南农村贫困地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从青歌赛原生态侗族大歌引发的思考

原生态音乐及其原生态演唱挺进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舞台,虽然仅参与两届(十二届和十三届),可充分展示了众多民族传统艺术文化丰厚的底蕴。这对继承与弘扬民族民间优秀文化遗产具有积极的推广作用,是时代呼唤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趋势,也让人们对原生态艺术有了较深的认识,从而引发对原生态民歌深层次的探讨和争议。笔者认为,继承和弘扬原生态民歌,理当完好的保留其朴素、浓郁的神韵遗风,绝不可以主观因素或某一目的扬长避短加以创新。民族传统文化乃民族精神之魂,是研究人类学、民族史和民族社会变迁的重要资源。

西南山区建设“绿色铁路”的研究——以黔东南州为例

研究目的:针对铁路建设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在运用生态足迹模型计算、分析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2006年生态可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探讨在生态敏感的西南山区实现"绿色铁路"建设的方法和措施,为实现铁路建设与资源的保护协调提供可借鉴的方法。研究结论:(1)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2006年的人均生态足迹为1.322 62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756 66 hm2,人均生态赤字为0.565 96 hm2,该州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2)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进行绿色铁路建设,实现铁路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需要保护林地资源和水资源,同时要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跨世纪变迁——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一位公立幼儿园“新”园长的个案研究

学前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对民族地区一位公立幼儿园园长在工作初期、困惑期、本土化求解、跨越挑战四段经历进行梳理,阐析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大致经历了重建、转型、整顿与提速四个时期。要而言之,改革开放以降,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在曲折前进中体验教育真谛,在对外学习交流中打开僵局,在扎根本土文化中寻求自我,在集团化办园中协同共进,在奋力前行中彰显师者本色。

金融危机下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对策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三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农产品价格下行、返乡农民工增加和农产品销售困难3个方面。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发展特色农业,有效化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成为当前"三农"问题的一个重点。笔者通过对民族地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特色农业类型、存在问题以及发展特色农业必要性的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侗族婚姻风俗及法律调整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视角

侗族实行一夫一妻婚。婚姻习俗男女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缔结与解除有着自己一套严格的程序。但婚姻不自主,"姑舅表婚"较为流行,习惯早婚,结婚极少去民政部门登记,女子婚后有"不落夫家"的习俗等。侗族婚俗与我国现行婚姻法相比较既有共同点,也存在着悖离之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我国侗族人口最多、最密集的地区。因此,对黔东南州的侗族婚俗习惯与国家婚姻法进行对比分析和理论研究,并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在侗族地区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是十分必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

板壁上的指南: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红军标语研究

红军标语是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展革命斗争的主要宣传工具之一,不仅是红军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不可再生的珍稀文化遗产,还是党的历史上最直接、最强烈、最醒目的文化积淀。通过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口传、抄录或遗存下来的红军标语进行分类整理、系统分析和专题研究,重点讨论其分布与遗存、内容与特征、作用与意义等问题,期待这些遗存在苗乡侗寨的红军标语对当前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利用红色资源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些启迪作用。

黔东南烟区主要气象因子时空分布特征与烤烟生产相关分析

通过整理黔东南烟区1961～2011年16个气象站的温度、日照及降雨量档案数据，分析了各气象因子的时空分布特征及与烤烟生产的关系、气象灾害对烤烟生长的影响．并就烤烟生产如何合理利用当地气候资源提出了生产建议。结果表明，黔东南烟区在育苗期多低温寡照，建议采取大棚育苗方式．探索双棚育苗和小壮苗培育技术，并采用调光膜或设置棚内光源等措施增加苗期光照；移栽期宜提前到3月下旬至4月下旬，同时配套三段式移栽方式，移栽苗采用小壮苗为主；旺长期的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且平均降雨量在以14．3mm／10a的速率波动增加，建议加强烟田的开沟排水管理；7月中下旬至8月上中旬正是中东部的高温期，且干旱天气频繁出现，建议中东部烟区应尽量提早移栽期．以有效减轻成熟期高温伏旱天气对烟株生长造成的不利影响．

3个百香果品种在贵州黔东南的引种表现及关键栽培技术

为丰富优化黔东南地区百香果品种结构,贵州省榕江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中心2021年3月从广西钦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引进‘钦蜜9号’百香果、‘芭乐味’百香果、‘台农1号’百香果在榕江进行试验种植,观测其物候期、植物学特性特征、抗逆性,测定其产量和果实品质,评价分析其栽培适应性。结果表明:‘钦蜜9号’百香果综合性状表现最好,适应性强、抗逆性好、丰产稳产、品质优良、市场售价好、经济效益高,适宜在黔东南低海拔富热河谷区域发展种植。

黔东南州篦子三尖杉群落结构特征研究

篦子三尖杉为国家Ⅱ级保护植物。为探索篦子三尖杉不同群落类型之间物种多样性的规律,比较群落结构和物种多样性的差异性,采用样方调查方法分析了黔东南州凯里市、镇远县、黎平县和台江县的4个篦子三尖杉群落的物种组成及群落结构。结果表明:4个篦子三尖杉群落共有维管植物54科87属102种,其中,蕨类植物5科、裸子植物2科、被子植物47科;4个群落中高位芽植物所占比例最大,一年生植物所占的比例最小;4个篦子三尖杉群落的成层现象均非常明显,基本上可以分为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3个层次,篦子三尖杉是灌木层中的优势种;受人为活动的影响,4个群落物种多样性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物种多样性水平从高到低的顺序是:台江>凯里>镇远>黎平;篦子三尖杉缺乏成年个体和幼苗,种群属于衰退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