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侃的“发明之学”与傅斯年的“发现之法”

本文首先介绍黄季刚先生的发明之学,提出:发明之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在乾嘉时代的理必原理下,发展和形成的中华学术之精华;而发现之学则是在西学东渐中,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用来取代传统旧学(包括发明之学)的现代学术的新方法。文章进而指出:发明之学的理论背景是理性主义(Rationalism=乾嘉理必),发现之学的学理背景是实验主义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胡适和傅斯年在发现之学的学术风尚和路线上,有着开时代的推创之功;而与此同时(或稍前及继后)的章黄之学,则对乾嘉理必的继承与发展有着自觉的、跨时代的科学贡献。文章在重温“今发现之学兴而发明之学替矣”的同时,提出“中国学术回归理性”的主张与呼唤.

“寡人”词义观念考与“2+1”三重证据法

上古君侯自称“寡人”,有解为“谦称”者,有解为“尊称”者;然而“寡”字之解何据?其所据之理又有何据?聚讼纷纭,迄无一是。今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基础之上提出三重证据法,从地下、地上及古人词义观念上证明“寡人”不是谦称,而是“独一无匹”的君侯尊称。基于此,文章进而提出:词义考证不仅限于语音、字形及注释家的成训,而且还要从古人的观念上来考察、研究和验证词义的来源、引申及使用,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不同(或各种类型的)的义轨(语义关联的轨道),然后针对同一义轨上的不同形式进行“同律互证”,从而为语义系统找到“二义”同源或同根的理必原理、材料和根据,为理论训诂学和文献考据法,辟出一条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