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珠穆沁羊mtDNA的RFLP研究

用ＡｐａⅠ等７种识别６碱基的限制性内切酶研究了１４只乌珠穆沁羊ｍｔＤＮＡ的ＲＦＬＰ。结果表明，在所研究的个体中检测到３７个酶切位点，１７种限制性态型，其中ＢａｍＨⅠ和ＢｇｌⅠ表现出多态，ＸｈｏⅠ无切点。１７种限制性态型可归结为３种基因单倍型，即单倍型Ⅰ（ＢａｍＨⅠ－Ｃ，ＢｇｌⅠ－Ａ）、单倍型Ⅱ（ＢａｍＨⅠ－Ａ，ＢｇｌⅠ－Ａ）和单倍型Ⅲ（ＢａｍＨⅠ－Ｃ，ＢｇｌⅠ－Ｂ）。ｍｔＤＮＡ多态度π值为０．０２７％，表明乌珠穆沁羊ｍｔＤＮＡ多态性比较贫乏。

从《秦誓》所见秦穆公人才思想看秦国兴盛之因——兼论《书·秦誓》的成文年代及主旨

《书·秦誓》并非学术界一般所说的是秦穆公的“悔过书”或“罪己诏”,它反映的是秦穆公尊贤使能的用人思想。《秦誓》作于秦三帅在崤战败后被遣归来的秦穆公三十三年。此时秦军将士喧哗滋事,其真正原因应是秦国将士借秦三帅失败之机掀起了反对外来将帅及其卿大夫的事件。秦穆公便借机宣讲了他的人才思想。秦穆公的人才思想在春秋中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它为秦穆公称霸诸侯、战国时秦国能彻底变法而迅速强大以及最后统一天下提供了重要条件。

《编年记》作者的思想与审美艺术观念探微

在云梦睡虎地发掘出土的秦简中,《编年记》以其特有的记载内容和书写形式为学术界与研究者所高度关注。一批专家学者撰写了大量的对《编年记》的记述事件和思想内容以及文字书写所体现的书法艺术特征等进行研究探讨的文章,但迄今鲜有对该书及其作者的思想与审美艺术观念方面进行专门研究的文字。为此,文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就《编年记》作者"喜"在竹简上记事的内容和书写风格来对其思想倾向以及求变求简求新的历史观与审美价值取向做进一步的探察,进而管窥秦代人们的思想与审美艺术观念。

从敦煌《荣亲客目》文书看唐宋婚俗中的“添箱”习俗

婚事既是夫家之喜事,也是妇家之喜事。敦煌出土《荣亲客目》表明,唐宋时期,在婚姻礼俗中,妇家也有隆重的单独宴客习俗,这一习俗即后世之"添箱"。妇家的宴客礼仪是妇女参加社会交往的重要途径,妇女参加社会交往以"家事"为核心内容。

强秦之言(三):秦穆公的“听”——读魏禧《兵谋》札记

语言在强秦之路上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正如魏禧《兵谋》所说的"左氏之兵,为谋三十有二",其中之一"曰听"。即倾听部众贤能的意见,集思广益,正确决策。秦穆公听于百里,险胜于韩,不听蹇叔,大败于崤,倾听由余,遂霸西戎。"国将兴,听于民","胜天下者用天下",听天下。

秦可卿出丧的写作参照与可能性对比

《红楼梦》中秦可卿出丧的写作参照是《金瓶梅》中李瓶儿出丧。表现在相似的临终嘱托、棺木越规、僭越规矩等。而《聊斋志异》中金和尚出丧是前二者的过渡环节,即变繁琐为简练,变自然撷拾为理性归纳的中间环节。金和尚和秦可卿的相似之处是:都出身微贱;都生活在不合礼法的氛围中;二者都有异姓儿;作者对他们的丧事描写都采用了春秋笔法。曹雪芹笔下跟秦可卿出丧形成鲜明对比的可能是贾母之丧。秦可卿是辈分最低的重孙媳,贾母是辈分最高的老祖宗,身份形成强烈对比;秦可卿之丧在贾府极盛时,奢华无限,贾母之丧在贾府败落时,寒酸异常,丧事规格形成尖锐对比。从现存脂评找不到曹雪芹写过贾母之丧的痕迹,但没写过不等于没打算写。根据前八十回的蛛丝马迹推测,曹雪芹笔下可能出现这样的情节:贾母去世时,贾府大厦已倾,贾母不仅不可能有风光大丧,甚至棺木都成了问题。这时,刘姥姥登场,出钱葬贾母并用二进大观园时的贾母赠衣为其装殓。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为这样的描写预埋了伏线:刘姥姥跟贾母有着非同寻常的“天上缘分”;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是打秋风者,二进荣国府因跟贾母投缘,变成贾母的贵客和“老亲戚”;贾母和刘姥姥的依依惜别,很像是贾府败落时刘姥姥葬贾母的伏笔。当年贾母惜老怜贫,刘姥姥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帮助贾母本人和她的家族。贾母能入土为安,跟秦可卿当年提醒凤姐安排祖茔有关。这样一来,贾母之死和秦可卿之丧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合情合理的对比,就小说构思艺术而言,顺理成章。

