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侃的“发明之学”与傅斯年的“发现之法”

本文首先介绍黄季刚先生的发明之学,提出:发明之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在乾嘉时代的理必原理下,发展和形成的中华学术之精华;而发现之学则是在西学东渐中,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用来取代传统旧学(包括发明之学)的现代学术的新方法。文章进而指出:发明之学的理论背景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乾嘉理必),发现之学的学理背景是实验主义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胡适和傅斯年在发现之学的学术风尚和路线上,有着开时代的推创之功;而与此同时(或稍前及继后)的章黄之学,则对乾嘉理必的继承与发展有着自觉的、跨时代的科学贡献。文章在重温“今发现之学兴而发明之学替矣”的同时,提出“中国学术回归理性”的主张与呼唤.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治史方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这种方法既坚持与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相联系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也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其中也包括20世纪以来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治学方法。这两者的结合,一方面增强了史学研究的效能,另一方面也充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本身。

从清代朝野关系看乾嘉学派与桐城派

乾嘉学派以年号称派,桐城派以邑立名,二者名称潜在地蕴含朝野关系的对应性。从朝野关系视角看这一文化现象,既有助于探讨乾嘉学派和桐城派的发生、关系及其演进,也有助于厘清有清一代学术发展的基本理路。二者发生,是朝野互动的结果:乾嘉学派的形成,离不开清廷"稽古右文"政策的推动,使汉学、汉学者由"野"入"朝",并彰显了时代特征。同时,在朝廷屡兴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下,桐城派的建构集成了乡邑、家学、师承等文化因子,突出了教育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民间特色。二者在清代学术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因朝野关系变动以及西学东渐,特别是影响清代学术文化的结构由朝野关系向中西关系转变中,中国文化发展出现了新动向。

清代中期艺文幕府著书与乾嘉学术

清代乾嘉时期出现了一批以文事活动为主的幕府,这些幕府倡导学术研究,学术气息浓厚,著书活动兴盛,一度成为学术基地,推动了乾嘉学术的发展。乾嘉时期幕府著书成为清代学术史上很突出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与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清代中期艺文幕府的著书活动对清代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不仅保存了众多的优秀典籍和乾嘉学者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成为乾嘉汉学兴起的一种表征。

“实事求是者”:乾嘉汉学的阐释主体

乾嘉时期,"实事求是"主要展现为一个经学阐释性命题。乾嘉汉学家作为阐释主体,其实就是"实事求是者",就是经学所蕴含之真理的"辩护人"。以知行问题为探究视角,可发现由于这一辩护人秉持汉宋分治(为学尊汉、为行尊宋)之理念,从而引发出对"实事求是"之精神的背离倾向。

清代书院与乾嘉汉学的发展

在乾嘉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过汉学大师和著名学者的积极提倡和学术示范,书院致力于研经治史、博习辞章,成为了汉学交流传播的基地,影响和带动了当地学术风气的变化,进一步扩大了经史考据学风的幅度和范围,为推动汉学在全国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乾嘉思想的伦理新向度——以阮元、凌廷堪为中心的解读

从伦理反思的视角来看,乾嘉学者从四个方面对传统伦理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道德哲学作了新的拓展:首先,通过批判理学的本体论的德性伦理学,将道德根源建立在生活形式所凝结的礼之上;其次,主张自然人性论,提出节性说,反对以先验性善为基础的复性说;第三,主张道德评价的标准放在外在的行为规范上,注重行为的后果;第四,不以"成圣"而以守礼为道德修养的终极目标。乾嘉思想的伦理向度是理解中国现代性发生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以古为是:钱大昕与“古学”群体的形成、实践及理念

惠栋汉学的核心价值是"以古为是",其与相关的信仰和技术系统,共同构成了乾嘉考据学最初的"范式"。这一"范式"对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影响至深至远,使之得以迅速地进入到考据学的天地之中。不过,"古学"依旧是当时最主要的称名,并产生了广义和狭义的分化,其中狭义的"古学"即专指汉学而言。而乾隆十九年(1754)的进士考试,不但促成了王鸣盛、钱大昕、纪昀等考据学者的聚集,还推动了"古学"群体的形成。众人随即展开了诸多的学术实践,并共同承担起《五礼通考》的编撰任务。这一系列的事件,意味着考据学即将由边缘走向中央,并逐步取代理学,而成为主流的学术形态。

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研究史

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为乾嘉学派之吴派训诂学代表作之一。清代学人对此书评论较多,主要从辑佚、辨伪、考证、故训等方面予以推崇,在其改易经字、尊汉抑宋方面予以批评。民国时期章太炎、梁启超褒皖贬吴,认为该书古今文不分,裁断之识较薄。同时期刘师培的评价却更为客观,他指出江声之学能够融汇经义,不仅是搜集古注古义,而是有自己的选择与见解。当代对其研究多是概述性评述,难现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小学研究之价值。

