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语中“契丹”是源自辽朝的强盛吗?

关于俄语中“契丹”的来源,学者均认为是因为辽朝及西辽(哈喇契丹)的强盛,也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认为蒙古西征也是一个原因。实际上,辽朝、西辽均不与罗斯接壤,罗斯也未与辽朝、西辽发生交往,故俄语中称“契丹”并非因为辽朝的强盛而导致的,而是源自早期蒙古人对辽朝的称谓。因称阻卜或达靼的早期蒙古诸部曾为辽朝西北路招讨司下辖的属部,而辽朝针对契丹人及其他北方民族的契丹文国号为“哈喇契丹”或“契丹”,故早期蒙古人称辽朝为“契丹”。辽朝灭亡后,蒙古人兴起,他们继续称金朝乃至中国为“契丹”。后来随着蒙古人的三次西征,这一称谓也随之远播欧亚。因罗斯曾沦为蒙古金帐汗国的附庸长达两个多世纪,故俄语中称中国为“契丹”是沿袭自蒙古人。

试论辽圣宗时期契丹南下军事经略及其困境

统和五年(987),圣宗将收复三关保证南境安全,作为契丹南下军事经略的目标,但因军需与东西边境危机,这一目标在统和七年收复燕云失地后暂时停止。统和十七年(999),解决危机后圣宗再次南下,其作战目标仍直指三关。但随着宋军在三关之地防御的加强,契宋两军在河北战场形成了相持局面。澶渊之役中萧挞凛的阵亡使契宋两军陷入新的僵持,和议成为契宋两军唯一的选择,契丹终止了百年南下军事经略。

吉林宝藏的述说——契丹文八角铜镜

距今约一千年前,一位辽国匠人将滚烫的铜汁,浇注进精心雕刻的陶范中,从那一刻开始,铜镜慢慢冷却出契丹民族的身影。契丹文铜镜,采用方圆相切的八角形制,这是规矩和圆融的平衡。镜背外缘雕刻两组相对的卷草纹,叶片正反俯仰,茎蔓连绵不断。这是以忍冬花为原型衍生出的纹饰。忍冬花就是后世常说的金银花,也是汉文化的重要装饰图案。忍冬凌冬不凋,傲然挺立霜雪,这种气节深得北方游牧的契丹民族钟爱,遂将不畏苦寒的坚韧延续在铜镜之上。

契丹早期火葬墓研究

火葬是契丹人的主要丧葬习俗之一,是其丧葬观念的体现。契丹早期火葬墓可分为土坑墓、砖室墓两类,土坑墓依据葬具可分为两型,分别为A型桦树皮火葬墓、B型骨灰罐火葬墓,其中B型火葬墓分为Ba型鼓形罐火葬墓、Bb型双耳罐组合火葬墓及Bc型多类型骨灰罐组合火葬墓三个亚型。契丹早期火葬墓应源于以扎赉诺尔墓群、卓资县石家沟墓群为代表的鲜卑文化,是东胡葬俗的延续。其后,葬具由桦树皮向火葬罐转变,应是受佛教的影响。

宋元汉文典籍中的契丹语言资料与辽代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成书于元代的《辽史·国语解》,一方面受到其时多元化语言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遵循中国古代“号从中国,名从主人”的翻译原则。汉文典籍中以音译与意译两种形式存在的契丹语词、句和短语,不仅是契、汉两种语言间交流与融合的表现,也为从契丹语文献中挖掘《辽史》史源提供了新线索。汉文契丹语言资料中保留的契丹“小字”以及契丹语“赐名”,是各民族人民对契丹文化接纳的见证。辽代汉官笔下有关契丹节日风俗记录中夹杂的丰富契丹语词汇,反映了辽代民族间在节日文化交流中的借鉴与融合,也是多民族文化在辽代社会中多元共存、交相辉映的真实写照。

契丹辽文化特质及其人文历史意义

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游牧部族之一,由其建立的辽朝(907—1125)政权,国号在“大辽”或“大契丹”徘徊不定,甚至与北宋政权以“北朝”“南朝”相称。契丹人及其建立的政权,在中国古代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均有着重要影响。契丹辽文化作为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之一,其所显示出的特质及人文历史意义,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名称·社会形态·交往交流:唐代大贺氏契丹研究述评

