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乾嘉时期安徽篆书发展盛况及篆书品评观——兼谈对当代篆书创作的启示

乾嘉时期安徽篆书达到空前的繁荣,以皖南地区为最,在书家、书作、书论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是存在一个以学者、书家等士人精英群体所主导的,推动篆书创作、品评、审美的学术氛围,进而形成了“治经以识字始,作篆本于六书”和“以秦汉为师,以质厚为本”的书学品评观。在这种评论的导向下不仅孕育出了统领一代风气的篆书大家邓石如,而且使人们对篆书关注、研究和实践热忱持久不衰,影响了一批书家,形成了地域性的群体效应。这也为当代的篆书创作实践提供一点借鉴和启迪。

清中叶广西地方社会职役与治理

乾嘉时期,广西地方职役出自四个系统,即土官少数民族村寨系统,有村老、头人、狼总;保甲系统,保正、保长是负责人;还有乡约系统与里甲系统。乾隆时期,地方社会职役以保甲系统为多。嘉庆朝,保正、保长保甲系统仍占据绝对多数,新增地保、乡保,表明地方、乡约、保正(保长)三者之间在融合,地方职役有向地保发展的趋势。刑科题本揭示了民间投保、职役报案的过程,可见职役平时处理当地的经济纠纷、盗窃案件。《清实录》记载了乾嘉时期广西官府与地方职役的关系,碑刻资料还有地方社会职役实态性的记载。

集注之羽翼:刘绍攽《四书凝道录》的学术旨趣及其思想史意义

刘绍攽不仅是清代朱子学领袖李光地的再传弟子,亦是乾嘉时期汉学日炽、宋学渐微之时为数不多的以朱子学自居的学者之一。他倾心撰述的《四书凝道录》以抉发朱注本旨和重塑朱子权威为诉求,以扩俗学之拘墟,辟杂统之糟粕,校汉宋之得失为进路,呈现出推阐朱注、折中百家、批判阳明和不废训诂的学术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挺立和维系朱子学的权威,延缓宋学的衰落速度;二是以个案的形式昭示着张载关学并非铁板一块的不重训诂,提醒我们注意普遍之下的个别;三是见证和助推清代中叶四书学研究向“义理纯粹、考证精密、内容切实”转变。

乾嘉时期宗学招生制度探析

清朝廷为教育宗室子弟设立了宗学,有关宗学招生人数、学生来源的规定在乾嘉时期逐步得到完善并成为定制。此前的雍正朝在招生时原则上对王公、将军和闲散宗室子弟是一视同仁的。但随着朝廷开始对学额有所限制,乾隆朝招生逐渐向上层王公子弟倾斜,旨在通过宗学提升王公子弟的清语骑射水平。嘉庆朝招生则向下层闲散宗室倾斜,更侧重借儒家伦理道德教化下层宗室子弟。乾嘉两朝宗学招生制度的变化实际上是统治者调和满汉文化的过程,其结果是满洲文化逐渐式微,“崇儒重道”理念更加深入地在统治阶层中渗透。

西学的移用与致用:从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看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态度

清道光六年(1826)春有彗星出现,两广总督阮元幕僚李明彻据此认为将出现旱灾,改变了阮元先前认为将会有战争的判断,并影响其决策。阮元原来的判断基于中国传统星占理论,李明彻的判断则是对西方自然哲学中四行说理论的实际运用。李明彻关于彗星的西学知识源于清初游艺的《天经或问前集》,又把相关内容辑录到其《圆天图说续编》之中,但在一些注解中加入了"五行"字样,是对四行说的移用,并淡化了原著带有的基督神学色彩。把整个事件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显示出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普遍态度:总体上排斥耶稣会士输入的、基督神学化的四行说,但接受四行说揭示事物关系的"实理"及其具体的操作运用。

文明传播视野下的雍乾、乾嘉苗民起义

本文认为清代中叶以前,汉文明与苗文明是中华文明体系内两支内涵不同的亚文明。18世纪雍乾、乾嘉苗民起义主要不是如以往研究所说的那样是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斗争,而是对中央专制王朝以“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为手段进行汉文明强烈传播和文明整合所作的拒斥性的回应。

清代乾嘉时期的四川赶场——以刑科题本、巴县档案为基本资料

乾嘉时期四川的赶场活动中,人们买卖刀具、粮食以及衣食日用品,场上有木匠、铁匠等手艺人,场作为重要的公共场合,赶场较多伴随着人际交往与娱乐餐饮。巴县的场上就有不少店铺,如饭店、杂货铺、酒店、钱铺、药铺等。场一般地处交通要道,附近居民较多,商家入驻开店主要满足人们日用所需。场市隔两天开场,场期较为密集,场市人口的职业构成以经商者以及佣工、种地者为多。场市存在不少违法行为,私宰耕牛、赌博、绺窃、抢客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场上人多事繁,差役会到场巡查。有的场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如"场约""场头"等。巴县重视场的治理,场的兴建需要乡约、地邻申请,知县批准并示禁后正式开设,并由场头、客长与乡约等共同治理,场头等由场民公议产生。巴县所给执照规定场头、客长等协同乡约办理场内公事,此外还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场被官府派差,有的还建有看守递解犯人的卡房。场市设置栅栏、虎头牌、虎皮棍、梆锣、更夫,以防盗贼,团练的推行也改造了场市的组织与治理。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论乾嘉学人诗——以翁方纲诗为中心

