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伊犁户屯问题再探

户屯是清代伊犁农业开发中的特殊类型,根据满文档案可知,其创办时间更可能始于乾隆二十五年。户屯构造,主要包括了商民、客民、为民遣犯和绿营眷兵分户子弟四类。户屯最早依附于兵屯,其管理实现了从理事同知向抚民同知的转变。

清代木匠索欠纠纷及其日常生活——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木匠作为“打工人”,是清代社会重要的群体,木匠手艺也是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清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有关于木匠的纠纷多发生在债务的索欠方面。木匠往往在家工作,为乡民服务。木匠到外地谋生,开张木匠铺,也是流动性较大的职业。木匠既会与房东产生纠纷,也会与雇主和产品的买主发生纠纷。木匠师傅往往带徒或找帮手工作,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纠纷。木匠与他人的交往中也会产生纠纷。中年木匠未婚者可能收入微薄,经济能力有限。木匠往往兼营农业。

从清朝乾隆时期抄产清单看西方毛织品在华传播与使用

本研究利用104份抄家财产清单及相关史料考察清前中期西方毛织品的传播和使用。研究发现,早在乾隆时期,西方毛织品传播的地理范围就已遍及全国各地,即使偏远地区的低级别官员也拥有西方毛织品,西方毛织品经由官员和商人运销到全国各地。西方毛料用来制作便装、行装、官服等服装,被子、床毯、地毯、椅垫、桌垫等家居用品,荷包、口袋、帽子等配饰,雨衣、雨帽等雨具,西方毛织品还用来送礼。不过,当时西方毛织品是奢侈品,主要在官员、富商等拥有较强经济实力的群体中扩大传播。

乾隆年间陕西粮价波动研究

本文以王业键先生编辑的清代粮价资料库中的粮价数据为基础,具体考察了清乾隆朝年间陕西12府的粮价波动情况。研究表明,乾隆年间,陕西省粮价波动主要受到自然灾害因素的影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刺激了粮价的上涨。战争也是导致陕西粮价在短期内发生剧烈波动的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在清王朝统一新疆的过程中,为了就近供应军粮,清王朝多次由陕西采买和调拨粮食,使得陕西的粮价波动明显。同时,通过运用乾隆年间陕西小麦价格变异系数及相关系数的分析方法得出,乾隆年间陕北和关中地区市场整合程度,相对陕南地区来说较高,但从全国范围来看,陕西整体的市场整合程度较低。

乾隆末期驻藏大臣成德的事迹及其历史作用

清代乾隆嘉庆朝历史人物钮祜禄·成德(1728—1804年),系满洲正红旗人,早年从征准噶尔、叶尔羌、缅甸,后在平定大小金川、抗击廓尔喀入侵等役中立下赫赫战功,先后担任四川提督、成都将军、驻藏帮办大臣等职。在担任驻藏帮办大臣期间,其参与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制定和实施,积极协助和琳、松筠等人处理西藏事务,平定动乱,加强社会治理,为西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由于任职时间较短和年龄等因素,军人出身的成德在西藏任职不足两年后便调任杭州将军,这制约了其西藏治理的实效。

乾隆朝“钦定新清语”(十)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亲自规范满语并颁发上谕加以推广,此即“钦定新清语”。本部分收录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六年间都虞司、会计司为抄送“钦定新清语”给盛京内务府咨文17件,内容涉及礼仪、人名、地名、官职、生活用语等。

西学的移用与致用:从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看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态度

清道光六年(1826)春有彗星出现,两广总督阮元幕僚李明彻据此认为将出现旱灾,改变了阮元先前认为将会有战争的判断,并影响其决策。阮元原来的判断基于中国传统星占理论,李明彻的判断则是对西方自然哲学中四行说理论的实际运用。李明彻关于彗星的西学知识源于清初游艺的《天经或问前集》,又把相关内容辑录到其《圆天图说续编》之中,但在一些注解中加入了"五行"字样,是对四行说的移用,并淡化了原著带有的基督神学色彩。把整个事件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显示出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普遍态度:总体上排斥耶稣会士输入的、基督神学化的四行说,但接受四行说揭示事物关系的"实理"及其具体的操作运用。

乾嘉学术视野下的以诗论骈文——陈文述《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诗考论

陈文述的《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的一首以诗论骈体文的长诗,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首诗不但对中国古代骈文史进行了独特的思考,而且从辨体、炼格、选材、措辞、师古与知识储备等多个维度讨论了骈文创作的诸多重要问题,倡导骈文作家学者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骈文的理论资源,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陈文述对古代骈文史与骈文创作诸多问题的深入讨论,不仅体现了乾嘉考据学极盛时期对骈文史与骈文创作的理论思考,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古代骈文的别样的历史景观。

《热河日记》中的康乾盛世

通过对《热河日记》中康乾年间中国清朝社会种种现实生活的记载和描写的分析,对朴趾源燕行所目睹的种种盛世景象进行解读,可以看出这部文学巨著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

乾隆三年宁夏地震与政府救灾

乾隆三年的宁夏地震给当地的社会经济造成了重创,但由于各级政府积极应对,救灾组织有序,比较成功地解决了灾后各种社会问题。本文通过系统地梳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相关档案,并结合地方志、地方地震史料汇编等资料,对乾隆三年宁夏地震中的政府救灾背景和救灾举措进行全面的分析。宁夏因地处偏远,经济实力和士绅力量不如江南发达,所以民间救灾力量实为有限,此次救灾工作的顺利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宁夏作为清廷军事重镇的重要战略地位,从而引起了皇帝的高度重视。在皇帝、督抚大员的统筹调度以及基层官员的恪尽职守下,宁夏地区灾后的救济和重建工作才得以成功展开,民众得到妥善的救助和安顿,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为灾后的经济恢复奠定了基础。对此次地震中的政府救灾行为进行客观的评价,能够为当前政府抗震救灾提供历史借鉴。

