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计算规则与方法

从平衡的概念出发,针对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竞争问题,提出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的概念,并论述了其内涵及特性;构建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计算规则框架,包括遵循四大规律、基于六大理论、考虑六大因素、符合三大准则;提出了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的计算思路,包括资料处理、量化计算、结果检验3个步骤,并给出了其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表征方式。以2019年沁河流域为例,量化了流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在求解一次平衡点以及经济社会用水刚性约束、生态用水刚性约束、综合效益刚性约束条件下平衡结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六大因素以及总需水量与水资源总量关系,确定了沁河流域经济社会与生态用水平衡点,即经济社会用水与生态用水的比例为0.71∶0.29。

中原黄河漕路与秦汉隋唐帝国

中原黄河漕路是以现在郑州桃花峪以西至三门峡灵宝段的黄河河道为主干的漕粮运输通道,由灵宝至三门峡段、三门峡至孟津段、孟津至郑州桃花峪段等数段构成,敖仓、荥阳故城等地是中原黄河漕路上的关键节点。作为关中与关东之间唯一有效的运输渠道,其畅通与否和秦汉隋唐帝国的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在秦、汉、隋大一统的过程中,中原黄河漕路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桃花峪以西的中原黄河漕路转输军粮物资之便,帮助秦人在兼并统一战争中占得先机;而关中以东中原黄河漕路的畅通及其对敖仓之粟的控制,几乎成为刘邦战胜项羽的决定性因素。汉代时,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转输的漕粮数额一直呈现攀升之势,最高在元封年间达六百万石,约为当今的18万吨。隋帝国借助中原黄河漕路控制了当时东亚大陆上最富庶的区域,更是以郑州桃花峪西至三门峡灵宝段黄河漕路为主轴,西引渭水,东连黄河下游与后来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永济两渠,构建了南至淮水、北达海河流域的水上交通运输系统。唐代关中长安对中原黄河漕路的依赖则超过了汉、隋,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西输至关中长安的漕粮数量与规模随着唐帝国国运盛衰而不断起伏变化,可以说中原黄河漕路畅通、漕运制度不断完善,唐帝国蒸蒸日上;中原黄河漕路断绝,唐王朝政权亦随之衰亡。因此,中原黄河漕路足以称为秦汉隋唐帝国的生命线。

1987—2019年钦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对海岸线的影响

河口三角洲是人口密集区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其土地利用变化研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1987—2019年遥感影像数据对钦江三角洲土地利用进行分类,利用数字海岸线系统分析岸线变化速率,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87—2019年期间,建设用地、湿地、养殖池塘的面积增加,其中建设用地增加的面积为57.34km2,而耕地、陆地植被、水体的面积减少;1987—2019年的岸线年平均前进的速率是33.90m/a,且岸线发展方向是向海延伸,岸线处于发展的状态;海岸线变化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有较强关联性。文章研究成果可为钦江三角洲的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防灾减灾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由外而内:秦汉、孙吴时期新安江流域的政区演变与地域开发

中国东南地区虽多为山地、丘陵地形,但气候条件、生物资源较好,很早便出现人类生产、生活等活动。秦汉至三国时期,中央王朝的政区设置既是推动其地域开发的重要初始力量,也是衡量其开发进程和水平的重要标准。在山地广布的新安江流域,秦至东汉中后期是其地域开发逐步开展的初始阶段,东汉末年至孙吴时期是其政区体系基本完善、社会经济发展颇具规模的阶段。秦汉及孙吴政权的行政区划设置以及演变、山越势力的兴衰则是这一过程的重要表征和表现,也展现了王朝疆域“由外而内”的动态变化过程。

北部湾经济区入海河流径流变化分析

以南流江、钦江、防城河为例,分析了北部湾经济区1956~2000年入海河流径流量年际变化特征,采用线性趋势线法、滑动平均法、Kendall秩次相关法分析了3条河流年际径流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南流江入海径流年际变化最剧烈,3条河流丰、枯年份径流基本持平且历时较短,南流江入海年径流量呈减少趋势,钦江和防城河入海年径流量呈增加趋势,但趋势均不显著。

山西沁河上游河岸植被缓冲带综合评价

在对河岸带特性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北方河岸带的特点,从河流健康状况、岸坡稳定性、河岸带土壤条件、河岸带植被条件等4个方面选取16个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河岸植被缓冲带综合评价体系,并将河岸带生态系统的状态分为4个等级:理想状态、良好状态、一般自然状态和较差状态。运用该体系对山西省沁河的一级支流赤石桥河和紫红河的河岸植被带现状进行评价,结果显示赤石桥河处于"良好状态",紫红河处于"一般状态"。

