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市民音乐的历史情态与文化考察

宋代市民音乐是宋代社会生活审美中备受关注的部分。宋代文化突出的“世俗化”特征,在宋人的市井音乐生活中体现得最为典型和生动。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为世俗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是市民音乐生活勃兴的物质因素。固定娱乐场所的大量出现,对宋代音乐文化的民间化、世俗化转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城市音乐活动开展提供了新条件。社会整体文化素质与审美意识的提高,成为市民音乐形态发展的内在文化基因。由“贵族雅乐”向“市民俗乐”形态转型的宋代音乐文化具有“古典的终结”与“近代的开启”双重特性,实现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品格的重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音乐的区域性、民族性、现代性与历史性——论吴越传统的“长三角”音乐与文化关系

文章以音乐的区域性、民族性、现代性和历史性几个方面为切入点展开分析,讨论了“长三角”地区音乐类型的区域性共享表现、超越地方性的特质,以及长足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在现代性与历史性部分的论述中,强调上海的现代性发展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与宋代所建构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架构,对于“长三角”音乐文化发展所起到的极其重要的影响。结语指出,透过这些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吴越音乐传统的发展及其相互渗透与影响的过程,促使在“长三角”音乐研究中,发现和挖掘更丰富的内容,以及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方法或思想,以此来推动区域音乐文化的深入探讨。

琴以治国:论宋琴的礼乐复古

“以琴治国”是宋代礼乐复古的重要标志,该观念源于上古舜治时代以南风琴为象征的礼乐盛世。宋代“琴治复古”的内在表现为,在宫廷雅乐演奏中调琴弦以比文武、正堂上琴以随古乐、定琴数以循周制及庇卫琴声以防金石夺伦。外在措施为设官琴局、修阁谱、限胡乐郑声、废俗乐教坊、减燕乐坐部。宋代礼乐复古赋予了琴三个“官方身份”——雅乐之统、华夏正声、古乐之本,在宋代皇室的极力引导下确认了以“正”“雅”“古”为核心的古琴审美趣味,大大改善了前朝古琴的飘零境况。宫廷宋琴是宋代“文化重置”的必然产物,集中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对琴学的审美范导,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是宋代朝廷美学的典范个案。

音乐的意义建构:以近现代体育歌曲为分析案例

体育歌曲如同体育运动一样,参与社会文化构建,它的作用是通过影响大众对社会问题的态度,形成一定的价值观。不同时期的体育歌曲都有其一定的历史文化意蕴。清末民初时期的体育歌曲表面看是一种践行操练身体的尚武之道,其实质则寄寓着一种爱国意识与精神内涵;五四运动时期的体育歌曲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精英们的意愿,同样也表达出一种为中华崛起而努力的价值观追求。

试论唐、宋郊祀声诗所呈现的时代特质

唐、宋两朝分处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和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之世,礼乐文化建设功勋卓越,留存的雅乐乐章数量甚繁,尤其是郊祀声诗,唐今存186首,约占唐代典礼乐章总数的44%;宋今存724首,约占宋代乐章总数的42%。主要用于郊天,祀地,封泰山,享明堂,祈谷,雩祀,祭五方帝,祀朝日夕月,祀风师、雨师,祭神州,禅社首,享先农、先蚕等大典。比较这些作品,时代特色鲜明可鉴。观体式:唐灵动活泼,宋整饬细密;论主题:唐重颂"天"(神),宋偏赞"人"(德);探技巧:唐喜抒情,宋好叙事。两朝的郊祀乐章声诗各具时代特质,呈现了"唐型文化"的奔放恢宏、华赡丰腴、激情外倾和"宋型文化"的精致细腻、敛约清癯、知性内省。

试析宋与高丽的音乐交流

从北宋建立到南宋前期,宋朝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氏政权有着相当密切的文化交流。音乐交流是双方文化交流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各种途径,宋丽之间进行了广泛的音乐交流,这对双方的音乐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诗经·秦风》文化简论

符号作为文化的物化载体,承载凝聚着民族国家的精神内核。以语言为主要载体的文学,将文化的质素统摄于语言符号之中,在所指与能指中包蕴文化的内核。作为秦地文学的早期代表《诗经.秦风》,在语言符号中既反映出了秦民族在形成过程中所积淀而成的好勇尚武的秦文化,又体现出了秦对异质文化尤其是周代礼乐文化的吸纳,从而使《诗经.秦风》彰显出多元文化的色彩。

从《诗经·秦风》看秦人的西部文化风貌

《诗经·秦风》十篇是研究秦人西部文化风貌的重要史料,其中前五篇为一组,从《车鄰》至《终南》,产生于西周后期;后五篇为一组,从《黄鸟》至《权舆》,产生于春秋时期。两组诗以秦人在与戎狄的斗争中发展、立国、壮大为主线,展示了早期秦文化中显著的重军功、尚气概、轻礼义、重真情的西部特色。这种尚武与纯情的完美结合,正是秦人快速崛起、后来居上的文化奥秘。

《诗经》中的乐器及其所体现的文化

《诗经》所记录的乐器有26种,就其包含乐器的诗篇数来说,"雅"最多,"风"次之,"颂"最少,根据古老的"八音"分类法,这些乐器分别属于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之音。《诗经》中的乐器所体现的文化有以下几个方面:运用音乐进行人伦教化,宗教祭祀中使用音乐,乐器的使用体现君子威仪,乐器的使用体现周礼。

