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琛音乐中的“易斯格勒泛音”及其话语表征

秦文琛在创作中运用的大量泛音,是他以陌生化理念对西方音乐的泛音技法和具有蒙古族民族特色的“易斯格勒”所做的在地化重构。秦文琛既没有直接搬用西方的多声部语言,也没有套用传统原型,而是回到自身熟悉的文化语境,找到自我的音乐表述策略。

从秦代刻石文看秦始皇对法家思想的接受与发展

秦代刻石文共计七篇,它们反映出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后对未来国家发展的规划设计,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接受和继承。主要表现在重视国家法令、重视分职以治吏,以及民俗的法律化和对确定的大一统王朝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解读刻石文我们还发现,秦始皇对法家思想不是一味地继承和接受,而是同时又有所发展:他并不遵行法家着意提倡、主张的君无为臣无所不为的"无为而治";他不再坚持法家非常重视的重农抑商经济政策,而是在重农的同时也为工商业提供了适度发展空间;融阴阳家思想要素于法家之中;主张偃兵息武。这些接受和发展表现为我们动态地认识先秦法家、客观地评价秦始皇提供了历史依据。

学者的副业与革命者的事业——王了一和秦似1940年代散文创作比较论

王了一和秦似父子二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散文领域都取得了成功。学者王了一的小品文主要从身边琐事谈起,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心。而青年秦似视杂文创作为一种革命工作,是革命者对政治、社会等不平现象的一种宣战。王了一的小品文以知识性见长,在幽默、含蓄中见真意,而秦似的散文则以战斗性为主,在明白晓畅、嬉笑怒骂中见尖锐。父子二人在散文创作中的差异体现了中国两代知识分子在风云激荡的年代面前所作出的不同的人生选择。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的秦史研究

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是西方最早研究中国秦代的学者,他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代》填补了西方学者秦代研究的空白;他执笔的《剑桥中国秦汉史》"秦国和秦帝国"一章认为秦帝国虽然时间短暂,但历史意义重大;他将《史记》中和秦代关系最为密切的四个传记翻译成英文并成书出版。

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上)

中国古代的公私观念成型于春秋战国时期。此期 ,“公”、“私”概念由人称指谓向社会形态拓展。“公”的价值意义与其所表达的社会公共事物与公共关系相联系 ,把国家、君主、社会与个人贯通为一体。此期又是士人的私理、私论大行其道的时代 ,社会关系以私为纽带进行了空前改组 ,然而 ,先哲们却把“私”视为万恶之源 ,进行了猛烈抨击。“立公灭私”成为主流意识 ,取消了“私”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形成了君主、国家与民间社会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尖锐对立 ,使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公”、“私”悖论。“立公灭私”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共理性的高度概括和总体特征 ,它与君主制度互为表里 ,为专制制度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分配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秦似的桂剧编创艺术

秦似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引人注目、著述颇丰的作家、诗人、翻译家、戏剧家。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上有精深的研究,同时谙熟戏剧艺术,他编创的桂剧体现出浓厚的文学色彩、鲜明的剧种和地域特色、简炼的戏剧结构形式等艺术特色,可以说秦似是继唐景崧、马君武、欧阳予倩之后对桂剧艺术做出较大贡献戏剧家。

西汉“过秦”思潮的发生和发展——从陆贾到司马迁

汉朝自陆贾首发"过秦"之嚆矢,中经张释之、贾山、贾谊、晁错等人的努力,到武帝时,研究"过秦"成为巨大的社会思潮。司马迁以《史记》为载体投入"过秦"研究,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探讨秦失政的原因,重点关注现实政治方面,以《史记》承担起为现实和未来服务的文化使命。

后周鲁时代的政治秩序:成为天子的秦王

本文经过对在《史记》《战国策》以及《韩非子》中秦国对外问题相关的记载和论述的分析,试图探讨在公元前256年发生的以周王室的终止和鲁国的灭亡为契机而出现的历史情况,并且藉由将之理解为"后周鲁时代"(post-Zhou-Lu Era)时代,重新诠释此35年秦国的动态的历史意义。本文推论:秦国在攻灭周朝之后虽然还是扩张其领土,秦主同时也努力将自己的地位从"实际上"(de facto)的"天子"提升为新天子,为此,秦廷似乎追求"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统治模式。然而,进于前230年代后期,随着李斯的掌权,或许也由于为了对付赵国的问题等,秦廷对外政策也从如上模式转换成由直接灭诸侯的方式。因此,所谓前221年"一统天下"应该并非秦国从历来自然推行过的政策,而是前230年代的政策转换的结果而产生的历史新局面。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标点订误十则

中华书局整理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对提要施以现代标点,极大地方便了读者阅读和研究,但是整理者对所引述的文献断句时,并没有核查原文,造成在对引文或著述名施加标点时偶有错误出现,现将整理者在清人别集提要中出现的十则标点错误加以订正。

从“年”“岁”“祀”看先秦时期如何过年

古代的年节礼俗,多与庆祝农业收获有关。甲骨文“年”除了表示本义的年成收获和表示引申义的年岁时间外,还没有形成后世所谓年节意义上的“过年”概念。甲骨卜辞中常见“求年”“受年”及“受黍年”“受稷年”等辞例占卜,正是用“年”字的本义,即卜问农作物庄稼的收获年成。“祀”既表示祭祀,也表示周祭祖先神灵一遍所用的时间。“年”“岁”“祀”在商代晚期都可以表示年岁的意思。先秦时期的“改岁”就是过年。年终岁尾的祭祀,主要是蜡祭和腊祭,蜡祭是为了农业丰收而祭祀农业百神(诸虫),腊祭是用狩猎所获野生动物腊肉祭祀祖先神。到了秦汉时期,腊祭几乎完全取代了蜡祭,成为过年非常重要的祭祀活动。本来只与祭先祖的腊祭有关的腊日,到了汉时已与祭百神的蜡祭含混为一了。

