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折射中的古代音乐文献——中国音乐史学问题思索之十

在古代历史中,文人们积累了汗牛充栋的音乐文献。除了正史中的乐志、律志的音乐文献、古代典章制度著述,古代音乐史研究还需注重历代文集、笔记、杂记、杂著等。这些文献中常存见较集中的乐论、琴学、歌舞、乐律等文献,为我们研究古代音乐遗存提供了直接史料与旁证材料。尽管它们只是音乐史料,却能折射出历史文化的印记,为古代音乐史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

《尚书·秦誓》与早期秦国礼乐政治

《秦誓》与“穆公之霸”有关,是穆公“遂霸西戎”之后用于秦宗庙的仪式文本。此篇短短二百多字,既有批判和自省,亦流露出造就强盛秦国的成就感,又见文化担当的责任感。其言说指向是省思国君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和任用人才,以达成国家治理的完善。《秦誓》标志着穆公时期秦国学习周礼的巨大成就,可视为早期秦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总结性文本。早期秦国诗书礼乐建设的成功,证明西周礼乐政治对“非我族类”的强大吸引力及其所赋有的文化改造功能。《尚书·秦誓》和《诗·秦风》共同体现了早期秦国在诗书礼乐法度方面的成果,意味着秦国在未来本有可能继续礼乐政治的道路。

新文献视野下的秦音乐流变、制度与精神考论

秦音乐是秦人自身音乐、西周礼乐文明、西戎民族音乐以及东方各国音乐混合的产物,是秦人长期以来与东西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其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和西周朝;经秦仲、秦襄公、秦文公、秦武公时期不断发展,至秦穆公时期在继承西周礼乐制度的同时,更注重自身音乐制度建设;战国时期,秦不断接受、融合各国各地的音乐;统一六国后,创立了宫廷用乐。在“秦声”发展过程中,秦音乐一方面不断学习西周礼乐制度,实现了礼乐文明的高度与雅致;另一方面还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慷慨、真诚、古朴、原生态等长期得以保存。同时,音乐制度建设也取得了成就,并有相对明确的分工。这一制度深刻影响了汉及其后王朝的音乐制度,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古琴题写与乾隆的雅正琴乐观

乾隆初期,乾隆与陈邦彦、梁诗正等七位翰林词臣对宫中旧藏及新斫古琴进行了多次题写活动。这批题写诗文作品体裁不一、数量众多且普遍运用比兴之法,体现出乾隆初期清秀典雅的古琴文学美学与艺术审美。在对古琴的多次题写中,乾隆不断确立古琴的卓越地位、并阐发古琴中和节止的儒家内涵,反映其一以贯之的雅正琴乐观。大规模的古琴题写活动表现出乾隆作为政治人物在诗教与乐教上的双重意图。

程雄及其《松风阁琴谱》研究

程雄《松风阁琴谱》是《四库全书》收录的唯一清代琴谱。考诸史料,以琴道名世的程雄实为明遗民,活动于万历末年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为流传师说、托故国之思,康熙十六年(1677)左右,程雄搜辑前人未刻琴曲,编成《松风阁琴谱》二卷。该书现存8种版本,以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最完整。《松风阁琴谱》指法排版清晰,对前人记谱加以简化、规范;所录《卜居》音文俱奇、《忘机》增订求新,处处可见“尚奇”“求变”的美学思想。程氏明遗民身份的确定,《松风阁琴谱》全本的发现,进一步推进了明清琴学研究,反映出易代之际琴人的思想,有助于琴乐美学意趣的探讨。

汉代音乐职官演变及其音乐制度史意义

汉承秦制是秦汉乐官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由于秦代资料的缺失,致使该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随着出土资料的不断问世,为此现象的梳理提供了可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汉代不仅沿袭了秦朝主要乐官的架构,还增设了新乐官。特别是武帝之后,乐官的音乐职能更为纯粹,同时,整合左乐、外乐等机构职能归入乐府,使之与太乐成为汉代的主要音乐机构。这种改造使汉代乐官成为后世乐官的渊薮,凸显了音乐娱乐生活的作用,对后世音乐职官设置及古代音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音疗法联合五禽戏锻炼在颈椎病护理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中医五音疗法联合五禽戏锻炼在颈椎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82例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1例。两组均接受常规治疗和中医护理,观察组基于中医辨证分型实施五音疗法联合五禽戏锻炼,并加强人文关怀。评价两组干预效果,采用颈性眩晕症状与功能评估量表(ESCV)评估患者颈性眩晕症状与功能改善情况,复诊时采用科室自行设计问卷调查患者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95.12%(39/41),高于对照组的80.05%(33/4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ESCV量表总分均较干预前改善,且观察组ESCV量表总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中医辨证分型实施五音疗法联合五禽戏锻炼,可有效缓解颈椎疼痛,促进颈椎功能康复,同时配合人文关怀护理,对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秦氏头八针联合音乐疗法治疗社区特发性耳鸣的效果