《淮南子》对秦穆公的汉代叙事及思想阐释——兼与秦始皇形象的历史比较

《淮南子》对秦穆公史事的阐释,主要受道、儒两家的深刻影响,具有道儒融合、以儒补道的思想特色。与重在批判秦始皇不同,《淮南子》对秦穆公着力于积极借鉴,因此二者的政治形象及思想内涵均有差异,内在反映出《淮南子》对秦政治文化的双重汲取。对秦穆公史事的重视和阐释,使《淮南子》对待秦政治文化的历史理性,较同时期其他著作更为深刻丰富,充分展示出汉代黄老政治广阔包容的思想气度。

不该被湮没的巴蜀作家:穆济波和他的诗词

穆济波（1892—1978），四川舍江人，诗人、教育家。其文学成就与教育业绩，至今仍被湮没。其创作多以旧体诗词为主，且主张“快意尽言”。现以时间为序，辑其散佚之作，并发见其交游。对穆济波与秦德君二人的关系，也有转述和说明。

论秦牧的散文创作

秦牧散文题材广阔,知识丰富,见解独到,文笔动人。在谈天说地、辨析名物时,把思想教育、生活知识和美的享受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了文学的作用。

钱穆文化哲学探微

在钱穆的思想世界里,文化即是历史,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哲学。钱穆把文化的本质视为人生,视为生命,并从生命的内部去找寻文化的心性本体,从而使"文化"获得了哲学的认可与关注,文化进入了哲学范畴的领域。钱穆判定中西文化,一是内倾型文化,一是外倾型文化,它们的不同实质上就是人生表现的不同,即"成己"与"成物"的不同。钱穆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前景充满信心,各民族文化的新生必将带来世界文化的新生,中华文化对现代世界文化的新生将担任十分重要的角色。

秦牧散文的文体改造与源流

秦牧作为17年时期重要的散文家之一,其成绩是与他所自觉进行的文体改造分不开的。秦牧的身份和处境使得他的文体改造颇为顺利。秦牧17年文体改造体现在特写强调、抒情风味、辨证色彩三个方面,这与当时的文风密切相关。秦牧的文体改造延续了学者散文的文脉,也印证了文体改造在文学史上的积极意义。

地方志所见秦牧佚诗三首辑考

《惠州志·艺文卷》《普宁县志》《龙门县文化志》所存录的秦牧诗作《惠州西湖》《访柑乡》《南昆山》等,既未被《秦牧全集》收录,亦未被年表和传记提及,这些作品展现了秦牧诗歌创作的特色,也记录了他在特定时代的思想、交际和生存状态,有助于学界更为全面把握秦牧其人、其文。

论秦牧的散文文体

秦牧是我国当代文坛公认的风格独树一帜的著名散文家。他的散文如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不仅思想观念鲜明,哲理性、知识性强,而且在文体上独具特色,体现在其选材、构思、叙述方式、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

钱穆关于先秦诸子起源的论述及意义

先秦诸子起源是关系诸子学近代转型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钱穆既不完全否定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又不完全赞同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而是认为“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其中,开诸子之先者为儒家,而“儒家起于艺士”;继之而起的是墨家,而“墨家起于工人集团”。此后,“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这些观点在当时学界引起了较大关注,可以说进一步澄清了诸子起源的真相。当然,钱穆的观点不能成为定论,但其着眼于社会生活流品的思路,无疑开启了诸子起源研究的新方向。而其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进一步彰显了诸子学的平民精神。

论秦牧的寻根意识

土地、劳动人民、流浪等在秦牧散文中出现的高频率意象,以及其作品所蕴涵的浓厚的反思性,使得评论界历来将他定位在颂歌鼓手类。但深入探究其人作品,这非但不能作为他热情颂唱的证明,反而透析了他内心的迷惘与困惑,折射出其生活在精神夹缝中引发的一种变向、曲折的寻根意识。

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散文创作——秦牧、余秋雨学者散文思想内涵比较

秦牧和余秋雨的学者散文创作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受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使他们的学者散文在文化内涵的展示上,在忧患意识、使命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的指向上以及在对“文以载道”的阐释中,都形成了许多共性和差异,并直接影响了他们散文的思想价值。

论秦牧散文中的“尖端事物”——兼论散文创作的选材

正确选用题材是散文创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做得怎样 ,直接影响到作者写作意图的表达 ,影响着散文的质量。秦牧的散文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

《穆天子传》文学特征探析

《穆天子传》作者疑为周穆王同时或稍后的史官。其所记“多夸言寡实” ,绝非信史 ,而是主要以虚构手法写成的文学作品。《穆天子传》塑造了一个积极从事和平外交活动的周天子形象 ,表达了西周时期人民热爱和平。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标点订误十则

中华书局整理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对提要施以现代标点,极大地方便了读者阅读和研究,但是整理者对所引述的文献断句时,并没有核查原文,造成在对引文或著述名施加标点时偶有错误出现,现将整理者在清人别集提要中出现的十则标点错误加以订正。

钱穆《秦汉史》评述

相较于《国史大纲》而言,钱穆所作《秦汉史》受到的关注要小得多,甚至钱穆本人对其亦一度未曾多加留意:一来此书未能终编,书中对东汉内容并无关涉,只能称为"半部"《秦汉史》;二来此书本不为读者而作,实为课堂讲义性质,故而不以史实叙述见长,而以思想文化为主脉贯通始末,对读者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指引,其中诸多创见颇具启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