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我国外交翻译的历史书写

基于翻译史研究的共识性议题,采用文献分析法、总结提炼法等研究方法,通过挖掘和梳理现有翻译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以及记载秦汉社会万象的古书典籍中涉及的对外交往史料,从外交翻译实践、译官专业化与体系化发展、译员综合素养提升、外交翻译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总结这一时期我国外交翻译史的发展脉络及主要特点,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秦汉三国时期盐业官印辑考

古玺印是古代昭示信用的凭证,在古代文明史、社会制度史以及古文字学等研究领域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盐业官印是各朝代盐业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盐业官署机构以及官员的权力象征,在盐业史研究中具有较为重要的资料价值。文章共收集16种秦、汉至三国时期与盐业相关的古官印(含封泥、戳印陶文),加以说明与考释,并结合这些官印材料进一步探讨各朝代相关的食盐生产与盐业制度等问题。

兼容并包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性因素——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历史走势的启示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后来的历史走向证明,结束诸侯长期征战的出路在于统一局面的出现,并给中国带来向前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在战国向秦汉统一局面的转折中,承担了重大使命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正是“战国七雄”中的秦、楚两国。与“七雄”中其他五国相比较,秦、楚的共同特点是地处边僻,并大量吸纳戎狄、蛮夷成份,这使他们的“华夏”身份较模糊和边缘化,但唯其如此,赋予他们开创“新传统”的可能性与力量。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历史走势充分印证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即对“西戎”“蛮夷”等新的相对于“华夏”的异质性因素的吸纳与兼容并包。这一进程不但拓展了“华夏”内涵与地域,也成为决定中国历史走势的关键性因素。

从起居方式的变化看秦汉时期家具形制的发展

秦汉时期,是中国生活起居方式从席地而居转为以床榻为中心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低型家具发展的重要阶段。以秦汉时期生活起居方式的转变为引,对生活起居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从席、床榻类、几案类家具着手对秦汉时期生活起居方式转变影响下的低型家具发展进行了分析,总结出该时期室内家具的组合特征,以期为秦汉时期低型家具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先秦秦汉出土医药文物研究概述

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出土的先秦秦汉医药文物数量众多,相关研究已有较充分开展。关于出土医疗用具的研究比较系统全面,但仍存在缺乏界定标准的问题;关于出土药学文物的研究,多从物质性和可能性的角度出发,也存在是否可供药用的不同意见;关于涉医汉画像石的研究有一定的成果,对医药技术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对出土医药文物的研究还需要加强系统性的考察,并更好地与医史文献研究的进展互鉴。

衣绣夜行与狐裘反衣:秦汉时期的功名富贵观

秦汉时期,大一统与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处于建设时期,边疆地区的开发活动也十分活跃。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民众普遍向往功名与富贵。不同阶段、不同人群或通过军功、拓边,或通过读书、经商,达到获取功名富贵的目标。这种价值观体现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也反映了秦汉时期底层民众希望通过建功立业来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生存条件的愿望。

百年回顾:出土法律文献与秦汉令研究

令作为中国古代法律重要的法源形式之一,自中国法制史研究之始即为学者关注。以沈家本、程树德为代表的早期辑佚复原、考证研究,开启了秦汉令的研究领域,为秦汉律令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此后中田薰又将汉令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百年来出土简牍的不断问世,丰富了秦汉令的资料来源,人们对汉令的形式、结构、性质及令的分化、律令转化、令的立法程序予以全面探讨,成果迭见,秦汉令研究呈现一个新局面。但由于对出土文献的认识及基本概念的解析各不相同,有关秦汉时有无令典,挈令的形态究竟如何,干支令、挈令、事项令的关系如何,令分甲乙丙的标准为何,对秦汉令的法律地位应当如何判断,如何定位它在中国法律史发展过程的作用,仍有待新资料的披露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先秦秦汉时期金融市场的发展暨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理

先秦秦汉时期,在发达的小农经济和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基础上,民间出现了以借贷为核心的金融行为。这一时期的政府具有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和金融市场的管理者的双重身份,然而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管理效果并不好。汉代以后的金融市场出现了很多的市场失灵现象,最终在战乱中走向崩溃。

秦汉时期的始傅、始役、终役的年龄研究

秦汉时期的始傅、始役、终役的年龄问题是研究秦汉时期赋税制度的重要问题,史家历来观点不一。本文认为:秦朝为十五岁始傅、始役,不满十五岁者,只要身高超过六尺五寸者,也在始役范围之内;有爵男子五十六免,无爵男子六十免。而汉代始傅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汉初,袭秦制十五始傅;汉景帝二年,为二十始傅;汉昭帝时,变为二十三始傅。汉朝男子一般均为五十六岁老免,无爵、犯罪夺爵除外。但也有例外,因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需要,封建统治者会将始傅、始役的年龄提前,或将终役、老免的年龄推迟。

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研究

嵌绿松石漆器的类型,新石器时代主要是腕饰和头饰,夏、商、西周以觚、豆为基本组合,西汉以杯、盘、案、奁为基本组合。至迟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已能按需制作各种形状的绿松石嵌片。镶嵌方法主要为槽孔式平嵌,绿松石片的分布呈散点式或拼合式,西汉出现地纹式。嵌绿松石漆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很高。云南嵌绿松石漆绘铜腰扣的普遍使用则体现了滇文化特色。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和中原地区陶寺文化以绿松石饰漆器,良渚文化则以玉饰漆器,体现不同地区间的文化联系与差异。