论赵高的心理控制之术

赵高曾为赵国王族,母亲被秦治成罪犯,他本人也出生在罪犯劳动的场所“隐宫”。通过刻苦学习和努力奋斗,赵高来到秦始皇身边做了中车府令。怀着家仇国恨,他极力揣摩秦始皇的心理,并得到其信任。秦始皇去世后,他以高超的心理控制之术说动胡亥、李斯参与沙丘政变,并将胡亥、李斯玩弄于股掌之间,几乎实现了灭亡秦朝的目标。赵高一生精于计算,善于揣摩,可以称得上心理操控大师。但他嫉贤妒能,与人为恶,毫无道德底线,尽管得势于一时,但却破坏了大局,葬送了国家,最后也落得身败族灭、万世唾骂的下场。

里耶秦简8-95和8-361再读

对里耶秦简8-95和8-361号简进行释读考证,认为"弢"应释作"弩"、"张"可读作"帐"、"司"可读作"笥"。

俞琰生卒年新考

俞琰是宋末元初著名的易学家和杰出的道教学者,以《周易集解》为代表的易之正传及以《易外别传》为代表的易之别传,共同建构了他独具特色的丹道易学,当下学界对俞琰及其易学的研究渐为广泛,但对俞琰生卒年细加推敲的文章并不多。本文在前人考据资料的基础上,再从俞琰人生历程所留下的诸多杂记著录,彼此印证、仔细考察以确定俞琰的生卒之年。

李斯的双驱式追求与“魔鬼契约”

受“厕中鼠”与“仓中鼠”不同处境的启示,李斯决定千方百计追求高官厚禄。来到秦国后,他帮助秦完成统一大业,并设计规划了秦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在推进历史发展的同时,也一步步升迁到秦相之位。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剧,为了保住权位,李斯逐渐由推进事业发展到谄媚迎合君主,参与沙丘政变,并最终被赵高送上了断头台。早期的李斯将推进和巩固秦统一与自己的富贵追求结合起来,属于“双驱合一”;后期的李斯则将自己的功名富贵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属于“双驱互搏”。李斯的心理动因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决定了他的前期成功与最终悲惨结局。

论司马迁对秦史研究的贡献与突破

秦朝短命而亡,在汉初的思想界与史学界,"过秦"思潮成为时代主流。司马迁以一个史学家的远见卓识,从理论上肯定秦朝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打破了不敢道秦的禁忌;在修史实践上,全面、完整地记述秦朝的兴亡过程,探索秦朝的兴衰之因,揭示秦国发展的原因与奥秘;而一分为二地评价秦史人物,则体现了司马迁自身的情感与理性。他为秦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汉武帝“巡边至朔方”与直道交通

《史记》《汉书》记载汉武帝经营朔方,又有"猎新秦中""北至朔方""并北边以归""巡边至朔方"事迹。这些事迹均表明,无论是朔方军事防务的加强,军运的充实,还是民户的大规模迁入,都是因交通运输效率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秦始皇直道的交通条件,很可能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司马迁自己在叙说蒙恬悲剧时也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司马迁行历秦直道,应当是随行汉武帝出巡。汉武帝往返北边,很可能经过秦直道部分路段。对于这一交通史迹的相关考察可以推进交通史、军事史、边疆史与民族史的研究。

论黄兴与近代粤桂滇边革命

由于某些史书的原因,黄兴在粤、桂、滇边的革命活动中的作用显然被低估了。低估的原因在于:黄兴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明白黄兴钦州一行的重要性,仅仅是把它看成一次普通的策反活动;以成败论英雄,一个军事失败的人能称之为英雄吗?对于黄兴的革命活动没有给出一个正确的认识。综合当时的复杂形势与黄兴实际作用,黄兴实为这一时期革命真英雄,革命真领袖。

对秦始皇焚书事件的再探析

秦始皇的焚书事件,常常被人们看作是秦始皇实行思想钳制、摧残文化的一个举措,并认为它毁掉了无数的古代文化典籍,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实际上,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历史消极影响与我们平时的想象还是有着一定的差距的。

唐代景教之地域背景及名称质疑

景教于唐贞观九年(635年)由波斯传教士阿罗本(Olopen)传至长安。在唐代以至后代的一些历史文献中均记载阿罗本为“波斯僧”,他在长安所建的景教会堂在最初一百余年间亦被称为“波斯寺”,由他传入的教义被称为“波斯经教”。可是,明代(1625年)出土、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却称阿罗本为“大秦国大德”。碑文诠释了“景教”教名的来历,却只字未提“波斯经教”或“波斯寺”。文章就历史文献记载的差异,对景教的地域背景及名称提出质疑。

绍兴后期高宗对中枢体制的调整——以汤思退再次“兼权”参政为中心的考察

绍兴后期,秦桧去世,标志着"绍兴和议"以来十余年的秦桧以独相且兼任枢密使控制政局的专制体制开始瓦解,高宗开始"复亲庶政",逐步对以宰辅为核心的中枢机构进行调整。其调整的核心是罢去宰相兼任枢密使的战争时期特殊体制,恢复北宋以来"二府"分立的和平时期常态体制。这种恢复是以签书枢密院事汤思退再次"兼权"参知政事的事件为开始,继而扩展到枢密院的人员编制、"录圣语"制度、"台谏录报"制度和"罢机速房"等方面。它体现着高宗的意志,反映了高宗在秦桧去世后,试图摆脱其在中枢政局中的影响,重新强化皇权,进行拨乱反正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