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长的变迁:秦汉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视角

本文以出土文献记载的伍长为视角,观察秦汉国家基层社会治理手段的变迁及原因。秦代在基层社会普遍设置伍长,这与新占领区的移民政策和新规划的居住空间有关。他们不受爵级限制,在不足30户的里中代行“老”的职能。汉初沿袭秦制而略有调整。西汉中期以后,史籍中出现的伍长皆因事而设。这与教化政策发生作用以及基层居住空间紊乱关系密切。东汉时期又普遍设置了伍长,和新出现的亭丘体系结合,是亭长下辖胥吏。伍长为丘的实际管理者,但时人视之为贱役。伍长的废置是秦汉国家为适应基层社会变迁做出的调适。伍长职能的变化还是限定在既有的乡亭里基层体系内,只是统治技术的调整。

中国早期道德、文化心态与秦汉大一统国家秩序初建

“约”在先秦、秦汉史料中频繁出现,按约定性质及内容不同,大体可分为国约、军约和私约,基本涵盖了各类社会关系与国家治理各个方面,调节着当时的家国秩序。在早期治国理政过程中,以“约信”为代表的道德规范长久以来既作为法律之外的重要秩序补充,也在秦汉大一统国家创建初期扮演着“通行法”的角色,其中有些约盟甚至在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后,成为万世不易的“祖制”。“约信”通过对双方未来的一些可能行为提前进行约束,为中国早期家国思想体系与中国早期道德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大一统”国家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虽然“约”逐渐被具体的成文法令所取代,但其中的某些道德伦理规范性质较强、政治道德色彩浓厚的约定也成为法令的一部分。

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的演进历程、实践经验与教训

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继承了先秦以来夷夏之辨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又充分彰显出大一统的时代特征,秦汉统治者对大一统精神的坚持、适度保证“因俗而治”的制度机动性,以及妥善处理好民族观念,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对于当下之边疆治理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对云南边疆地区经济治理考析

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在维持全国政策的一般性、总结对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云南地区和当地各族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阶段性,形成了分别针对少数民族、内地移民和各经济部门并与政治、军事政策相协调的经济政策,成为国家经济政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合理延伸。更为重要的是,秦汉中央政府还将先进的生产方式引入云南地区,尤其是使少数民族基层民众从中获得收益,以先进的生产方式瓦解落后制度的经济社会根基,带动当地经济社会的进步,从根本上保证了云南边疆的稳定和发展。

秦汉手工业政策略论

秦朝的手工业政策沿袭战国时期的传统 ,实行发展官府手工业、抑制私营手工业 (尤其是私营大手工业 ) ,鼓励家庭纺织业的政策 ;两汉时期 ,在官府手工业政策方面 ,前后虽稍有变化 ,但仍以发展官府手工业为主 ,而对私营手工业则采取了时抑时放、时禁时弛的政策。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初探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产生于先秦社会转型时期。尽管由于学派不同 ,但各派对廉政的认识几乎是趋于一致的。廉政必须解决好爱民、举贤和法治等问题 ,这是先秦诸子的一致共识。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达到了相当水平 。

秦汉政府宫官系统和汉武帝任用中朝官

秦汉由于家国不分、宫廷政治,致使中央政府体系中的宫官系统权力不断扩张。皇帝身边的官宦和中朝官以侧近皇帝而得政治任用,在中朝发展出尚书机构,逐渐取代外朝公卿机构的职权,进而形成内廷掌决策,外朝掌行政的管理机制。宫宦参政和中朝官用事,突出表现了西汉官僚政府家产制的特征。

秦汉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治策问题研究

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为了应对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边疆形势复杂等现实情况,中央王朝从行政、军事、法律等多方面采取各种制度性措施,调整中央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治边思想和民族治理措施的成败得失对后世封建帝国处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家庭伦理与社会生活

秦汉时期,三代以内的小家庭取代传统的宗法制成为社会政治的基础,非家庭本位的官僚系统成为社会政治的治理主体,这对家庭伦理以至社会生活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秦汉时期以三纲为代表的儒家家庭伦理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皇权的获得、传承都依据家庭伦理;作为政治治理主体的官僚阶层虽然是非家庭本位的,但在治理的目的和治理的方式上都要依据家庭伦理;一般民众在家庭内外的生活中都是依据家庭伦理做人做事,把家庭伦理置于治道以至皇权之上。秦汉时期奠定了其后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伦理的基础,在今天的社会大转型中,作为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社会政治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须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转换。

关于《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秦汉风雨》的商榷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秦汉风雨》译文明白晓畅,引人入胜,是该书质量较好的译文。但译文中有些释词有误、不合语法、有悖语境、自相矛盾等问题,本文对此进行商榷。

秦汉时期勃海郡郡治范围考

勃海,即渤海,作为郡国之名多见于古代典籍之中,所不同的是其郡治与统辖的范围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变化,对其郡治范围的讨论古已有之,但不尽一致。通过实地考察及对史料和各家之说的梳理,对秦汉时期——勃海郡创建时期的郡治及范围变迁予以了阐释。

论陆贾《新语》的治理思想

陆贾《新语》以天道为依据,基于宏大的历史视野关照秦汉之际的现实形势,因应政治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刘邦制定了"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经国方略。针对汉初治理实践,陆贾《新语》本着"因世而权行"的实用主义原则,兼收并蓄儒家的仁义为本、道家的无为而治、法家的刑罚法度,形成一套以儒为本、以道为用、以法为辅的治理思想。陆贾《新语》的治理思想既顺应了秦汉之际的思想潮流,又满足了汉初的治理需求,对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

简牍所见秦汉“户人”“家长”新释——兼论秦汉国家权力对基层家庭的治理

简牍所见秦汉“户人”是国家授予田宅、爵位的法律主体,也是户下私奴婢的所有者,官方可通过“户人”管理基层家庭。简牍诏令所见“家长”并非传统的“尊长”,而是一种狭义的法定身份。“家长”需要承担向官方申报、审查相关租税的义务,并承担连带责任。“户人”与“家长”均是国家治理基层家庭过程中,利用行政手段赋予家户管理者的法定称谓。无论是刚性的“分异令”政策,还是柔性的“名田宅”制,都共同促使基层社会形成小家庭模式,也使得“家长”与“户人”趋于统一。

秦汉时期“北边”战略与国家军事安全

秦汉时期是古代国家安全思想形成的关键阶段,以处理农牧民族关系为主旨的“北边”战略是探讨早期国家军事安全的有效切入点。战国时期,秦、赵、燕北进“筑长城”、置郡,奠定“北边”地缘根基,“陇山—白于山—句注—燕山”连线,成为早期帝国军事安全防线。西汉前期,匈奴几次突破此线,“寇扰”关中、汾河、河北平原,威胁国家安全,汉武“踰河而北”具有必然性,“大一统”背景下“王者无外”的边疆民族思想被视为最高层面的国家安全观。东汉时,大批羌胡“居塞内”甚至越过国家军事安全防线进入三辅、太原、河东,吏治失当、生态环境变迁致其“反叛”,造成华夏帝国安全危机,“王者无外”边疆思想推进于长城以内。秦汉“北边”战略的“有为”进取、“无为”防御、“以夷制夷”,深刻影响了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历史参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