清代乾嘉时期,在重经史、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的学人诗,以翁方纲的学人诗最为典型。这些诗堆砌学问、缺少性情,以经史金石等考据知识为诗歌内容,以考据学方法为诗法,违背了诗歌抒情性、形象性、含蓄性等特质,不被诗坛大家、名家认可,当时效仿者主要是翁方纲弟子辈。但此类诗重学问的特点,也得到一些诗论家肯定,并对后来的程恩泽、郑珍等人的诗歌创作有影响。

乾嘉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及其表达方式

乾嘉时期学者对"经世致用"的诉求依然强烈,只是迫于当时的文化高压,采取了迂回曲折方式,进行了别样表达:以积极的姿态,寻找出当时最可行、合"法"的"考据"治学方式;循着稽古—通经—明道—救世的治学路径,探寻经典本义,实现其学术"经世"的终极目的;通过对"汉学"旗帜的高扬和对"宗""源"的强调,迂回表达出他们对清庭"非正统"统治的不满和揶揄,折射出意识形态上的抗争。

乾嘉时期新疆舆地学著述研究初探

清朝乾嘉时期,是新疆地方志发展的高峰。《内府舆图》《西域图志》等官修和《西域闻见录》《西陲要略》等私人纂修志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时期舆地学的发展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在新疆地方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为道光、咸丰时期史地学的繁荣积累了知识基础,而且为以后的新疆研究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乾嘉时期蒙汉通婚禁例废止考

清朝自入关统治之始,便禁止蒙古族和汉族互通婚姻。但随着清朝对边疆的渐进统一,蒙汉交往逐渐频繁,蒙汉通婚成为大势所趋。乾隆五十二年(1787),乾隆帝断然取消禁令,允许蒙汉通婚。嘉庆帝亲政后,于嘉庆六年(1801),再次禁止蒙汉通婚。

论乾嘉之际诗歌创作力量结构及其诗史意义

乾嘉之际的诗坛,中下级官吏诗人群是主要的也是成就最大的创作集团,打破了由台阁诗人主导诗风的状况。这一情形的出现,是古典诗歌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清代诗史自身的重要变化。它不仅揭示了诗歌创作力量核心从庙堂的向下转移,更引发了诗歌内涵、诗歌精神的整体变化,其诗史意义可谓大矣。

乾嘉时期内务府财政对两淮盐政的依赖

两淮盐课不仅为清政府所看重,且清帝亦非常关注,尤其是乾隆等诸帝更将其作为内府财政的重要来源。他们不仅延续了康雍时期的内帑放贷等活动,而且开辟了两淮提引银、两淮玉器折价银、人参变价银等新敛财途径。这使得两淮盐政在内务府收入中所占的分量愈来愈重,嘉庆时期更是约占其总数的1/2强。乾嘉时期,两淮盐政成为内务府财政的最重要来源,但这也潜藏着严重的危机。

乾嘉诗歌批评“厚今”现象成因探

乾嘉时期的诗学理论与清初一样是在辩驳明代文学中建立起来的,他们批评明代文学的盲目复古和低俗,认为有明一代是衰落的一代,自信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诗歌批评出现了"厚今"。受统治阶级和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乾嘉学人对明代的复古思潮和门户持批判的态度,他们的文学观更具历史辩证性,认为当代也能创造出经典。乾嘉文学创作繁荣,在盛世情怀下,他们认为自身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论乾嘉骈文发展的文章学价值

乾嘉时期的文人和经士出于不同的原因,以改革文章写作模式为共同目的,使骈文创作兴于一时,他们对骈文采用了独特的视角,把骈文放在文章发展的源流中进行考察,发掘出它对文章创作的积极元素。虽然,当时人的骈文创作几乎以模仿为主,没有形成清骈文的特点,但对于文章创作的探索而言,他们在对骈文的研究中提出了很多有效的建议,促成了清代文风的转变。

诂经精舍诗人群论

诂经精舍是阮元在浙江任上建立的一个地方性学校,汇聚了江浙一代诸多著名学者和优秀士子。精舍在成为嘉庆以后最重要的学术基地之一的同时,也是当时两浙文学活动的重要依托,其中不乏以诗名世之人,他们的创作从乾隆四十年延至嘉庆一朝,抒写出特定历史时期才人士子的独特心声,以不同形态展现了性灵思潮的深刻印记。

黄丕烈藏书交游考论

黄丕烈是乾嘉时期的藏书巨擘,他通过地缘、业缘、师友、同年、姻亲结识了90位士人,不仅促进了书籍的交流,使得各个地域、各个藏书中心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促进了书籍的利用,发挥了藏书对学术的推动作用,促进了藏书与学术的共同繁荣。

乾嘉汉学与理学的立异

乾嘉汉学从提倡新的治学原则、排拒佛老、经学辨伪、重新诠释理学命题等四个层面对理学进行了较为激烈的批评 ,凸显了汉学与理学之间在学术立场。

乾嘉道时期天津海防述论

乾嘉道时期天津作为首都门户的战略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决策者往往强调陆防,而对海防重视不够。尤其是作为具有水上机动作战能力的水师严重薄弱,甚至几度裁撤,从而给虎视眈眈的英国殖民者以可乘之机,造成后来鸦片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给中国历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中英两国对天津海防的认识及措施入手,揭示其中的原因,反思历史教训,会对当今的海防提供一些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