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结构助词“哩”的用法及其形成

在以清代河南话为方言背景的《歧路灯》里,结构助词“哩”兼有“的”、“地”、“得”的用法;“哩”用同“的”时,又体现出跟后期近代汉语“的”相一致的演变特点。结构助词“哩”跟语气助词“哩”同形、音[li],它是“的”、“地”、“得”共同词音形式的方言变体。除河南方言外,在另外的一些现代方言里,也有结构助词[ti]→[1i]→系的音变现象,这类音变词用法、词音上的差异以及现代北京话“的”、“地”、“得”同音[ta]的形成历史与影响因素,都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

《歧路灯》“叫”字句考察

《歧路灯》中"叫"有叫请义、使役义、被动义和处置义,文章把使役义分为使令和容许两类。使令义来自叫请义,容许义来自使令义;被动义来自容许义,而处置义来自使令义。今河南方言中大多还保留着"叫"的这几种用法,只不过容许义、被动义"叫"与使役义、处置义"叫"在声调上往往有区别。

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爱民主义”——《歧路灯》思想内涵别说

"爱民主义"是以"爱民"为宗旨的一种"主义"。"爱民"一词,最早见于先秦典籍,而"爱国"一词晚出,其后长时期中用量亦少。但近代"爱国主义"大行于世,至今有"爱国主义",而无"爱民主义"。"爱民"之义,古代文学中多表达作"为民",唯《三国演义》、《歧路灯》等小说中不乏"爱民"之说。《歧路灯》写谭绍衣作为主人公谭绍闻的对照,办案中"曲全生灵",又写季刺史"午夜筹荒政"等,更是中国古代堪称以"爱民"为"主义"的长篇小说。《歧路灯》的"爱民主义"有其历史的、时代的、个人的、文学的渊源,有首创和示范的意义,但也有受封建制度约束和"清官"思想的局限。研究这一问题,对当今读书、治学和为政都有参考意义。建议将谭绍衣勘灾一段描写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歧路灯》中的能性“V不得(O)”

《歧路灯》中“V不得(O)”既可写作“V不的(O)”,又可写作“V不哩(O)”;“V不得(O)”又可分为“V不得(O)1”和“V不得(O)2”。“V不得(O)”在近代汉语中不仅受到来自表能性的“不能V”、“不得V”及“不可V”的竞争,还受到表能性的“V不了”和“V不成”等的排挤,加上其自身主要接纳单音节词拒绝复音节词方面的限制,它的萎缩是在所难免的。

从《歧路灯》看十八世纪河南方言词汇

《歧路灯》是清代河南作家李绿园 ( 170 7-1790 )用鲜活纯正的河南话写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 ,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语言学资料。它所反映出的十八世纪河南方言词汇 ,具有鲜明的区域性色彩和突出的时代特征 ,而这二者又是相互依存、互为表里的。拿现代河南方言词汇与之比较 ,相同点和不同处都很明显 ,继承的一面和发展的一面体现都很充分。作为十八世纪———汉语由近代向现代演进的关键时期———的作品 ,《歧路灯》中新旧词语的兴替现象、旧有的属于近代汉语的意义用法与新生的趋向于现代汉语的意义用法并存的现象相当普遍 ,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质。认真调查这些现象 ,对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新发现绿野堂《歧路灯》抄本刍议

新见绿野堂《歧路灯》抄本20卷,105回,除卷首有一段交代作者李海观生平、堂号、诗作的文字外,与上图抄本相比还有明显的增删,尤以第八回、第九回和第十回中较为突出。在语言上绿野堂抄本更多地使用书面词语,富于文采。绿野堂抄本应和安定筱斋抄本、洛阳民国石印本等一样,同属于国图抄本系统。

《歧路灯》中的动态助词“的”

《歧路灯》中“的”可以用作动态助词,表示动作的完成、实现或持续、进行,动态助词“的”出现于唐代,发展于宋代,元明以后在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官话中已经萎缩,但在中原官话和汉语其他方言中还有不同程度的保留。

《歧路灯》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李绿园既是“唐人小说,元人院本”“四大奇书”的公开的反对派,也是这些经典所代表传统的暗中模仿、继承者和挑战者。他把前人小说戏曲说得几乎一无是处,其实是其受困于这一传统的魔咒难以自拔而力求推陈出新的表现。因此,《歧路灯》与“唐人小说,元人院本”“四大奇书”等不仅有着同为通俗文学的本质联系,而且在小说艺术的手法上也多有旧瓶新酒、依样葫芦、偷梁换柱、脱胎换骨、拆旧翻新,种种模仿与“反模仿”,如对《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刘备托孤”“赤壁大战”,对《水浒传》中何涛捉白胜、“不完句法”以及以绰号写人物等的模仿借鉴,都是明显之例。由此证明,《歧路灯》反传统而实际未脱离传统,是“四大奇书”小说艺术的继承与发扬者。

《歧路灯》弟子过录本的时间辨误及其他

《歧路灯》研究专家栾星先生将河南图书馆所藏的早期抄本认定为作者在新安时弟子的过录本,并根据卷首题语判断该抄本的时间为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年)。据笔者看来,栾先生对该抄本时间的论断略有偏差。事实上,该抄本的成书时间应该是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年),即作者自新安返乡的那一年。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还原《歧路灯》最初的流传情况,而且对河南图书馆早期藏本的归属有一个更为科学的定性。