秦汉时期匈奴族提取植物色素技术考略

本文依据中国史籍记载下来的一首匈奴歌谣,结合当时的民族习俗和有关的历史文献进行考辨,论证了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国北方和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匈奴族,已经掌握了提取植物色素的技术。该项技术使用了物理和化学方法,并包含了初步的酸碱知识。经过文化交流,曾对中原地区的染色业产生过巨大的促进作用。

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的岭南与南海交通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两广地区、南海诸岛以及越南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秦汉六朝时期的有关南海交通与海外贸易的遗址、遗物,展示了岭南社会经济一向的海洋特色,大大改变了岭南的古史景观,也丰富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篇章。

从汉代瓦当“四神”图形解读秦汉的造型艺术

汉瓦当"四神"图形在秦汉时期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它的造型艺术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秦汉时代造型艺术风格特点:创造性地利用"适合造型";以"炉火纯青"的造型艺术语言创造了"经典"的"四神"形象;运用夸张和变形的造型手法来"抒情写意";对传统神灵形象的升华和再创造。它表现出一种时代和民族的生机勃发的艺术精神和本质。

秦汉时期砖瓦窑研究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砖瓦生产的繁荣时期。在砖瓦生产中,窑炉是最重要的技术基础之一,故对砖瓦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秦汉时期的砖瓦窑型制众多,结构各异。就地域而言,秦汉时期的核心地区即陕西省和河南省出土的砖瓦窑数量最多,型制也最丰富。而从发展阶段来看,该时期的砖瓦窑呈现出随着时间推移类型逐渐减少、型制趋于统一的趋势。

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自远古至战国秦汉时期

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在石器工业方面,旧石器均以砾石为原料制造,以石片石器为主.新石器时代云南的有段石锛、有肩石斧、有肩有段石锛对越南下龙文化(Ha Long Culture)有较多影响.春秋时期铜鼓在云南滇西至滇中起源后迅速传播到越南和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战国秦汉时期,已有南亚侨民居住在云南,并有来自印度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和"林伽"在滇池地区墓葬中出土.

秦汉律中的职务犯罪——以“公罪”为考察对象

严格维护国家权力的有效性与畅通性,惩治国家权力行使者的各种违法、违制行为,无疑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公罪的产生,渊源于春秋战国以来集权观念的强化与官僚政治体系的严密。公罪的主要功用,即在于对官吏的职务犯罪加以性质区分,以适用不同的处罚。在秦汉律中,虽未见公罪之名,但公罪之实已具形态,其构成要件、罪过形态的区分、责任连带等都与后世律有一定的关联。犯罪公私的区分,使公罪作为类概念而适用于官吏非出于私利的失职、违制等犯罪行为,因此包容性甚广。其入于《名例》,正在于为官吏职务犯罪的繁杂性提供一个定性标准。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密切联系着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在地区民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卢龙—平刚"道的盛衰与汉匈关系变化有关,汉族和乌桓、鲜卑曾在"白狼水—渝水"谷道展开激烈纷争,辽西"傍海道"是中原政权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的"高速路"。辽西走廊是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交流的通道,民族人口、特色鲜明的民族物质文化借此南来北往,甚至在此碰撞融合,对走廊内外民族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先秦两汉时期疫病治则治法浅析

先秦两汉时期,医家认为疫病主要具有发热、脏损、谵狂等证候特点,提出泻热、解表、存阴等原则,采用汗下、外治、火法等,总的思路为扶正祛邪。张仲景运用清热之法多兼利湿、养阴、凉血等,而后世则尤为强调清热解毒。秦汉时期实阴方法不多,后世对此有所发展,提出了养阴解表、养阴清热等法,吴有性、叶天士等坚持治疗疫病必重养阴的原则。下法主要用以攻逐病邪,有寒下、温下之分,可通腑、逐瘀、逐水等,兼有泻热之功。火法治疫有一定争议,但若使用得当可温阳、散寒、解郁,治疗多种热证。总之,这一时期奠定了疫病治则治法的基础,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帝内经》中“味”与气、阴阳、五行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黄帝内经》中"味"与气、阴阳、五行的相关性。方法:从文献学研究的角度,查阅先秦两汉时期相关文献,佐证提出的论点。结果与结论:《黄帝内经》天人合一的美学观念,直接指导着饮食养生观。倡导"上工治未病",倡导生态养生,饮食自然,不凝固在食物的事实,而在于身心与天地人社会文化的合和之妙。趣味在审美,止于大化与自然的包括精神的、躯体的健全生命。

先秦两汉商人分层之变迁及其政策分析

春秋战国至西汉前期,商人分层呈多样化,素商、政商、儒商、黑商均占有一定比例,且素商居多。西汉后期至东汉,政商比例逐渐增大,且分层趋向单一化。这个趋势说明在封建社会,商业的发展不能完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前行,统治阶层在政策上的抑制或放任会随时影响到商业发展,继而影响商人的构成类型。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也会对统治阶层的决策产生影响,在这内外两种力量的交错影响下,商人分层也会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