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时期宫廷玉器的探究

玉器是展现一个朝代社会背景、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艺术的重要器物。清乾隆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国泰民安的朝代,也是中国玉器发展最快的时期。乾隆朝代玉器特点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大量优质材料工艺精美的仿古玉器的出现;第二,乾隆朝时满族特色的玉器较多,统治者对此还加以等级规范;第三,人们对外来玉器持包容态度,对后世影响深远。从另一方面来说,了解玉器的风格和纹饰也是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审美的一部分。文章主要从乾隆时期的玉器入手,从特色玉器中探讨其材料、工艺、纹样等方面的视觉解析,以此作为切入点并结合乾隆时期审美形成的原因,来论述乾隆时期玉器所具有的风格特点。旨在传播乾隆玉器之美,弘扬传统文化。

乾隆年间伊犁户屯问题再探

户屯是清代伊犁农业开发中的特殊类型,根据满文档案可知,其创办时间更可能始于乾隆二十五年。户屯构造,主要包括了商民、客民、为民遣犯和绿营眷兵分户子弟四类。户屯最早依附于兵屯,其管理实现了从理事同知向抚民同知的转变。

论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南巡镇江唱和苏轼诗

乾隆六次南巡都曾在镇江停留,每次都留下与苏轼有关的诗词。从乾隆唱和苏轼润州诗可以看出,乾隆对苏轼以及苏轼诗歌的了解与推崇,就此可一窥苏轼在清代的巨大影响。研究苏轼润州诗与乾隆唱和苏轼诗的相互关系,可进一步拓展苏轼研究,对促进镇江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乾隆西极纪功碑址的寻找与定位

根据清代实录、志书,以中外考察报告、照片与地图作为线索,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寻找到了远在境外的乾隆西极纪功碑址,精准定位,将这一成果及时呈现在《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中以供学界与社会进行重复性检验,并绘制在《清朝地图集》中。此碑是清朝极盛版图形成的重要标志。

清乾隆皇家园林中的“方池水庭”初探

“方池水庭”是乾隆时期皇家园林中流行的一种以方池作为园林殿庭水景的理水模式,是乾隆帝个人营园思想主导下皇家园林方池审美复兴、精神文人化的产物。在乾隆一朝御苑建设盛极一时的背景下,方池景观在审美层面接续发展,在设计层面推陈出新,突破了传统士流园林欣赏的一般境界,各种方池庭院成为乾隆帝本人营造精神空间、昭示个人政治理想的绝佳载体。通过对乾隆一朝可考的“方池水庭”景观案例的考察,结合清代御制诗文和样式雷图档等资料,探讨乾隆朝御苑池庭景观的独特审美价值和背后的形成演变动因。

乾隆时期督抚题调制度谫论

乾隆时期,清廷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督抚题调制度,乾隆帝一方面出于地方治理的现实需求,在构建稳定制度体系的同时也给予督抚一定合理的运作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题调制度较大的弹性空间。另一方面,督抚题调权力的行使,也被置于吏部核查的制度之下,呈现出皇帝、督抚、吏部三者之间权力交织、相互博弈的政治格局。随着督抚用人环境日渐紧张,乾隆初期构建的相对有序的督抚题调制度也日渐被破坏,“率请捐复”“私下调署”之风愈演愈烈,成为清代后期地方督抚势力上升的一个重要诱因。

从圣地再造与母题重构看乾隆帝的佛教建筑设计观

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帝开始改造雍和宫,以阐福寺大雄宝殿为基础新建万福等三阁,实则二者皆源于以巨像高阁为特征的“隆兴意象”,亦即正定隆兴寺大悲阁和二耳阁。此后,“隆兴意象”又和西藏表征须弥世界的桑耶寺式布局结合到一起,产生了须弥灵境和普宁寺。这一环环相扣的系列工程充分展现出乾隆帝在进行佛教物质文化创造时的一种模式,即将汉、藏等地佛教历史上具有特殊政治、宗教意涵的圣迹作为母题加以重构、再现,进而迭代、增益,由此创造出一系列蕴含丰富政治和文化隐喻的佛教文化景观。从思想动机上看,这些佛教工程无一不彰显着乾隆帝以中华自居的身份认同和对皇权正统的自我宣示,同时也是乾隆帝期冀借助佛教将多元文化和政治传统统摄于一体,整合蒙、藏等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其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具象化体现。

