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牛庄城守和海城县辖区的历史变迁

清代东北是个旗民二元体制社会。顺治康熙年间,牛庄城守辖区与海城县辖区有很大的区别,但是,经过二百多年的变化,特别是附近驻防城和州县的设置,牛庄城守辖区与海城县辖区逐步重合。

许大壮与大壮炉及其故事研究

本文围绕许大壮与大壮炉,在文献分析基础上进行文本分析,可知许大壮是福建省漳州府海澄县七都人,入籍南靖县马坪总锦田社,康熙三十年(1691)以南靖县儒学生员成为岁贡,康熙四十八年曾任泉州府永春县儒学训导3年。许大壮参考康熙《漳州府志》记载的马坪茶炉,研发大壮炉,成为马坪茶炉中的精品,曾在南靖、龙溪、海澄广为流传。大壮炉研发与仙游县九鲤湖祈梦文化有关,与科举文化相结合,是闽南文化与莆仙文化交融的产物。大壮炉受到龙溪县乾隆二十八年(1763)移风易俗运动的冲击,其窑址在乾隆四十一年九龙江南溪水灾中遭到冲毁,最终失传。大壮炉始载于乾隆《南靖县志》,目前可考的大壮炉故事也仅见载于该志,所谓大壮炉原件均未能证明是许大壮所造。

晚明海澄县名宦王穀家世与生平事迹考

王穀,字半江、汝璧,浙江台州府临海县人,王镐之孙、王洙之子。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中举,隆庆五年(1571年)至万历二年(1574年)任福建漳州府海澄县知县。任内恪尽职守,励精图治,深得民心,先后兴建海澄县城、际留仓、养济院等,还参与修纂万历元年《漳州府志》。他主持兴建的海澄县城被尊称为“王公城”。他离任后,获建生祠“王公祠”。吕旻《新建海澄县城碑记》曾述其宦绩,傅夏器为其撰《王公城碑记》,万历癸丑《漳州府志》、崇祯《海澄县志》、嘉庆《台州外书》均有传。

晚明海洋贸易中的“船引”研究

明隆庆初年开海后,官方将“船引”作为商船出海贸易的许可证,并以此来管理海洋贸易。船引分为沿海、海外贸易两类,前者在闽粤之间实行南澳稽查制,闽浙之间实行沙埕换船制;后者仅有福建漳州与泉州的海商能够申请,并用于前往东南亚贸易。官方构建起以船引为核心的海外贸易限额制,而且以“船由”作为建造商船的许可证,形成船引与船由的相互配合和对应。船引的申请、填写与回销均有完整流程及具体规定,官方监管亦贯穿其中。海商出港时,必须由官方依照船引、船由来盘验货物与商船,还要限时回港销引并接受审查。船引成为晚明海洋贸易管理制度的核心,也是当时海洋弛禁通商的体现。

明代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与设县问题再研究

明嘉靖四十年(1561),福建漳州月港地区爆发了以张维为首"二十四将"的叛乱。这次叛乱发生在千里海疆遭遇大倭乱的背景下,持续时间长达数年,东南海疆罹祸甚巨。文章在厘清月港"二十四将"叛乱相关史实的基础上,相应探讨了月港地区的设县问题,认为叛乱发生前官府对月港地区的行政管理并未完全失控,海澄县的设置主要出于地方军事防御上的需要。月港的设县之议共有四次,分别是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嘉靖二十八年(1549)、嘉靖三十六年(1557)和嘉靖四十三年(1564),但新县的正式批准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至于县城的修建工作则迟到隆庆六年(1572)才得以完成。

再论明代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及海澄设县——对李贤强、吴宏岐两位先生的回应

由于官方长期治理不到位,海洋区域社会无序发展,最终于嘉靖四十年(1561)酿发了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倭乱爆发、募兵为乱、土堡兴筑等因素对叛乱发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叛乱前,朱纨在福建沿海所行保甲并未得到切实贯彻,更没能恢复当地统治秩序,不应过分夸大保甲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月港叛乱推动了海澄设县的最终达成,新县的设置以及县城的修筑虽有助于防御,但设县主要目的在于完善月港行政建制,强化官方对当地的管理与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