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东夷与淮夷贵族墓葬用鼎比较研究

淮夷与东夷族同属周代夷人的支系,两者关系密切。东夷与淮夷邦国贵族墓葬在基本用鼎组合上具有一致性,都使用形制、大小相同的偶数组合列鼎。但是,东夷族还使用形制、大小相同的奇数组合列鼎,且有多套列鼎共用现象,每套鼎还有数量的差异。淮夷邦国普遍仅使用1套2鼎列鼎,不同等级贵族列鼎数量、套数无明显差异。另外,兽首牺鼎的使用成为淮夷群舒贵族墓葬用鼎的独特现象。这些礼俗异同折射出春秋时期东夷与淮夷邦国在文化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

春秋时代的诗学传统——先秦儒家诗学传统的思想基因

春秋时代诗学传统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从诗学结构来说,产生了“风”“雅”“颂”结构,“诗”与“礼”“乐”相对独立;从诗教观念来说,“诗”不仅成为独立的教学科目,也成为周人秩序与价值的渊薮和载体;从阐释方法来说,形成了“歌诗必类”“赋诗断章”“微而昭矣”阐释方法,以及相对固定的引诗结构,它们共同构成了春秋时代诗学传统。春秋时代诗学传统是孕育先秦儒家诗学传统的思想基因,为先秦儒家诗学传统“哲学的突破”做了形式上的铺垫和准备。

陕西宝鸡陈仓区西高泉春秋早期墓葬发掘简报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陕西宝鸡西高泉村发掘春秋早期墓葬18座,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小墓。墓向以东西向居多,墓主以屈肢葬为主,多有葬具一椁一棺,并多见头箱,未见腰坑、殉人。出土铜器、陶器和玉器等文物,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仿陶礼器、日常陶器两类。通过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可看出这批墓葬为典型的秦人墓葬,为了解秦人进入关中之初的文化特征,研究秦文化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川成都双元村春秋墓M180、M185发掘简报

2016年3月~2018年7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白江文物保护中心联合组队,在成都市北部的青白江区大弯镇共抢救性清理274座东周墓葬。其中M180、M185两座墓葬为船棺墓,共出土陶罐、尖底盏、器盖等各类陶器24件,铜敦、剑、戈、矛、钺、斤、凿等铜器33件。两墓年代为春秋晚期,丰富的随葬品为释读巴蜀图符的性质及探讨东周时期古蜀社会、文化变革等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2022年山西闻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M4、M5发掘简报

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位于山西省闻喜县桐城镇,2022年对上郭古城北城墙及城内开展考古工作,发掘了6座墓葬,其中M4和M5两墓并列,间距2米,为夫妻异穴合葬墓。两墓出土器物丰富,有铜礼器、玉石器、陶器等,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为研究这一时期晋国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春秋时期秦青铜器微量元素的激光剥蚀等离子体质谱

利用激光剥蚀等离子体质谱测定甘肃礼县、陕西陇县、宝鸡、凤翔出土的春秋时期秦青铜器中微量元素.研究发现:青铜器物不同组成部分所用原料是相同的,同一器物本体和补块使用了同样的原料.因子分析显示礼县、陇县、宝鸡和凤翔四个地区秦青铜器中的微量元素组成无显著差异,说明秦人可能已经拥有独立的矿冶和青铜制造业,而且有着比较稳定的矿料来源.激光剥蚀等离子体质谱具有的特点,为测试青铜器残存基体中的微量元素提供了非常好的测试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进一步丰富了春秋时期秦人历史文化研究的内容,也为研究文物微区的微量元素组成提供了新方法.

浙江安吉笔架山春秋战国墓葬发掘简报

浙江安吉笔架山春秋战国墓结构分为两类,出土了大量器物。以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为标准器,可将墓葬分为早、晚两期,其年代应处于战国早期,此墓葬为研究浙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过渡及战国时期墓葬葬期提供了新的材料。

秦穆公称霸与秦文化的区域互动"

与齐桓、晋文称霸中原不同,秦穆公只是称霸西戎地区。所以,古今学者普遍认为这只是"偏霸",《左传》的作者甚至彻底否定秦穆公的"盟主"身份。文章认为,秦穆公的霸业绝不能用"偏霸"简单概括,应该全面评价秦穆公称霸西戎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贡献。他不仅对秦国的历史走势和春秋时期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秦文化的区域互动发展也提供了新的契机。

先秦盟誓的种类及仪程

先秦盟誓依照参加人员可分为天子与诸侯间、诸侯国间、诸侯国君与本国卿大夫间、诸侯与少数民族间、诸侯国君与国人间、卿大夫与卿大夫间等种类的盟誓 ;依照盟誓性质可分为政治性、军事性和经济性等种类 ;依照盟誓的仪式可分为血盟和非血盟两种 ;还有伪盟、重盟、强盟、改盟、和匮盟等情况。盟誓的仪程则可分为征会与定期、排序、商讨盟辞、歃血、拜盟等