博采、捉刀或抒意:乾隆帝书画题跋方式探赜

乾隆皇帝对书画的嗜尚,不仅体现在藏品上随处可见的钤印,亦见于其所题就的大量御诗与考据跋文。然今人论及乾隆的题跋行为,往往容易产生其乃随性而为且无规律可循的刻板印象,实则并非如此。本文将依托史料与墨迹,围绕内容类别、画面形式、参与人群、书写手段等展开探讨,分析乾隆皇帝进行书画题跋活动的主要方式。

韦斯顿与乾隆《御制凯歌三十章》的英译与传播

韦斯顿1810年在伦敦翻译出版的The Conquest of the Miao-Tse,An Imperial Poem by Kien Lung是乾隆《御制凯歌三十章》的第一个英译本。译本的中文诗稿来自小斯当东的父亲购买的法国传教士手稿。韦斯顿的翻译工作是借助多部西传欧洲的汉语字典及当时欧洲的汉语研究成果完成的。译本对诗歌创作背景的介绍有误,字面释义错误较多,但大部分章节的大意翻译是准确的。译本体现了19世纪英国知识阶层试图通过直译汉语文献了解真实中国的决心和努力,为英语世界提供了一个基本能够呈现乾隆诗歌风格的汉诗样本,也为学界了解中国古代字典的西传提供了重要线索。

英方视角下的盛清气象:乾隆朝马戛尔尼使华的“盛世”观感

“乾隆盛世”可谓清朝的全盛阶段,但这幅宏大的盛世画卷所隐藏的衰颓之象却随着马戛尔尼使华而为西方殖民者所窥探,从而对西方传统的中国印象造成巨大的冲击与转变。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以祝寿为名访华,希冀通过外交谈判,促使清廷取消贸易限制和禁令,开放中国市场,以顺应新航路开辟与工业革命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需求与扩张态势,却为乾隆帝所拒绝。马戛尔尼虽然未能通过外交手段达到预期效果,却以此为契机窥探到了清朝官场、军备的实际状况及其治下民众的生活状态,进而勘破清朝外强中干的实质,为数十年后英国悍然发动对华战争埋下了伏笔。这也充分暴露出清朝国防保密体系的致命缺陷,是近代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古琴题写与乾隆的雅正琴乐观

乾隆初期,乾隆与陈邦彦、梁诗正等七位翰林词臣对宫中旧藏及新斫古琴进行了多次题写活动。这批题写诗文作品体裁不一、数量众多且普遍运用比兴之法,体现出乾隆初期清秀典雅的古琴文学美学与艺术审美。在对古琴的多次题写中,乾隆不断确立古琴的卓越地位、并阐发古琴中和节止的儒家内涵,反映其一以贯之的雅正琴乐观。大规模的古琴题写活动表现出乾隆作为政治人物在诗教与乐教上的双重意图。

从“千古大功”到“靡费帑项”——清乾隆时期的金沙江疏浚工程

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金沙江上下两游山水全图》长达77.4米,描绘了清乾隆时期金沙江自云南东川府至四川叙州府流域的滩形水势和沿途场景,图中每滩上方均配有图说,简要标记了滩名、与上下两滩距离及滩险水势,由云南巡抚张允随在乾隆七年(1742)汇报金沙江疏浚工程的奏折中进呈,是迄今已知最长的中文古地图。

乾隆《潼川府志》文献学价值探析

乾隆《潼川府志》是在清代修志高潮下编纂的一部志书,不仅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更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编纂审慎、征文考据、保存佚文三个方面。是志在体例上自成一家,对所收地方文献详加考证,并辑存了一些失传文献,通过考辨相关文献,对深入研究清代地方志编纂情况,以及清代潼川府地区的历史文化风貌提供帮助。

乾隆粉彩瓷花卉纹饰研究

中国是陶瓷的摇篮,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被称为“中国”的代名词。其中瓷都景德镇作为重要的陶瓷产地而声名海外。粉彩瓷作为景德镇四大名瓷之一,由于其悠久的传统制瓷工艺和精湛的绘制技术,从一产生就深受朝廷的赏识,笔者以乾隆粉彩瓷花卉纹饰为研究对象,主要论述粉彩的历史发展背景,分析这一时期的粉彩花卉纹饰装饰工艺和器型特征,重点研究乾隆粉彩瓷花卉纹饰的艺术特点,为人们了解和学习乾隆粉彩花卉纹饰提供一些阅读和参考。