由《歧路灯》看清代中原地区赌博群体的广泛性

《歧路灯》真实地反映了18世纪中原地区中下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塑造了众多的赌徒形象,深刻地描写了赌博等社会恶习在中原地区所具有的广泛性,客观上提示了封建子弟荒淫糜烂的生活和消极、颓废的精神状态,为封建社会末世封建子弟的堕落和没落作了真实的写照。小说对赌博恶习的揭露与批判在今天仍然具有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

《歧路灯》中的“被”“把/将”融合句

清人李绿园的《歧路灯》具有浓郁的河南方言特色。其中的"被""把/将"融合句在该文献中是较有特点的语言现象,目前人们对这种融合句探讨较少。文章从句法结构类型、语义关系及语用价值对这种句式粗略探讨,认为该句式结构类型以"被……把"式居多,语义关系主要表示领属关系,其语用价值主要是同时凸显动作行为的受事者和施事者。

再谈阻碍《歧路灯》广泛传播的原因

《歧路灯》是清乾隆年间创作完成的中国小说史上最早以“教育”为主题的长篇白话小说。“教育”的目的使得作者在小说中注入大量的说教内容,破坏了它的形象性;“教育”也使得它成了作者教育理念的铺演,影响了小说艺术的审美品格;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还让它悖离了小说的“稗类”传统,难以顺应读者的“类型期待”。

《歧路灯》中“啥”类疑问代词略论

18世纪的《歧路灯》处在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发展演进的过渡阶段,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方面对《歧路灯》中"啥"类疑问代词的具体用法做了详尽地静态描写;另一方面,对于《歧路灯》中"啥"类疑问代词所反映出的时代和地域色彩也作了进一步探讨,认为"啥"是一个地域性较强的方言词,在所考察的文献中,只在河南以及山东方言的局部使用。今天河南方言中"啥"仍十分活跃,大部分河南话基本只用"啥",不用"什么"。

讽刺性描写:《歧路灯》的美学意涵及审美价值

在《歧路灯》中含有大量的讽刺性描写,几乎占了《歧路灯》三分之一的篇幅,此种现象颇值得探究。然而时至今日,海内外却鲜有撰写专文、专著对此作系统而详细的研探。有鉴于此,笔者力图拾遗补缺,弥补此方面研究的缺憾。本文从表象和事实不和谐构成的反讽叙事、独具特色的讽刺艺术、滑稽与崇高的二重奏、喜剧形式下的悲剧意蕴等角度切入,探析《歧路灯》中讽刺性描写的美学意涵及审美价值。

《歧路灯》词语札记

18世纪的长篇小说《歧路灯》中有很丰富的语言材料,可以弥补目前词汇史研究的不足,促使我们深入思考汉语方言和通用语的发展演变问题。

《歧路灯》中的戏曲活动

清中期长篇小说《歧路灯》的108回中,有56回涉及戏曲描写,涉及演出剧目18种32出。《歧路灯》为我们全面展现了戏曲种类、演出剧目、演出程式、服饰道具及演员的社会地位和戏曲的社会作用等方方面面。透过《歧路灯》,我们可以更形象地了解明清之际河南乃至全国的戏曲发展状况。于此同时,作者李绿园还通过戏曲活动的描写,为我们展现了明清之际理学影响下的典型戏曲观。

《歧路灯》与清代河南流行的酒类

把《歧路灯》中有关酒的史料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可以看出,清代河南流行的酒类可分为本地酒和外省酒,前者主要是民间自酿的各种酒,后者主要有潞酒、汾酒、烧刀子、金华酒、绍兴酒等。这表明,清代河南是酿酒大省,却不是酒业强省。

文学经典与“可居”奇货——《歧路灯》的现代传播主题研究

1911年至1949年是《歧路灯》传播的第二时期,它的开始,是以现代印刷技术的介入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歧路灯》的传播主题渐趋多元,除了承续第一个传播时期"教育"、"淑世"的思想外,"商业利益"、"传统文化的复归"也成为了传播的主题元素。

校注本《歧路灯》存在问题初探

《歧路灯》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1980年中州书画社出版的栾星校注本是三十多年来最为通行的版本。校注本系由多种残本合校、补缀而成,同时并对底本作了删改,文字面貌不但与现存主要底本差异明显,而且与《校勘记》也很不吻合,不利于《歧路灯》的传播和研究。

《歧路灯》中的“没蛇(可)弄”

清代李绿园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中的"没蛇(可)弄"在明清文献中独具特色,指处于不如意的境况,束手无策、无计可施。其中的"蛇"不是蛇,而是借用了蛇之字形、古音,扮演的却是河南方言中疑问代词"啥"的角色。《歧路灯》中的"没蛇(可)弄"在意义、结构、用法上都与现在河南方言中的"没啥(可)弄"相同。在今天看来,《歧路灯》中的"没蛇(可)弄"融古音、方言、修辞于一体,集中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