唐代大贺氏契丹时期是契丹早期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因而自20世纪50年代始,学者们对其加以研究,成果颇丰。细致梳理上述研究成果发现,以往学者主要关注唐代大贺氏契丹之名称、社会形态、唐契交往交流三方面内容。关于唐代大贺氏契丹之名称,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其所指为氏族名、部落名、官名及李姓契丹等;唐代大贺氏契丹社会形态主要有“部落联盟”“部族联盟”“酋邦”三种学术观点;唐契交往交流,主要体现在双方和亲、唐置松漠都督府,以及大贺氏契丹向唐朝贡等。

从部族到王朝国家:契丹族群早期政治生态演进模式的道路抉择

契丹族群在进入国家前,尽管始终没有脱离人类学家所总结的人类社会政治生态模式之演进路径,由氏族、部落演进至部落联盟、酋邦,再演进至早期国家,但其演进路径深受农耕族群的政治、文化影响,已非原生态样貌。辽太祖“变家为国”后,改弦易辙,做出了实施王朝国家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政治生态模式之道路抉择,极力推行契丹部族体制改造以及使契丹部族首领官僚化的措施,不断强化王朝国家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政治生态模式。太祖的王朝国家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道路抉择,彻底改变了中国古史谱系发展的历史走向,使中国北疆社会的历史演进在辽王朝国家发生重大转折。

契丹入汴与辽乐的崛起

契丹音乐原本是原始部落风格。石晋的进献、尤其是太宗耶律德光灭晋入汴的大规模掳掠,使得契丹乐内容空前充实、功能空前完备。契丹乐显示出强烈的国家属性,成为合格的国家音乐。辽乐的国家化增强了辽对汉人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统治的礼乐力量,也强化了其兼治契丹与汉人的礼乐自信。辽乐兼并石晋音乐并凸显国家化色彩,也是其后来与北宋抗衡的文化力量所在。

契丹文化与北疆文化研究浅谈

契丹文化并非单一族群文化,而是受到奚、渤海及中原汉文化多重影响后形成的一种文化共同体。契丹文化是以游牧文化为主体,融合其他族群文化而形成的。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契丹文化不仅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为中华文明的最终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契丹族是发源于松漠地区的鲜卑宇文别种,其原本活动区域在今内蒙古东部草原和戈壁之间,因而契丹文化发源带有浓厚的游牧特色。如契丹人日常居室为可自由拆卸的帐篷,日常出行多骑马或骑骆驼,大多数契丹人在各自的畜牧地内过着游牧生活,日常以放牧牛、羊和马为主。他们平时放牧,战时作为部族一分子而出征。辽朝建立后,辽统治者基于这种生活习惯建立了群牧制和部族军制,使辽朝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可以说,契丹族这种日常游牧生活是辽朝在10—11世纪称雄东亚的基础。

契丹女性社会地位的反证分析与文化启示

契丹女性社会地位问题为学者所关注,对契丹女性社会地位、婚姻状况、军政能力、文学成就等方面的表现进行全面反证分析,可以发现,契丹女性社会地位的形成既有其民族自身逻辑发展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同时空场域中唐、宋文化的影响。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文化反思,认识到它部分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对现实社会文化自信的树立和文化精神的培养大有裨益。

契丹—辽细腰鼓与大鼓文图考辨

契丹—辽政权雄踞北方二百余年,在大量接受中原汉文化的同时,保留和创造着独特的契丹文化。在其遗存的乐舞资料中,鼓类乐器多有出现,且种类各异,其中最常见的是细腰鼓与大鼓。依据《辽史·乐志》和陈旸《乐书》中的史料,对契丹—辽时期的细腰鼓与大鼓的种类、形制进行文图考辨,并结合遗存的契丹—辽乐舞图像资料,再现这两种鼓的演奏场面。在此基础上,思考契丹细腰鼓与大鼓对中原鼓文化的吸收,及对后世北方民族鼓乐的影响。

丝尼、拓跋、契丹、恰衣纳:中国他称形式的历时演变和空间分布(下)