志与趣:乾隆御制诗文文物的帝王设计趣旨

南京博物院藏有大量乾隆御制诗文文物,种类齐全,玉石器、漆器、珐琅器、书画、瓷器、丝织品等,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文文物集中体现了他的治国理念与艺术鉴赏,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这些文物设计精巧,更是匠人们的巧夺天工,也颇具艺术审美价值。本文以南京博物院藏御制诗文玉册、扇面为个案,分析乾隆皇帝的治国志向与文人雅趣在这类文物制作中的体现,并浅析其中的工艺之美,进而突显盛清时代的宫廷设计趣旨。

乾隆时期木雕工艺对清式家具文化的影响

清式家具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其精湛的工艺技术、实用性能和美学价值,使之成为世界家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乾隆木雕对清式家具文化影响进行研究,旨在对清式家具研究进行完善。通过以乾隆时期木雕工艺为例,从社会背景、文化交融、帝王喜好、工艺科技、材料变化及艺术思想等方面作为切入点,探索乾隆时期雕刻工艺特点及木雕工艺对清式家具的影响,深入分析清代乾隆时期木雕家具工艺文化。从而发现,木雕工艺是清式家具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赋予了清式家具更加细腻的装饰思想和精湛的技术工艺,改变了清式家具的整体品质和内在价值。同时,乾隆时期木雕工艺的发展推动了清式家具风格的形成,成为清式家具风格判定的重要指标,也为清式家具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乾隆时期“老少盐”盐业政策的阶层态度差异

清乾隆时期,为宏达圣恩,匡救贫难,推行“老少盐”政策,出台伊始直至废除各阶层反响不一,统治者与民众持赞成态度,官员则衍生为支持、驳斥两派,致使社会各地执行力度千差万别。这种差异的形成,与地区差异、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密切关联。阶层的态度差异不仅彰显了各地域之间的异质性与复杂性,也表现了政策之下阶层利益诉求的排斥性与对抗性。

从清朝乾隆时期抄产清单看西方毛织品在华传播与使用

本研究利用104份抄家财产清单及相关史料考察清前中期西方毛织品的传播和使用。研究发现,早在乾隆时期,西方毛织品传播的地理范围就已遍及全国各地,即使偏远地区的低级别官员也拥有西方毛织品,西方毛织品经由官员和商人运销到全国各地。西方毛料用来制作便装、行装、官服等服装,被子、床毯、地毯、椅垫、桌垫等家居用品,荷包、口袋、帽子等配饰,雨衣、雨帽等雨具,西方毛织品还用来送礼。不过,当时西方毛织品是奢侈品,主要在官员、富商等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群体中扩大传播。

清代乾隆初年先蚕礼的复兴及其原因探析

先蚕礼是历史王朝宫廷内由皇后主持祭祀先蚕神的宫廷典仪,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期,但历代都没有发展为定制,清代先蚕礼自清中期设立之后,便得以复兴并逐渐发展为定制。乾隆时期是清代先蚕礼恢复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并且清代先蚕礼经历了由被忽视到引起注意,再到被重视的变化过程。在乾隆即位前,先蚕礼一直被忽视而没有被举行,而乾隆帝即位之后就着手建造先蚕祠,乾隆三年至乾隆七年正式祭祀先蚕神,但是规模小,规格低;到了乾隆九年之后,先蚕礼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先蚕礼主祀人员发生重大变化,皇后开始亲蚕,先蚕礼的仪制规格相应提升,祭祀场所也得到扩建,此后清廷先蚕礼便行而不辍。虽然这是国家礼制建设与完善的必然,但在“朕即国家”的中央专制王朝统治之下,其得以建立的主要契机极有可能在于乾隆帝对富察皇后的宠爱。因此,梳理清代先蚕礼的发展脉络,结合当时先蚕礼设立、发展时期的宫廷政治、帝后关系以及社会经济背景,可拓展制度史研究的多个路径。

乾隆朝满大学士入值军机群体探析

乾隆朝满大学士在入值军机人数和时间等方面处于绝对优势,这和军机处的规范以及乾隆帝“首崇满洲”的用人倾向等因素相关,当然该群体的个人素质和身世背景也很重要。乾隆朝入值军机的满大学士共9位,都是家世显赫的旗籍官员,有军功和地方治理的经历,在乾隆朝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