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沁河故道探索

永济渠沁河故道段是隋唐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沟通黄河与海河水系的水运功能。清代地方志文献明确记载,现代中原地区的东、西孟姜女河就是隋唐永济渠沁河故道的遗迹,其中东孟姜女河原为西孟姜女河支流。不仅如此,东、西孟姜女河沿线的地形条件、地质构造、入清水地点的选择等方面更进一步印证了以上观点。据此,隋唐永济渠的沁河故道,按今日之地理方位,应于武陟县东南从当时沁河下游主河道中分出,东北向沿共产主义渠,经武陟县毛庵、安庄至获嘉县后小召村,继而沿西孟姜女河走势,东北经获嘉县韩小营,行至延津县马村与东孟姜女河相接,末段沿着东孟姜女河的走势,东北经卫辉市焦家庄、贺生屯等村,最终于卫辉市西北汇入清水(卫河)。该条河线不仅利用了武陟东北最为低洼的古黄河背河洼地,而且顺此洼地东北行至清水南岸又有汲县断裂的存在。将古黄河背河洼地与此断裂连接在一起,自西南而来的沁河便能够沿此断裂汇入清水,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沿线的自然地理条件,体现出古人的高超智慧。

钦江流域干旱时空变化特征分析

针对钦江流域近年来的干旱及水资源短缺问题，以钦江流域1970~2007年的降水资料为基础，利用标准化降水指数、Z指数、干旱站次比、干旱强度等指标分析了流域干旱的时间分布特征，并利用ArcGIS中的地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域干旱的空间分布情况。结果表明，钦江流域发生干旱的时期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期和2006年以后，干旱强度多为中度，达到重度干旱强度的只有1989年，钦江流域中部地区是干旱的频发区。

秦末以来秦都咸阳地貌演变

秦都咸阳地貌演变研究是秦咸阳考古和关中地区历史环境演变研究不容忽视的问题。秦末以来,秦都咸阳地貌演变包括渭河河道北移和咸阳原边坡地貌变化两个方面。通过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恢复了秦末、唐、明、清各代渭河的河道位置,秦末以来秦都咸阳段渭河河道北移4 100 m,平均北移速度1.876 4 m/a,明代以前北移较慢,以后北移速度显著加快,清顺治至现代北移速度达到5.970 1 m/a。咸阳原南侧边坡上的中小切沟主要是秦以后形成的。原坡上的村庄平台是历史上人为斩齐原坡,挖掘窑洞,引起原边逐步后退的结果,是咸阳原边坡人为地貌演变的体现。

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

甘肃西和、礼县七夕节盛行乞巧活动,城乡姑娘从六月底开始,按村庄或街道结合,布置灵堂,从纸马店请回扎糊好的“巧娘娘”,从七月初一至初七都打扮一新,又跳又唱,其歌词多反映着青年妇女的心声。此风俗由来已久,应同秦人的传说有关。织女、牵牛本皆为星名。织女是由秦人始祖女修而来,牵牛则由周人之祖叔均而来。古人称银河为“汉”,织女星、牵牛星皆在银汉旁,这也同秦人发祥于汉水(西汉水)上游,周人也去汉水不远有关。目前所见最早反映牛郎织女故事情节的材料,也都同秦文化有关。进入封建社会之后,牵牛织女的故事才发展为表现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男耕女织生活的故事,而随着封建礼教对妇女压迫的加强,在东汉时变为悲剧的故事。

秦统一局面的再认识

秦始皇时代实现统一,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后人称之为"六王毕,四海一"",六王失国四海归"。其实,秦始皇实现的统一,并不仅仅限于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控制,亦包括向北河的军事拓进以及征服岭南之后南海等郡的设置。而秦帝国版图的规模,于是也远远超越了秦本土与"六王"故地。《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西北斥逐匈奴"与"略取陸梁地"事,系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然而据《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及《秦始皇本纪》在二十六年(前221)记述中已言"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刻石有"皇帝之土,……南尽北户"语,可知这两个方向的拓进在兼并六国后随即开始。秦始皇的政治志向和秦人的进取精神,因此可以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后人对于秦统一后未能及时进行政策转变导致灭亡的批评,也可以在这一认识的基点上作新的分析。

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分布的空间考察

通过基于GIS建立的遗址分布地形图和等级规模法则,在对半支箭河中游地区先秦各时期遗址进行分群、分区的基础上,对遗址间的等级结构进行的考察表明,半支箭河中游调查区内,在赵宝沟和红山时期,不论是处于同一群的遗址之间,还是不同的遗址集群之间,都没有出现明显的等级差别。在夏家店下层时期,在遗址不同层次的集群间以及同一个遗址集群内部,都出现了明显的等级结构,既有小范围的地区中心,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地域性中心。夏家店上层时期的遗址仍然存在着小范围的地区性中心以及更高层次的区域性中心,但不同层次的中心间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等级结构。战国时期虽然形成了若干个小规模的地区性中心,但在整个调查区内都缺乏更高层次的区域性中心,表明还有更高地位的地区性中心或政体凌驾于这些小范围的地区性中心之上。