目的:探究秦氏头八针联合音乐疗法治疗社区特发性耳鸣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22年1月—2023年6月上海市宝山区吴淞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友谊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境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罗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淞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相关服务站点签约居民中的特发性耳鸣患者91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44)和观察组(n=47)。对照组采用秦氏头八针治疗,观察组采用秦氏头八针联合音乐疗法治疗。比较两组耳鸣严重程度评分、睡眠质量、抑郁状态、治疗总有效率。结果:治疗后,两组耳鸣严重程度评分低于治疗前,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低于治疗前,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8)。结论:秦氏头八针联合音乐疗法可以改善社区特发性耳鸣患者的耳鸣症状及抑郁情绪,提高睡眠质量,效果较好。

先秦乐舞的角色演化及其在礼乐文化中的建构功能

先秦乐舞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源头的一个重要构成内容。在其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发展演化过程中,先秦乐舞从依附于原始宗教的从属身份逐渐转化为独立的文化功能,并在先秦时期的礼乐实践中,推动了先秦文化从“礼仪”到“礼制”的跃迁,在“礼崩乐废”之后,先秦乐舞又成为儒家创造礼文化的思想灵感。经过儒家思想改造之后,礼乐实践结构中先秦乐舞的原始观念与感性形式被扬弃,礼乐实践的思想性内容得以引入礼文化系统,并在儒家的思想探索中形成礼文化的独特形式与鲜明风格,从而使先秦乐舞融入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因之中,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特殊的文明样态与特有的文化形式。先秦乐舞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研究先秦乐舞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历史角色与社会功能,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始源与社会形制的演化脉络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先秦音乐美学构建中的齐鲁文化因素

先秦音乐美学是中国音乐美学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它的形成和发展与齐鲁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齐鲁人士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蕴含着浓厚的齐鲁文化因素的先秦音乐美学才得以构建。其中,齐鲁人士的音乐思想构成了先秦音乐美学的核心内容;齐鲁两地丰富的音乐实践为先秦音乐美学的形成提供了实践逻辑;齐鲁两地频密的学术活动推动了先秦音乐美学的构建。这个时期的音乐美学不仅具有丰富的文字材料和思想材料,而且已经具有了自身的内在结构,为整个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白音乐批评初探

李白诗词可谓是千古名篇,观其文本,绝大多数是从文学层面展开的。而在唐代诗词中,音乐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章站在音乐的角度审视这类经典名篇。在李白诗作中遴选出部分诗词,用音乐批评的手法给出初步解析。

“希声主义”与古琴审美精神——兼论“无弦琴”的声音美学

“希声”是基于声音研究视角对古琴审美精神的哲学抽象与总结,在琴声的本体论层面上,“希声”表现为“以音为声”的乐律元音;在演奏实操中,它指与有声乐音互训的静默乐音;在审美层次上,“希声”是预设的完美声音理想,具有形而上学性。“希声主义”源于古代中国的听觉审美传统,通过对琴史上典型的弃声案例之分析,为“无声之声”到“无声之听”建立基于古琴演奏实际与文人审美趣味的两种逻辑进路,为“弦外之音”提供了不仅限于文人之“意”的音乐学说明,指出“希声”在音乐演奏中的客观存在,为琴的声音、声法、声境确立基于古代声音审美传统的艺术原则。

秦司乐官署“外乐”的设置及职能——以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乐人讲”践更外乐为中心的讨论

外乐对自由民乐人的组织和管理,与外乐采用践更的服役形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年律令·史律》中的杜主祠乐人以践更的服役形式而与大祝所形成的“属”的关系,既反映了同样是自由民乐人的杜主祠乐人与践更服役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同时也揭示了大祝在自由民乐人所从事的乐事活动中所负有的组织和管理职责,这就为了解外乐所职掌的乐事活动的特点和性质创造了条件。有关外乐的设置及其与其他司乐官署关系的问题,不但需要以秦咸阳宫为地理坐标的内、外方位视阈来考察,还需要从渭北宫城与渭南郊庙礼仪中心的内、外用乐需求的角度出发来审视。外乐是职掌渭南郊庙礼仪用乐的司乐官署。

清华简《乐风》相关问题研究

清华简《乐风》为战国时期楚国曲谱,其中的“大”“厀”“少”三字表示音名所在的八度音区,“大”表低八度,“少”表高八度,“厀”训为“次”,即表示“大”和“少”之间的音区。“■”“■”二字是简文中仅有的两个动词,经分析,“■”应训为“合”,表示一种同时奏响两个音的演奏方式,即和弦;“■”训为“撅”,表“击打”。经研究,部分先秦时期的古琴尚为击弦乐器,此处的“■”即指扣击琴弦发声。

