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翁方纲“忠孝观”诗学思想探论

翁方纲能在乾嘉诗坛成为继沈德潜之后的诗坛盟主,除他自身的原因之外,还与乾隆帝暗中扶持密切相关。其中一主要原因在于他有意识地极力宣扬、发挥乾隆帝"以忠孝论诗"的诗学观念,成为传播"忠孝论"的马前卒。是以关于翁方纲诗学思想,如果说"肌理说"是明面上的重要诗说,"忠孝观"则是深层次的理论基础。

乾嘉时代的“道论”思想及其哲学的形上学追求——以戴震、章学诚、钱大昕为例

宋明理学以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为其中最为突出的三派思想体系,乾嘉时代的哲学形上学是以"道本论"为其典型形态。在该时代的思想体系中,"道"既是一种超越任何具体学科专门技术的崇高价值理想,也是一种与认识论相关的真理,而且还是统合理、气、心等前代核心概念的最重要的概念。以戴震、章学诚、钱大昕等人为代表的"道论"思想,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由气化而求道""即器以明道""即事以求理"的"经验论"和实证化的倾向,拒斥宋明理学中带有思辨特征的理学与心学思想传统,展示了中国哲学深层次的变化。

论乾嘉之际诗歌创作力量结构及其诗史意义

乾嘉之际的诗坛,中下级官吏诗人群是主要的也是成就最大的创作集团,打破了由台阁诗人主导诗风的状况。这一情形的出现,是古典诗歌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清代诗史自身的重要变化。它不仅揭示了诗歌创作力量核心从庙堂的向下转移,更引发了诗歌内涵、诗歌精神的整体变化,其诗史意义可谓大矣。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清代学术史研究的又一可喜收获——评陈祖武《乾嘉学派研究》

乾嘉考据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清末以来,前辈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等都有过深入的研究。但因清学艰深,不事浮躁,故后来从之者少。今有陈祖武《乾嘉学派研究》一书,运用考据学的思路来研究乾嘉学派问题,以"知人论世"方法结合材料实证来淡化学派问题的争论,纠正了现时研究中的偏颇。体例明析,高屋建瓴,是一部推进清代学术研究的杰作。

段、顾之争的若干问题及乾嘉时期校勘理论的发展

乾嘉时期,段玉裁和顾广圻在文献校勘问题上产生了一场影响很大的争论,顾广圻主张"不校校之",段玉裁主张"定底本之是非与定立说之是非"。关于这场争论,后世或是段而非顾,或是顾而非段;或认为是吴、皖两派校勘家的门户之争,或认为是对校、理校的校勘方法之争。实际上,段、顾之争只是方法论上的不同,并没有对立性的分歧,不能断然当成是吴、皖两派校勘家之间的对立。段玉裁"定底本之是非"的原则顾广圻也在用,顾广圻"不校校之"的理论段玉裁也是认同的。段、顾之争直接推动了清代校勘学理论的发展,卢文弨的"两通者但注其下"的原则,王引之的"三改三不改"论,都是这场争论的产物。

阮元论

阮元是清代乾嘉之际所有诗歌群体核心人物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 ,他以士大夫官员、学者、文人三位一体的身份进行诗歌创作 ,塑造了独特的诗心、诗情和诗歌风貌 ;他借助自身的社会地位进行文化建设 ,造就了诂经精舍的文化盛况 ,为乾嘉之际的文化和诗歌领域输送了新生力量。他是清代诗歌发展史上最后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地方风雅总持 ,对乾嘉之际以及整个清代诗史 ,都具有重要意义。

凌廷堪燕乐研究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发微

凌廷堪为清代经学大家,其以经学家身份研治词乐,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密切。凌氏以考证经史之态度研究词乐,著有《燕乐考原》。然而凌氏研治词乐的目的却不在于词乐本身,他试图通过打通隋唐燕乐一关,上溯先秦雅乐,求乐明礼,以传统礼乐来救治日益衰败的世道人心,实现其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乾嘉汉学转向的理路是一致的。

乾嘉时期三幅女性写真画的生命映照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王玉燕写兰图》、《骆绮兰平山春望图卷》及南京博物院藏《袁母韩孺人像》,阐释乾嘉时期的三幅绘画中不同的女性生活和不同生活追求下的人生选择。这三幅女性写真画不仅记录了王玉燕、骆绮兰和袁母韩孺人的容貌,而且画像根据三位女性不同的生活志趣选取不同的表现方式,使写真画成为她们生命的映照。

《乾嘉诗坛点将录》作者及成书时间补考

陈文述确为《乾嘉诗坛点将录》主创之一。据新出的《舒位年谱》,推定《乾嘉诗坛点将录》的成书时间应为嘉庆二十年八月至十月间。

《孙渊如先生全集》成书考略

清代乾嘉时期知名学者孙星衍的诗文别集名《孙渊如先生全集》,此集由附于丛书到析出而独立成集,版本流传线索较为清晰,但其各小集的编刻时间却很模糊。将各小集的编刻时间准确地考订出来,对于针对此书的整理及保证有关研究的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借考察成书过程还原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细节。

论清中叶扬州曲家群的“崇元”倾向

因姻亲、学缘等关系,清中叶扬州曲家焦循、凌廷堪、李斗、黄文旸等戏曲观念趋同,表现出鲜明的"崇元"倾向。针对当时曲家以史传之笔写戏、湮没戏曲本体的创作现象,他们以元人本色理论相号召,主张传奇创作要重视戏曲的搬演特性,恢复元曲的审美特征;以为元曲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典范,后人无法超越,并以之为圭臬来评判传奇史上的大家,因此矫枉过正,直接影响其戏曲成就的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