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之失与《全先秦文》的编辑体例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我国现存隋以前经、史、子之外散文文献的总集。但今天看来 ,问题很多 ,而先秦一段问题最为突出。本文是正在编辑中的《全先秦文》的编辑体例。该书对严书除补阙、删伪、正误之外 ,无论在收录时间上限、收录范围、编排顺序还是校勘、作者小传等方面 ,都有大的改进 ,使之更加科学 ,能更好地反映先秦史、先秦文献、先秦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该书将完全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编排 ,一般以最早记载文本为底本 ,加以校勘 ,并对真伪、作者、时代等加以考订和说明。

从清华简《子仪》谈春秋秦乐

清华简《子仪》记载了秦穆公送归子仪的典礼。其中,赋歌奏乐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这是出土文献第一次记载外交场合中的唱和仪式,有助于探讨春秋秦乐制度、秦备楚乐、秦穆公诗文素养、春秋诗乐的传播以及文化融合等重大问题。本文从文本疏证入手,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印证春秋秦乐的发达和礼乐制度的完备。

《秦子簋盖铭文》及其相关问题考释

在辨析前贤观点的基础上,联系《秦武公钟铭文》与《史记》的相关记载,推断《秦子簋盖铭文》中的秦子应该是出子。铭文中的"姬"姓女子与《秦武公钟铭文》中的"王姬"系同一人,她是宪公的正夫人、出子的生母。出子被称做子,既不属于子爵称子,也不属于"公侯在丧日子",而是秦国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产物。由这件簋盖铭文可以推断其他几件秦子器亦为出子时作。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畜牧兽医技术研究

文章对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畜牧技术和兽医技术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这些珍贵的遗产,对现代畜牧业具有启示意义。

从墓葬中的“异例”看秦文化的传播

根据近十多年的考古新发现,秦文化的特征在春秋早期得以初步形成,嬴姓的秦人宗室贵族墓葬,拥有墓主直肢、头西向、腰坑(殉狗)、人殉、青铜礼器、车马坑(部分)等葬俗。在春秋时期陇东南、关中附近的秦墓中,有一批并非秦宗室、文化面貌总体属于秦文化,却在墓主葬式或头向等方面与上述葬俗不一致的"异例"。这些材料证明,秦文化在形成之后,曾向境内的异姓族群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政治、军事力量是最重要的"推手"。文化的传播对"秦人"族群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传播导致了异族间"秦人"认同的产生,族群认同反过来又作用于文化的传播,最终使不同的人群形成了相对同质的"秦人"共同体。若从一个更大的时空与族群范围来考察,这种传播此后在战国—秦时期还有发生,并最终导致西北"戎狄"趋于消亡与新的"秦人"共同体的诞生。

秦为春秋大国说

古今学者或称春秋之世秦不为强国。其实,秦在春秋之世曾护平王东迁、称雄西戎、助晋称霸、救楚危难,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强国。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其在东周之初得为封诸侯,领有周之故地,取得政治与经济上的优势;同时又凭借其独特的易守难攻之势,全力经营西戎,没有在中原的争霸中无谓地消耗能量;再就是用人得当,用人得力。凡此种种,导致秦成为春秋四强之一。

简析春秋时期秦国官制的特点

春秋时期秦国因建国较晚,又僻居西戎之地,故其官制很不完备。本文简析了这套官制的特点,指出了这套官制存在的进步性及其历史作用。

九九歌考

通过对中国古算数学梳理、考证,揭示了九九歌是在殷商十进制计数系统与运算法则的基础上总结的成果,从而确定了九九歌形成年代为西周时期,勘正了九九歌形成于上古伏羲时期的讹误.考证了古文献九九歌的不同版本之差别以及宋元时期统一的歌诀句式,并介绍了九九歌的社会影响及其在日本传播的情况.

春秋时期的秦晋关系

秦晋关系是春秋时期重要的诸侯大国关系,不仅对秦晋两国的发展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春秋时期的争霸格局。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争霸,晋国国力强大,控制崤函要地,阻扼秦自襄公以降的东进战略,两国之间征伐会盟,时战时和,呈现出复杂的大国关系,从早期的少有联系但不乏合作,到“秦晋之好”时的联姻结盟,到对峙阶段的相互攻伐,到中期的秦联楚抗晋,再到晚期的无力再战,大致体现为五个阶段。秦晋两国的复杂关系,充分显现了春秋时期大国政治的主导作用及其重要影响。

一部史书启迪一个时代的史学批评——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再认识

孔子所作《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历史撰述,它的问世不仅直接推动了先秦史学的发展,同时也成为最早的史学评论对象之一,带动了先秦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无论是史学领域中《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战国策》从不同的角度关注和评论《春秋》,还是思想领域中孟子、荀子等诸子评《春秋》,《春秋》已成为先秦学人史学评论的焦点,呈现出一部史书与一个时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密切关联。揭示这一关联,不仅是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早期阶段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现象,也是对孔子《春秋》史学价值的一种再认识。

论晋国后期的大都耦国局势

晋国后期,公室衰落,晋政自六卿出。六卿之间的斗争成为晋国后期政治生活的主线,大都耦国的局势因而得以充分体现。赵氏的根据地晋阳,赵午所据之邯郸,范氏盘踞之朝歌,皆为晋国后期的大都,更是世卿大族所仰仗的政治、经济后盾。太原晋国赵卿墓和侯马盟书的发现,对进一步研究晋国后期的大都耦国局势提供了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