本文基于中外前贤时修研究,继续对“历史中国”的称号展开辨析汇考。在波斯、希腊、罗马、印度等称中国为Čīn(丝尼)、Čâini(赛尼)、Sêrica(赛里卡)、Cīna(止那)之后,从北朝到隋唐延续到宋元,突厥、东罗马和中亚民族称中国为Tabjač,此源于在北中国建立大魏的拓跋(中古汉语Thak-buat)。宋辽以降,蒙古帝国和元明时期,以Catai称中国累见于西语,此源于在北中国建立大辽的契丹(突厥文Qïtany,契丹文Qiduni)。16世纪以来,世界通称中国为China(恰衣纳),该词1515年始见于葡萄牙语,1555年进入英语。17世纪以来,西语中出现了对汉语“中国”“中华”的音译和意译。基于文献梳理,厘清了这些地区或民族对“历史中国”的认知发生和发展的总体线索。

辽代契丹铁艺“梳妆架”文化成因解析

辽代铁艺梳妆架是辽代家具文化中别具代表性的物件之一,是北方游牧民族女性所使用的仪容用具。就形制构造而言,源于早期游牧民族胡床与绳床构造,尺寸大小则体现了游牧生活中“就地宿营”与“随时迁移”的双重需求;就使用方式而言,出现了“地面”与“台面”两种摆放方式,反映了游牧到定居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与铜镜工艺、女性地位、佛教文化有直接关联;就工艺质料而言,展现了辽丰富的铁矿资源、契丹较高冶铁水平以及游牧民族独特的铁文化;就装饰纹样而言,承继唐、五代典型鹤纹、云纹,形成了契丹独特的装饰文化。此梳妆架的发现与解读对于辽代契丹的社会生活、技术水平、精神文化等方面研究具有个案意义。

《契丹国志》研究综述

1985年,贾敬颜、林荣贵从文献整理的角度点校了《契丹国志》。关于《契丹国志》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主要剖析作者与成书年代、史料来源、史料价值。虽有较多学者质疑《契丹国志》,但《契丹国志》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契丹国志》研究存在未解决的问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辽契丹出土手饰研究综述

在近年的辽代文物研究中,辽金银器备受瞩目,其制作精美、装饰华丽的特点得到广泛关注和赞誉。相较之下,对于辽代首饰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对于辽契丹手饰的专题研究更是稀缺。作为兼具实用和审美价值的手部饰品,辽契丹手饰的独特设计和纹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化精神,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必要对辽契丹手饰进行深入探讨和整理,以期为该时期的手饰研究提供更为全面深入的参考和借鉴。

契丹民族服饰研究综述

辽代契丹服饰在中国服饰发展史上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期的宋朝汉族、女真族等无不受其影响。研究契丹服饰不仅有益于对少数民族历史的全面了解,对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及中国古代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对辽代契丹族服饰文化研究学术史进行了回顾,归纳出契丹服饰文化的研究重点,提出后续研究的拓展空间。

10—13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与欧洲人的契丹印象

10—13世纪,北方少数民族契丹、党项、女真相继建立政权,形成辽宋夏金对峙时期。这一时期契丹人对草原丝绸之路的贯通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时的欧亚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契丹”一词成为中亚地区对中国的称呼。文章通过梳理契丹王朝对草原丝绸之路的拓通,以及域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探讨了伴随着丝织品、茶叶等物产的输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欧洲人构筑了繁荣富庶的契丹(中国)形象,使中国形象进入到世界视域之中。这与契丹独特的二元制及捺钵游牧文化是分不开的,契丹人在草原丝绸之路留下的印迹,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宝贵的财富。

俄藏黑水城TK326号写本与《契丹藏》的关系考辨

黑水城出土的TK326号写本抄录了《佛说菩萨本行经》、《贤愚经》和《佛说护净经》。此前学者们关注较少,尚无专门的研究。笔者从千字文帙号以及《契丹藏》校勘记两个方面,阐明TK326号写本抄录的三种佛经与《契丹藏》紧密相关,它所依据的底本应为《契丹藏》或依据《契丹藏》刊刻的单刻经。此前学者们大多是从西夏文献中体现的与辽代佛教思想相近的内容来说明辽与西夏的紧密联系,本文试图揭示西夏和辽之间佛教典籍的交流情况。

民国报刊中的契丹文研究

辽朝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繁盛发展的时期,在继承前代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其文字因得到政权扶植而不断完善,成为官方语言之一。关于民国时期报刊中对契丹文的研究,当前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尚存不足。本文分别从报刊、作者等维度观察民国报刊中所涉契丹文的学术论文、科普文章、资讯报道三类刊文。以此为基础,希冀廓清民国时期对于契丹文研究的发展脉络,从学术发展和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对现今契丹文的保护和使用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