乾隆、嘉庆两朝对白山派和卓后裔招抚政策得失述评

白山派大、小和卓败亡之后,清朝对其后裔采取了严密的清查措施,确定了"罪不及妻孥"的处理原则,实行积极招抚并安置京师的政策,以消除潜在的危险,实现天山以南的长治久安。乾隆朝实行的清查措施与招抚安置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嘉庆初年继续对外逃的大和卓后裔萨木萨克实行积极招抚政策,但在萨木萨克接受招抚携妻、子来投的关键时刻,地方官员未能妥善处理,措施失当,致使其畏惧逸去。嘉庆十九年玉努斯案定案之原因十分复杂。以玉努斯案为转折点,清朝中止了自乾隆二十六年以来对白山派和卓后裔长期持续实行的正确的招抚政策。政策的转变,造成了严重的后患,是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新疆持续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学术交往对乾嘉学者学术声望显隐之影响——以钱大昕、赵翼、章学诚、崔述为例

乾嘉时期,学者们很重视彼此间的学术交往,其交往范围包括学界名人师长、学友及门生。学者们就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各抒己见,相互切磋,从而有力地推动着学术的进步。这种学术交流对学者的学术声望有着巨大影响。学者所融入的学术交流网络越大、辐射范围越广,其学术声望也愈加显扬。反之,则往往默默无闻。在影响学者学术交往的诸多因素中,学者的个性爱好、交往能力以及所研究学术问题是否合乎时尚,起着关键作用。

试论乌什起义

清朝派驻回城的满州贵族,一些人文化素质差,缺乏行政能力,并且贪赃枉法;同时,清朝对伯克制度改革不彻底等,是导致乾隆三十年的乌什起义的主要原因。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对南疆的统治政策进行了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地的社会矛盾,加强了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地位。

论乾嘉之际诗人的诗心与诗歌

乾嘉之际是清代历史的 转折期，时世的盛与衰在悄然消长，专制统治的松与紧在 微妙张弛。生活在此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诗人们感受着、承担着时代、社会沧桑暗换所带给他 们的种种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同时以中国士人经千年积淀而成的执著寻找、确立着自己的 人生位置与价值，在不得不平凡的生活中对抗为外力所强加的平庸，并以此塑造了乾嘉之 际的诗歌面貌。

咏物:朱彝尊与乾隆词坛——从《茶烟阁体物集》到《和茶烟阁体物词》

朱彝尊的《茶烟阁体物集》对乾隆词坛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茹敦和的《和茶烟阁体物词》主要着眼于朱集延续《乐府补题》唱和、追求创作难度、追随特定的写艳风气三个方面,是清词走向学人词的重要表现之一。茹敦和对朱彝尊咏物词追求传形、展露才学以及比兴寄托等特点都深有领会,但其学习或模仿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努力表现出自己的个人特色。同时,乾隆年间朱彝尊的地位更加明确、稳定,茹敦和的和作不仅顺应了这一趋势,也促使朱词更加深入人心。在中国文学史上,唱和往往是引导探索深入、促进风格形成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乾隆词坛的唱和活动,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茹敦和的这卷和作,也就具有了多重含义。

论乾嘉学者的书法审美主张

清代乾嘉学者以治经研史为职志,治学之余兼论书法。治学上的崇古情结,影响了他们的审美趣味,从而导致了他们"尚古"的书法审美主张,这是其一;他们尚古但不泥古,强调在传统的基础上出以自己的面目,这是其二。概括地说,"当为古人子孙,不当为古人奴隶",便是乾嘉学者的书法审美主张。

乾隆朝“钦定新清语”(八)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亲自规范满语并发上谕加以推行,此即“钦定新清语”。本部分收录乾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期间盛京将军衙门或总管内务府会计司、都虞司为抄送“钦定新清语”给盛京内务府的咨文19件,附词68条,内容涉及官职名、宗教、地名、动植物、用品及满洲人名连写等。

清乾嘉后期扬州三儒学术发微

本文评析焦循、阮元、凌廷堪的经学思想 ,并说明清代乾嘉经学乃是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而创建的经世之学。先是以惠栋为主要代表的吴派 ;继之而起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 ;又继之的是以焦循、阮元、凌廷堪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吴派以复汉人训诂为宗旨 ,形成了汉学。皖派主张由训诂以明孔孟之道。扬州学派提倡面向人事 ,面向实践。三者相继 ,构成了乾嘉学派的正统。其特征是崇尚朴学 ,即实学。前人统称乾嘉经学为汉学 ,或目之为考据学 ,都非笃论。

袁枚对乾嘉诗坛学问化风气批评的矛盾性和妥协性

袁枚针对乾嘉诗坛学问化风气所露出的弊端,抗声提出诗主性灵,非关学问,反对在诗中填书塞典。但他又强调书笈典籍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他的一部分诗歌也颇有书卷味。袁枚本欲纠治乾嘉诗坛以学填诗的流弊,然而在乾嘉学风和诗风的影响下,他对诗歌学问化做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他的批评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矛盾性和妥协性。

乾隆晚期钱塘江海塘修筑中的柴塘岁修之争

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修筑老盐仓一带鱼鳞石塘开始,围绕原有柴塘的处置问题,高宗君臣之间发生了持续的激烈争议。最终结果是,高宗承认了柴塘必须岁修的现实,其修筑石塘即可"一劳永逸"的治水理想不得不作出了让步。柴塘岁修之争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工程技术层面的争论。对于国家掌控下的大型水利工程而言,争论及其结论更具有了一种战略性意义,它预示着清朝政府治水政策和治水行为开始由扩张转向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