先秦乐论与音乐人类学的不谋而合

中国先秦思想家对音乐和国家礼乐制度的关系做过很多精辟论述。先秦乐论不只是讨论音乐问题而多涉音乐与“礼”、与伦理和国家政体—制度史等问题,因此乐论是先秦思想史和哲学史关注的一个重大主题。先秦乐论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暗合了人类文明和世界音乐史溯源的一些经典理论探讨,特别在音乐起源和功能研究方面跟古希腊乐论多有值得比较研究之处。19世纪兴起的人类学和其后的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为乐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结合史前学方法,音乐人类学对音乐起源、音乐的符号意义和功能等课题进行了世界性文明的综合探讨,对先秦音乐美学和文化意义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先秦“乐舞”的泛戏剧形态考究

泛戏剧形态是具有戏剧因子但未融合为一的形态。先秦“乐舞”是融合了音乐和舞蹈的艺术形式。先秦“乐舞”的因子发展各有侧重,“演员”在礼制下有一套严格细致的选拔、教育、考核、管理制度;“人物装扮”实现了外形装扮、拟态表演、“舞容”的演进;“情节故事”以颂德示事为主,表现为结构完整、逻辑清晰的宏大叙事场面。考究先秦“乐舞”因子的具体形式,寻找其泛戏剧形态与戏剧、戏曲之间的关系,追本溯源的同时总结泛戏剧形态的发展趋势及其融合方式,继而为戏曲发展注入活力。

论先秦诸子音乐美学思想

先秦诸子围绕“礼乐”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儒家肯定“礼乐”,墨、道、法三家则否定“礼乐”。孔孟提倡“礼乐”,实质是想恢复“周礼”,实施仁政。荀子借鉴了道家“天乐”美学思想,吕不韦吸收了阴阳五行说,强调了音乐“审音知政”功能。墨子从功利的角度“非乐”,老子从愚民的立场否定“礼乐”,商鞅、韩非子为推行法治否定“礼乐”,均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庄子则从养生的角度否定“礼乐”。正反双方音乐美学思想虽有较大差异,各方内部代表人物的音乐美学思想也有不同,但重视音乐的政治伦理属性和审美属性却是一致的。通过争论与碰撞,先秦诸子们共同推进了音乐的这两大属性。

古琴凄凉调调意研究

凄凉调调意包括《凄凉意》《楚商意》两首,最早见于《神奇秘谱》,后分别存见于明清共十五部琴谱中。在琴谱的传承与流变中,两首调意形成了多种版本体系,《凄凉意》的诸多版本在宫系、调式、结构、词曲关系等方面呈现稳定的特征,在音阶、旋律、指法方面较为灵活;《楚商意》的版本流变相对稳定,体现了明代浙派徐门琴谱较为规范的传承特点。由于凄凉调定弦的特殊性,该调琴曲在调高方面有多种可能。《凄凉意》与《楚商意》中包含凄凉调琴曲调式的特色,具有预示琴曲内容、规范结尾的作用。

先秦宴乐的表意机制研究

“宴乐”是中国古代礼乐中一种重要而特殊的类型,所有用于宴飨活动中的音乐和与音乐相关的内容都能被称为宴乐。宴乐并不单以娱乐为目的,细究之,还在于以宴乐为媒介传递意义,完成宴飨活动参与双方之间的交流。就先秦宴乐而言,这种意义的传递机制大致分四种:一是以对宴乐的分节来进行的;二是以宴乐语言文本为基础进行的;三是以“空符号”(不答赋)的方式进行的;四是以空间设置与排布进行的。这四种方式共同构成了先秦宴乐的表意机制。

礼、乐文化与先秦戏剧关系考论

戏剧的起源是一个复杂又多元的问题,一种戏类的产生是漫长发展的结果。提到戏剧史料各家都以“巫觋”“优孟衣冠”“傩礼”等学说为开端,承认《诗经》《楚辞》具有戏剧的样式,而提到戏剧正史却是“宋元说”为缘起,不禁令人费解。戏剧的主要因素有扮演(演员)、音乐和舞蹈。和着音乐,扮演角色,表演故事即是戏剧。演员是戏剧的灵魂,没有演员便没有戏剧。通过考证史料证明原始仪式是歌舞和戏剧的起源,原始歌舞包含着戏剧的形态。象乐的本质是戏剧的雏形,是综合的艺术形式。戏剧从原始歌舞走来,在严格的礼乐教化下被压抑,在战国礼乐被僭越的形式下蓄势待发,不断发展,一步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蓄能量,吸收不同元素,逐渐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