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礼节情与以道化情——先秦儒道“情”论之比较

“情”是中国哲学中人性论和性情论的重要范畴。“情”在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不同的价值和地位。儒家“重情”,将亲情视作人伦道德秩序建构的基点,强调对“四端”道德情感的培育;儒家教化本质上是一种性情教,以诗教来兴发感动人心,使人得性情之正;儒家因人情而制礼,以礼乐来缘饰和节制人的情感,使之达于质文相济的中和之境。道家认为心性修养应以恬淡寡欲为上德,主张以道化情,超脱情执,复返自然,故表现出“无情”或“寡情”的倾向。儒道两家之情论殊途同归,都崇尚真诚,反对虚伪;主张情理融合,达到中和境界;提倡人格修养以能超越一己之私情、达到天人合一的圣人为理想境界。

由朱子论“钦”观其“尧舜之道”

为了挑战佛道的圣人观,朱子以“敬”字阐释《尚书》“钦”字,以实现其对“尧舜之道”理学圣人观的构建。从工夫修养看,朱子认为持守“钦”方看得道理尽,指出佛老工夫论过于关注心地、忽略现实的缺失问题。从体用关系看,朱子认为以“钦”体“明”用,反对佛老以“静”释“敬”,以致发展出体用殊绝之弊。从圣贤境界看,朱子认为尧之德“钦”是第一个字,而佛老自谓光明,实是扰乱人伦。总体而言,朱子对“钦”的理学阐释,旨在揭示儒家与佛老何者为本,批判其持敬工夫、敬之本体及光明境界,敞开了程朱理学视域下的“尧舜之道”。

黄老学说:法家之东方“别派”与另类的“汉承秦制”

战国后期形成的黄老学说系法家在东方齐地的一门“别派”,由于东方齐地特殊的政治文化,使它与三晋法家和西秦商、韩法家理论都有着重要区别,但是它们的基本共同点则是为建构大一统君主集权政治服务,主张以“法”治国,以“术”“势”驭臣。黄老学说在汉初通过“萧规曹随”,走上帝制时代另类的“汉承秦制”之路,从而使汉初的“汉承秦制”具有更复杂的特点。在文景时期,由于皇权与外戚、宗室、军功大臣之间博奕的张力,促使黄老之学与儒家学派成为维护各派政治利益的理论武器,导致西汉前期政治制度的建构、变革异常错综复杂。

老子不老:作为儒法和解之基的新道家

一部中国思想史,就其根本而言,实际上就是一部儒法之争的历史,也即一部坚持“礼治”还是坚持“法治”的历史。然而,追本溯源,无论是儒家礼治所尚的亲亲而仁民的家国合一,还是法家法治所尚的己之私利以成天下之公的以利释义,都是以老子“道法自然”的“生命自组织性”为其共同的终极依据、终极根基。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克服中国思想儒法取舍之间非此即彼的两难,同时正如近现代异军突起的“以道释儒”“以道释法”复老思潮所表明的那样,也为当代呼之欲出的“新道家”的兴起做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铺垫和贡献。

论刘因和陶诗与陶诗《饮酒二十首》思想之异同

陶渊明作为魏晋时期的诗人,其高洁的人格和豁达的思想受到后人仰慕。元人刘因通过书写《和饮酒二十首》既表达了对陶渊明的追慕,也通过和陶诗表达了自己独特的思想内容。通过二人“饮酒诗”的比较,揭示其产生差异的原因,从而能够看到元代初期北方诗坛“慕陶之风”的产生以及刘因成为“不召之臣”的原因。

意韵——古琴艺术表现之精髓(下)

三、中国古琴的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人类文化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儒、道思想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史之中,讲求格,把自然理解为生命的统一体,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重视审美方式和追求个人心理体验,强调人对艺术的理解与感悟。历来人们常常认为古琴音乐是最能体现儒、道审美观念精髓的艺术表现形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标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文人品格造就了中国琴人的精神素质。而"静远淡虚""大音希声"

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

作为一种组织行为,管理的思想与方式深刻反映其所依赖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文化有其不可阻断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其中的管理思想乃是本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管理理论越是能够充分体现社会的传统与文化,则管理的意义就越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管理思想的梳理和升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支撑和基石。

陶渊明的“新自然观”刍论

陶渊明表面上崇尚玄学,但思想深处对儒学有坚定而空灵的信仰,且在知行两方面都达到很高层次。由于家世中的儒学和道教传统,他奉儒具有道教与儒学结合的特点。受道教实践精神影响,陶渊明融合三玄及自身的生命体验,从道家的自然理论中发展出“新自然观”,为其儒学信仰建构了一个笃厚的天道自然观基础,由体致用,因用明体,将价值理想具体化为一种人生实践与生活方式,藉以安顿生命,成就人格。其思想理路与道德实践,与宋明新儒家同出一辙,故陈寅格以“孤明先发”誉之。

乾嘉时期经子关系之转向

中国古代经学家宣称"经为常道",与此相对的诸子学则为"异端"。乾嘉时期,这种观念发生了转变。乾嘉学者从道体的开放、经书系统的重建和经与子之道器名分的转变等方面,扭转了经子关系。他们不仅肯定了诸子之道的合法性,要为"异端"正名,甚至把子书升格为经书,尝试整合经学与子学。这拓展和丰富了乾嘉义理学的范围,也开启了晚清诸子学复兴的路径。

论道家、儒家的人生境界之“道”

