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千亩”地望考

文献记载中的周代"千亩"有二:其一,周宣王千亩之战中的"千亩",其地望在西周都城附近,即今陕西省境内;其二,晋穆侯千亩之战中的"千亩",其地望在晋国,即今山西省西南部。前者"千亩"之地名是随周人从后者迁移而去的,并且两地都与周人农作文化有关。

学术与世变:20世纪上半期清学史论述的形成与演变

基于不同时代的现实关怀,20世纪上半期的清学史论述亦形成各具特色的研究范式:清末章太炎和刘师培分别以汉代和明代两种汉人统治下发展出的学术形态为标准讨论清代学术,以彰显其在异族统治下的畸形发展,具有明显的反满革命色彩。民国时钱穆又将这一研究取向发展为从宋学角度考察清代学术,进而发展为余英时从儒学发展史角度讨论清代学术。同样,清末梁启超以西学为背景考察清代学术的研究取向,民国时也因学习西方民主、科学的时代要求,或发掘其科学精神,或强调其思想启蒙意义。

钱穆佚文辑补四篇

钱穆早年所作文章,多刊载于报刊,星散零落,不易搜集,以致《钱宾四先生全集》《钱穆先生全集》收录不全。新发见佚文四篇:《释》《悼孙以悌》《公祭章天觉文》《苦学的回忆》,以补全集之阙。

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

抗战时期钱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中西文化的看法主要反映在他的重要著作 《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本文就该书的一些重要内容，

近二十年中国大陆学界关于钱穆学术思想研究的新取向

一代史学大师钱穆的学术思想是一座巨型宝库,其于历史、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经济、教育诸方面皆有涉及,历来研究者多选择钱学中之一方面加以深入分析。将近年中国大陆学术界相关钱学的论著依义理、考据、辞章之范畴进行分析,可对近年钱学研究的新进展有个总体概览和基本把握,有利于推动其进一步发展。

钱穆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之比较

梁漱溟和钱穆都以人生为切入点,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并按照不同的人生态度将文化区分为三种类型,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二人对于文化起源的不同理解,主要来源于学术背景的不同,但二人的终极关怀都是一致的,即在传统的权威性逐渐失效和价值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潮流冲击下,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二人都主张中国文化必将复兴,中国文化也须改造。在对中国文化改造的方法上,梁漱溟更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即"内圣开外王",而钱穆则更关注中国文化的自身演进,他提出中国文化的新生不是"破旧立新"而是"据旧开新"。从这点上来说,二人的文化理想虽然是相同的,但通达理想之路是有分歧的。同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代表,钱穆采取了更为彻底的立场。梁钱二人的思想都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如果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所依靠的只是古人的只言片语及对社会现象和少量文章著作的感悟力,而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他却借鉴了不少西方当代人类文化学的理论,特别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解释中西文化之不同。这种转变还表现在梁漱溟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由"书斋型"学者成为一个现实社会活动家这一事实上。梁漱溟离开北大后,便投身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之中。而钱穆晚年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特别是"天人合一"观的提出包含了浓厚的宗教意蕴。钱穆早年倾向于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角度解读"天人合一",将儒家精神理解为道德人文精神,体现出他作为史学家注重经验事实、轻视形而上学的特点。然而在晚年,钱穆对"天人合一"有了新认识,即从超越的、形而上的角度理解儒家精神,体现出浓厚的宗教内涵。这种戏剧性的倒转使我们很难再回想起他们早年的差别。

千亩之战析疑

千亩之战是周宣王晚年征伐姜氏之戎的一次著名战役。近出清华简《系年》亦载其事,从而引发学者对战争的次数、地点、起因与影响等问题聚讼不已,疑云迄未消除。仔细分析地上地下各种文献,可知《史记》并无两次千亩之战的说法,实只宣王三十九年一次战役。战争地点在周都镐京近郊,与晋地无涉。战争的起因是由于周王室支持秦人打击犬戎(狁),以安西垂,结果姜氏之戎连带遭到秦人迫逐,土地也随之丧失,从而引发了姜戎氏对周王室的尖锐矛盾,进而升级为武装冲突。战争未能打败姜戎氏的进攻,反而是王师败绩,天子奔逃。周王室权威扫地,共主地位一落千丈,无形中助长了犬戎长期觊觎宗周的政治野心。十多年后,申、缯联合犬戎攻破镐京,赫赫宗周终于一朝覆亡。

从清华简《系年》看“千亩之战”及相关问题

千亩之战是西周末年姜氏之戎在千亩打败周王军队的一场战役,后世视其为西周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认为这是宣王执政由中兴到衰落的转戾点。由于相关典籍关于千亩之战的记载多有歧异,研究者又站在不同视角加以阐发,故而学者历来就千亩之战的次数、时间、战场以及胜负等问题聚讼不已,从而形成周史上著名的学术公案。从清华简等新出资料来看,"千亩之战"应该只有一次,发生在周宣王三十九年,即公元前789年,战场在王畿附近。战争过程中一些诸侯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战争结局仍以"王师败绩"而告终。相关认识歧异乃诸种典籍不同编纂原则——宣扬神道、诸侯有功和编年史体例所致。

钱穆先生《论语新解》探微——以“学为人之道”为致思线索

"学为人之道"是钱穆先生《论语新解》的中心话题,钱穆反对从"性"上立基,将"学为人之道"所以可能的根据溯及先验层面,"学为人之道"便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倡导,终究无法成为一种有着普遍效力的道德要求;由否定程朱对"性""天""理"等范畴的探求而否定对一切形而上者的探求,所带来的其实同时也是对形而下者所当有的价值取向的忽略;钱穆将"为仁"看作只是完人或成人的"起码条件",主张当以"为政"成就之大小衡量"为仁"境界之高下,这其实是忽略了"为仁"的独立价值。