论春秋战国诸子学说与西周官学传统

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主干的西周官学传统,是孕育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的文化母胎,是诸子立说时必须面对的"传统文化"。诸子对待西周官学传统的态度表面上差别甚大:儒家以"述而不作"自许,坚决捍卫;墨家则更造传统,意存取消;道家的态度,在疏离中有兼容;法家则着眼现实,摒弃传统。诸子时代的历史,是在法家学说的引导下清除旧传统、塑造新传统的历史。但法家力图割裂新、旧传统的主张,却在新传统基本缔造成形之后遭到摒弃。诸子时代结束后,西周官学传统被塑造为思想权威。《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出于王官"说,即反映了"大一统"体制下的汉代学者对西周官学传统与汉文化之间关系的确认。

宋代音乐传入高丽的途径

从北宋建立到南宋初期,宋朝与高丽王氏政权有着十分密切的文化交流。宋朝音乐经过两国间的贡赐活动、典籍交流等途径输入高丽,给予高丽音乐以深刻影响。

浅谈“楚辞”中的先秦楚地饮食文化

"楚辞"是战国后期产生于楚国的一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它很全面地描述了当时楚地各方面的风俗文化及其特点,其中亦涉及到了饮食方面,因而笔者将以"楚辞"中关于饮食的描写来分析探讨先秦楚地那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

先秦礼乐制度对音乐教育的影响与转型

先秦礼乐制度对先秦的音乐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对音乐教育的转型影响尤为明显。在此影响下,音乐教育在教学内容、教授方式、教育思想等方面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体现了新旧交替、保守与进步纠缠的转型特点。

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析宋代音乐文化的发展特征

宋代音乐文化和唐以前的音乐文化比较而言,具有明显的两大特征:一是音乐不再纯粹是为统治阶级粉饰门面的贵族文化,而成为普及到全社会的平民文化;二是音乐文化的普及对宋代经济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先秦诗与乐关系探赜

先秦“乐”的含义,除现今音乐之义外,它还是诗、乐、舞的总称。诗乐使诗在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乐的母体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周代的礼乐制度的确立与推行,客观上推动了诗的普及与发展,其典礼中由于音乐的分类,体现了诗的分类在诗的传播上的意义。但是儒家推崇雅乐和诗教立场,给先秦诗歌的发展和流传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论西晋诗歌雅正风貌的艺术建构

西晋诗歌的"雅化"是为学界广泛关注的一种文学现象。了解西晋诗人究竟用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来建构诗歌的雅正风貌,是深度理解西晋文学风貌的肯綮所在。综合考察,西晋诗歌的雅正风貌主要系于三个层面的建构:其一,追摹《诗经》体式。西晋诗人除了对《诗经》四言体式有偏爱外,还在四言诗创作中追摹《毛序》体式。其二,援引《诗经》入诗,具体表现为援引《诗经》成句、成词、句式入诗。其三,对《诗经》四言诗艺术有一定程度的创新,主要表现为拓展《诗经》雅颂体式、重构《诗经》四言体式、四言诗首章意取阔大、抒发情感更为浓烈。西晋诗歌务于雅正的审美追求,所承继的正是由《诗经》所奠定的礼乐文化审美观,与西晋一朝对礼乐文化的推崇与践行紧密相关。

论西晋诗人的礼乐文化身份认同——以“雅颂”诗学观为中心

西晋诗人的礼乐文化身份认同与"雅颂"诗学观相辅相成。从一定程度上说,"雅颂"诗学观是西晋诗人礼乐文化身份认同的诗学表征。"雅颂"诗学观基于《诗经》"雅颂"篇,倡导以正面颂赞为主、风格雅正的文学,承载着礼乐文化传统;西晋诗人的"雅颂"诗学观不仅形诸言语,还见于"补雅辞"行为。其兴起根植于西晋诗人的礼乐文化身份认同。西晋诗人的礼乐文化身份认同建构,则是西晋诗人个体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过程。西晋诗人群体共享的文化理念是外因,而其内化的主动性,如认知、情感及行为等,则是内因。

试论蒙古族音乐文化对元散曲声韵句法修辞的影响

在元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元散曲受到了蒙古民族及其文化的影响。其中蒙古族及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对元散曲的形成以及繁荣兴盛曾产生过一定的促进与影响作用。具体如元散曲的声韵、句法、修辞等,由于受壮伟狠戾、嘈杂凄紧的蒙古族音乐之影响,体现出了与其前唐诗、宋词等韵文作品明显不同的特点。故从蒙汉文学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元散曲的形成以及繁荣兴盛,将对研究此问题提供一个实用的新视角。

琴意谁可听?(上)——欧阳修之琴与北宋士风

文章由三个层面探触永叔之琴。一、依其生平年代、仕宦历程,缕述他与琴有关的诗文作品,加以系年及说释;二、根据这些作品及相关记载探究他的抚琴经验及琴友交游;三、讨论他的琴学思想,并试图以北宋士风为背景,观察永叔身为琴家、交结琴友、参与琴事、发为琴论,如何将他身为知识分子的理念浸润渗透入琴中,而他的琴学议论及抚琴实践又如何反过来成为北宋士风昭昭可见的脚注和诠释。由永叔之琴到北宋士风的联结,是文章试图提出的主要论点之一。

琴意谁可听?(下)——欧阳修之琴与北宋士风

文章由三个层面探触永叔之琴。一、依其生平年代、仕宦历程,缕述他与琴有关的诗文作品,加以系年及说释;二、根据这些作品及相关记载探究他的抚琴经验及琴友交游;三、讨论他的琴学思想,并试图以北宋士风为背景,观察永叔身为琴家、交结琴友、参与琴事、发为琴论,如何将他身为知识分子的理念浸润渗透入琴中,而他的琴学议论及抚琴实践又如何反过来成为北宋士风昭昭可见的脚注和诠释。由永叔之琴到北宋士风的联结,是文章试图提出的主要论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