杨向奎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杨向奎在晚年,用十年时间撰写了总计350万字左右的八卷本《清儒学案新编》,该书具有清代学术思想史和清代学术思想史料选辑的双重作用,由此可窥见清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渊源及流派。杨向奎赞扬清初学者治学的博大精神,认为他们都具有学究天人,自立门户的特点,可比先秦诸子。杨向奎还重点对纵贯清代二百多年的显学——乾嘉学派进行了深入研究,他高度评价乾嘉学者的学术成果并盛赞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杨向奎同时认为与乾嘉朴学派之考据并起的,有常州学派之经学,这两派,如双峰对峙、泾渭分流,至清末不衰。

黄易、玉山往来六札考释

黄易为乾嘉金石大家,玉山亦为当时满洲知名文士。乾隆五十二年(1787)秋,两人订交于河南睢汛工次,乾隆五十五年(1790)六月后,又同官山东省年余。玉山亦嗜金石书画,可看作黄易金石圈的外围。黄易、玉山往来六札,是黄易与同僚交往的缩影,对于深入探讨黄易金石、书画、篆刻成就,提供了鲜活的日常生活场景。

“辟异端”:清代学术演进的一个重要取径

明清易代,"非我族类"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在传统儒学面临异文化侵蚀的时代背景下,亲历亡国之痛的汉族士人视佛、老等"异端"为洪水猛兽,辟之唯恐不及;由"辟二氏"而厌倦理学的形上玄远之思,学风遂由弃虚而蹈实,经史实学于焉发轫。降及乾嘉,学人们以"通经明道"为治学之旨,藉由考证以剔除杂入儒学的"异端之障",从而恢复原始儒学的"圣道之真",庶几为其时学人共同的致思趋向。清代学术经此一番演绎和递嬗,考据学遂蔚为大国。

孙诒让学术渊源辨析

在探讨孙诒让的学术渊源时,只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经古文学家或晚清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均是不可取的。孙诒让的思想与学术渊源相当复杂。他治学取永嘉经制之学与乾嘉义法结合之路径,且秉承清初顾炎武的经世精神与小学方法,借鉴浙东史家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晚年更是受到近代西学的影响,最终形成博通经史、精邃小学、兼采汉宋、融汇西学的学术特色。因社会变革的激荡与近代西学的影响,晚清学术思想界的图景凸显纷繁复杂,学者们的学术与思想渊源也驳杂多元,故要求在研究晚清学者与晚清学术时,必须进行全面的分析。

王树民与清代学术史研究

王树民以考证为基础,对清代学术史的诸多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编校整理了一些清代学者的文集,撰写了多篇有关清代学者学术思想研究的论文。此外,王树民纵论清代学术发展之大势,他认为清代学术是以经学为主而以史学为从的经史之学,肯定了乾嘉学者的研究方法。王树民还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晚清今文学派在政治、学术方面的影响。

论梁章钜“浪迹三谈”中的山水笔记

清代学者梁章钜晚年创作了《浪迹丛谈》、《浪迹续谈》、《浪迹三谈》笔记,其中的山水笔记内容注重实证考据,风格古朴平实,与张岱的山水小品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乾嘉学风对梁氏的影响。

论江藩与徽学之关系

近代以来,关于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研究,有所谓"吴派"、"皖派"和"扬州学派"的争议。江藩是乾嘉汉学的中坚人物,有人依据师承关系,称之为"吴派后劲";或据其自署地望,谓之"扬州学派精英";或溯源其祖籍,而归之于"皖派后学",故今日学界难置其位。因此,在讨论江氏归属哪一种学派时,不免产生"三派分立是否成立"的质疑。而这一质疑的深入,也会涉及到清代学术研究的其他问题。

乾嘉时期苏州词坛的构成与祈向

苏州为清代三大词薮之一,本文以吴翌凤、郭麐、彭兆荪、张埙等为例进行个案剖析,凸显乾嘉时期苏州词坛以"浙派"为主潮的特征,并勾勒其整体构成与祈向。

乾嘉学派对东亚儒学的影响

作为清代学术的主要代表,乾嘉学派不仅推动了中国儒学的繁荣和发展,也对东亚儒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朝鲜、日本等国,儒家思想为主流,并呈现出求实、致用的学风,无论从思想上还是治学方法上,都能看到乾嘉学派的影子。而乾嘉学派的义理思想以及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学术特征也促进了朝鲜、日本儒学从理学到实学的转向。

论朱一新的史学

晚清道咸以降的学术多有对乾嘉学术的反动,但乾嘉考据学风很大程度已内化到士人治学之中。考察这一阶段的学术,当见其变与不变。朱一新在义理与致用的焦急下,治学欲一反乾嘉轨则,另辟蹊径,确有独出之处,可又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考据学风的影响。在经学与史学、汉学与宋学之间、孤怀闳识与精审超绝之间,他的史学也呈现着多重的面貌。

黄文旸生平行实考述

乾隆元年正月十六日黄文旸出生于扬州甘泉一个破落盐商家庭,肄业于梅花书院,师事桐城派古文家姚鼐。他少负才名,胸怀利济天下之心,深谙八股为文之道,却屡试不售。其诗、古文、词曲享有时誉,颇受当道赏识。除总理扬州词曲删改局校曲事和参纂《甘泉县志》外,嘉庆年间他先后被两淮盐运使曾燠和浙江巡抚阮元延为座上宾,并应后者荐举,北上阙里,教授第七十三代衍圣公孔庆镕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