巨变中的怀旧?——重温六十多年前钱穆先生的文化历史观

史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历史观在当时是另类,在今天也绝非时尚,而他在20世纪世界学术界的影响,难有第二位中国的历史学家与他相匹敌。他的历史观是在深知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在意识形态教育下形成的。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理解与把握能力是有过人之处的,否则他不会从乡塾直接走进北京大学的讲堂。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并非对现实一无所感,他在当时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认识就决非只是怀旧,今天我们重温他的这些认识也绝非怀旧。在全球化给人类带来诸多矛盾与困惑的形势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运也面临众所周知的挑战,此时,重温六、七十年前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对我们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清华简《系年》看西周帝籍礼之兴废

新公布清华简《系年》首章有对西周兴衰过程的俯瞰性描述。其中,"作帝籍"和"弃帝籍"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就周兴而言,"作帝籍"是武王能够克商的重要手段;就周衰而言,"弃帝籍"则是周宣王败师千亩的直接原因。通过对帝籍礼沿革的详细考证,可以判定这一记载具有一定真实性。可以说,武王"作帝籍"在克商的过程中,确实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宣王因"弃帝籍"而导致千亩之战的失败,则与后人之附会有关。

钱穆中国文化史观述评

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并不能完全用"专制"概括其政治制度。皇权和相权有一定分工,且受到种种明确制度的规范。民族、宗教、文化在国家内部不断融合、混化,凝成一整体,结成大一统历史;文化教育日益进步,社会趋于平民化,和平的人生、艺术的人生在整体的宇宙观指导下趋于圆满。未来中国文化之发展,既可融进西方科学文明,又不应丢掉自己的历史传统,尤其是制度文化必"自根自生"才有生命力。

清华简《系年》与千亩之战结局再考察

学界对周宣王“不籍千亩”与千亩之战的研究,历来存在争议。清华简《系年》的公布,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通过考察相关文献与论著可以看出,《国语》和《左传》是研究千亩之战相关问题的基本依据,《史记》不同篇章中的不同说法是由各卷主题需要所决定的,古本《竹书纪年》中的记录体现了尊王观念,这些关于千亩之战结局的记载实际上并无矛盾。杜预关于千亩地望的解释对后世千亩之战发生两次说以及两次战果不同说的出现具有重要影响。清华简《系年》进一步验证了《国语》记载的可信度,这是其在此问题研究上的最大价值。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试论钱穆与余英时的儒学观

钱穆、余英时以史学立场为学术路向论述儒学,他们不仅推崇宋明理学,而且对于清代"道问学"精神评价甚高,并指出宋明与清代之间存在学术渊源。这与现代新儒家独尊宋明理学,语垢清代学术的哲学立场不无抵牾。然而,就其复兴儒学和寻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看,他们仍然相互同情,心有戚戚焉。因此,钱、余与现代新儒家虽"道不同不相为谋",但仍可被视为20世纪复兴儒学这一学术思潮的新儒家。

满族藏书家纳兰揆叙及其谦牧堂考述

纳兰揆叙(1674-1717),字恺功,号惟实居士,满族藏书家。其在政治、文学方面的事迹多为后人熟晓,藏书事迹却鲜为人知。他的谦牧堂作为清初满族私人藏书楼,在清代藏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章就纳兰揆叙藏书渊源、谦牧堂藏书规模、源流和散佚情况进行系统考述,揭示纳兰揆叙及其谦牧堂对中国藏书事业的贡献,从而丰富清代藏书史尤其是少数民族藏书史的研究。

钱穆的公孙龙子研究

钱穆先生(1895—1990)在20世纪30年代对公孙龙子其人其学作过具体深入的研究。他认同胡适关于公孙龙子生平事迹的判定,并补充了翔实的考证;同时吸纳前说,对《公孙龙子》一书加以新的系统的解读。他认为,公孙龙子阐述的是表达主观意识的“意名”,并非与客观存在对应的“实名”;是一种感觉认识,并非逻辑理性。这些学术成果在名学研究史上不能忽略,在当代依然有哲学认识的意义。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

钱穆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 ,学识渊博 ,贯通古今 ,被誉为通儒之学。在治学中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 ,毕生探寻国家和民族文化永久演进的生命力 ,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在学术研究领域 ,亦多有创见 ,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钱穆的文化自由主义

近代思想史上,学者对自由主义的关注常常停留在西化派知识分子身上,近代中国命运多舛,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并未能成功,原因多归结为救亡压倒启蒙。而西化派知识分子所提倡的"自由"却很少被质疑。自由的内涵除了政治自由主义,更有文化的自由,文化自由体现着传统儒学中特有的自由观念。梳理钱穆对西学的看法,可以感受到文化自由的观念与精神。文化自由实可以作为对政治自由的补充与制衡,展开儒学与自由主义更为内在的对话。从传统学术的精神中发掘出的文化自由观,将可以开创出儒学中西会通新境界的良好平台。

试论钱穆与内藤湖南对中国史的比较研究

钱穆是20世纪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史学大师;内藤湖南是日本研究中国史方面"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二人都在中国史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仔细比较后发现,二人的生平,治学之路,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对文化史的研究,对历史深度和广度的把握,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以《国史大纲》和《中国史通论》为例,比较二人治学的异同,对更好的把握历史和研究历史很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