张峰水库(拟建)蓄水后水质污染预测

目的为了明确拟建张峰水库蓄水后水质变化趋势,对水源地水质保护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预测了2010年和2020年水库的水质状况,选用一维稳态水质模型Streeter-Phelps模型对张峰水库主要入库河流(沁河)入库BOD5浓度进行预测,对库区BOD5浓度的预测采用完全均匀混合质量平衡水质模型,同时应用Dillon模型对张峰水库库区总磷浓度进行了计算。结果 2010年和2020年枯水期张峰水库BOD5入库背景浓度分别为2.271 mg/L和2.595 mg/L,库区BOD5浓度分别为1.100 mg/L和1.047 mg/L。平水期入库背景浓度为1.696 mg/L和1.776 mg/L,库区浓度为2.821 mg/L和2.954 mg/L。水库库区总磷浓度分别为0.001 8 mg/L和0.002 8 mg/L。结论在可预见范围内张峰水库水质良好,将处于贫营养化状态,但为了长期发展考虑,水库上游地方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主要污染源生活污水的处理。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及邻区Moho深度与成矿背景探讨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是我国最主要的铜铁金多金属成矿带之一。本文利用卫星重力数据计算布格重力异常,采用波数域迭代的Parker-Oldenburg位场迭代反演方法,通过重力数据反演获得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及邻区的三维Moho面结构,结合研究区已有的研究成果,探讨了研究区的深部构造格局。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范围内Moho面总体从南西往北东有逐渐变浅趋势,最浅处位于长江口海域和杭州湾海域约28~29km,最深处位于大别山区约38~39km;长江中下游及邻区下方Moho面的隆起形态呈"V"字型,与地表的"V"字型构造特征相呼应,Moho面隆起的最深处位于"V"字型转折端附近,向两侧Moho面呈抬升状,北东走向的"V"字型东支隆起幅度和规模都要明显大于北西走向的"V"字型西支;卫星化极磁异常显示长江中下游成矿带的正磁异常高值集中分布在"V"字型东支的宁芜、庐枞、繁昌、怀宁等火山岩盆地;钦杭成矿带东段Moho面也明显上隆,隆起的中心沿钦杭成矿带的南侧边界断裂的东南侧线性分布。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和钦杭成矿带东段的Moho面条带状隆起带可能指示了地幔上隆、岩浆上涌并在壳幔边界处与下地壳发生底侵作用的深部边界,来自于壳、幔的深部含矿岩浆通过深大断裂等地壳薄弱点向上运移,并在适当的位置形成金属矿集区。

秦汉时期人类开发活动对河套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秦汉暖湿期农业文化向北扩展是顺应干预型的综合开发,有其合理因素。阴山南麓,河套冲击平原,鄂尔多斯黄土高原相对适宜的生存条件和气候环境,决定了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青藏高原隆升,引起北方干旱和地质时期沙漠的形成、发展。第四纪环境是形成荒漠化的基础。临戎、三封、窳浑三城所在的乌兰布和北部古绿洲消亡的直接原因,可能与黄河干流改道有关。秦汉时生产力相对低下,处初垦状态,人类活动并没有对当时的生态环境构成威胁。其影响不应过于夸大。

黄河流域的竹林分布与秦汉气候史的认识

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竹林分布是生态史研究和经济史研究都应当关注的历史事实。认为当时黄河流域的竹林非“自然生”、“皆为经济栽培的产物”的意见缺乏论据。竹林分布的变化,实具有“气候变迁指示意义”。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以“竹”的分布论述秦和西汉时期的“温和”气候,是有说服力的。

琴江流域环境问题及可持续发展对策

本文根据琴江流域2003年—2007年五华县城段水质监测资料,对琴江水系主要环境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目前,琴江流域主要有水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和水生生物严重减少等问题,并对其进行成因分析,并从污染源治理、综合整治和管理等角度提出可持续发展对策。

基于G-H copula函数的秦淮河流域洪水风险分析

Copula函数构造灵活,适应性强,被广泛应用于多变量水文频率分析计算中。选取G-H copula函数描述洪量、洪峰、洪水位间的相依结构,边际分布模拟考虑广义极值(GEV),对数正态(ln2)和皮尔逊Ⅲ型分布(P-Ⅲ)。以相关性最强的洪峰和洪水位为例进行二维变量洪水风险分析,比较分析其传统重现期和Kendall重现期性质,并计算条件风险率。构建3变量联合风险评价模型,并与二变量情况进行对比。以秦淮河流域为例进行了应用,表明多维联合重现期小于同现重现期,Kendall重现期在两者之间且与单因素重现期误差最小;流域洪峰和洪水位同现风险率最大,洪峰量级越小,洪水位超越风险率越小;基于三维G-H copula函数计算的各变量同频率设计值大于相应单变量设计值,并且相对于二维情况,各重现期与单因素重现期之间的差值明显增大。研究结论可为秦淮河地区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和洪灾风险评估提供有益参考。

先秦诗歌中的“追寻”模式研究

“追寻”是先秦诗歌中的重要模式,《诗经》中“在水一方”、《楚辞》中“香草美人”两种模式是“追寻”模式的具体表现形式。“追寻”模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我们祖先重复了无数次的无意识精神和命运碎片,它一直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一代一代的文学作品。

技术与社会：环珠江口先秦手工业史的综合考察

从沿海考古和科技史研究的角度讨论了环珠江口先秦手工业史研究的必要性;通过对前人相关研究述评,指出现有研究存在注重技术史分析却轻视技术与社会互动考察的局限性,提出要运用多学科交叉整合的研究方法,对其先秦手工业史进行"技术—经济—社会"的综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