“道”的人生境界,其本质特征在于心灵状态的自由无羁,这在老庄是物我两忘、逍遥自适,在儒家是平和愉悦、从容中道。即道家以摆脱外在桎梏、回归人的自然本性为超越,儒家以完美自身德性、体认无所不在的天理为超越。两者的价值观念不同,但超越的目的都在于认识人的本体的存在、追求一种人之为人的精神。正是道家的境界之道和儒家的伦理之道,构成了中国人进退自如、和谐理想的自足自恰的人生之道。

先秦道家法律思想研究——兼审道家对儒家礼治学说的总体态度

对先秦道家法律思想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解析,认为道家由其无为哲学出发,主张"无为而治",因之,对儒家礼治学说就总体而言持消极甚至否定态度,但这种消极和否定并非如传统学术认定的那样绝对,特别是早期道家对儒家礼治学说不仅没有采取传统学术认定的那种鲜明反对态度,而且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兼容。

《淮南子》对秦穆公的汉代叙事及思想阐释——兼与秦始皇形象的历史比较

《淮南子》对秦穆公史事的阐释,主要受道、儒两家的深刻影响,具有道儒融合、以儒补道的思想特色。与重在批判秦始皇不同,《淮南子》对秦穆公着力于积极借鉴,因此二者的政治形象及思想内涵均有差异,内在反映出《淮南子》对秦政治文化的双重汲取。对秦穆公史事的重视和阐释,使《淮南子》对待秦政治文化的历史理性,较同时期其他著作更为深刻丰富,充分展示出汉代黄老政治广阔包容的思想气度。

《西游记》中对人性的思考与探索

明代中后期正处于思想新旧杂陈之时,《西游记》恰逢产生于此时。面对个性张扬、人欲横流的社会风气,作者吴承恩对人性有其独特的体悟与思考。为了拯救浇薄的世风,使人心复归于正,他以宗教为救世良方,要合儒、释、道三家之力,让世人收心养性,“合和四相复修身”,达于完美的人性修养境界。他所追求的完美人性是佛性、道性与儒性的相统一又高于这三性的无私无欲的境界。

《淮南子》“秦始皇”观评议

《淮南子》多次论及"秦始皇",从社会经济、政治用人、现实战争及法治实践等方面,对其暴虐之政进行严厉批判。着眼于治术、治道及君道,《淮南子》从道、儒立场出发,深刻反思秦政之失,认为其根由在于秦始皇迷信法家的功利政治,并将其在实践上推向极端化,以致秦王朝缺失"民本"的正义性内涵,最终在纵欲残民、与民为仇中败亡。对秦始皇的暴政之失,《淮南子》试图让统治者深有借鉴,以此促使其在治国上民本为先、身国同治,延续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汉初国策,推动西汉王朝实现"圣王"之治。

略论先秦儒、道、法家的社会管理观

管理是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尚书.尧典》中就已经记载了尧和舜管理国家的事迹。社会管理是靠一种文化来管理,本文拟对产生于中国古代思想最活跃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三大学派各具特色的社会管理思想加以论述,以期对当今现实的社会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取道宗儒:《太玄》的义理诠释

扬雄《太玄》与汉代官方易学偏重象数不同,它既重象数构建,又重义理诠释。本文以判别战国末年至秦汉时的"儒道互补"类型为基础,认为《太玄》与《易传》一样,属于"象数解释吸取道家思想,由经衍生的义理诠释归宗儒家思想"的"儒道互补"类型,具体分析《太玄》兼具"玄万类"的道家思想和"玄为仁义"的儒家伦理,可发现《太玄》"以《易》、《老》形式言儒"的著作体例体现了"取道宗儒"的思想特质。

论宋儒杨慈湖与道家思想之关系

宋代大儒杨慈湖与道家思想的关系,首先体现在他对先秦道家老子、庄子学说的批评与肯定;由其晚年所撰青词,可以见出他对道教科仪的娴习,及在道教斋醮活动中汲引儒家义理,援心学人道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慈湖曾长期讲求内丹修炼,《慈湖遗书》所收《内丹歌》为其自述之作,表现了他在内丹修炼方面真实深湛的体验。慈湖的案例表明,儒、道两家在身心体验、证悟境界等方面,具有沟通、交流与对话的可能性。

老子的“自然性”道德与义利观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利问题向来为思想家们所重视。自先秦以来,围绕义、利关系发生过几次义利之辩。就老子的义利思想来看,由于作为其立论基础的"道"、"德"有别于儒家道德的人伦性,具有鲜明的自然性特点,因此,老子的义利观在路数上就显示出与孔子很大的不同。笼统地认为老子"义利俱轻",否定义和利,乃是忽略了老子道德的自然性这样一个立论基础,是以孔子及其儒家强调人伦性的义利观标准去衡量老子的结果。

试论陶渊明精神世界的三重性

陶渊明是东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思想丰富复杂。本文尝试从其诗作入手,对他的内心世界进行剖析,得出他的思想中儒道释兼而有之的事实。具体地说陶渊明是先儒后道、释,前期受儒家影响较多,后期道家和释家成分逐渐增强。

从《儒教与道教》看马克斯·韦伯对道家的误读

《儒教与道教》是马克斯·韦伯研究世界宗教和经济社会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马克斯·韦伯以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方法解读中国圆融合一的道家哲学,始终把人与神的对立赋予道家,把道家视为宗教的神秘主义者,并把道家视为儒家的异端,从而曲解了道家思想的精神实质,也影响了他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准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