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兵器发展看先秦社会之变

农具与兵器都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器类,二者在发展初期关系紧密,农具是兵器的源头之一。但进入青铜和铁器时代后,农具和兵器在锻造原材料的选择上出现了明显区别。青铜在兵器上的使用远超农具,而铁农具在战国时期是铁器中的主要器类。两种新贵金属在农、兵器上应用程度的差异,既有客观因素,也有社会变迁的影响。

秦“库”铸兵考略

与秦本土常见的以“工室”铸造兵器不同,秦以“库”铸造兵器并非常态,目前仅见于秦统一前,具有实用主义的特点,是对工室生产兵器的补充。商鞅变法为秦国引入三晋制度,兵器生产机构中开始出现以存储机构为生产机构的现象。随着兼并战争带来的兵器需求量激增,以及新占地兵器生产机构的影响,秦中央官署下设库和新占领的六国地区的县库皆出现铸造秦兵器的情况。秦国适时运用两种铸造机构的优势,为秦军征战提供了坚实的兵器生产保障。

一批秦早期青铜兵器的初步分析

目的探讨几件秦早期青铜兵器的制作工艺特点和铅同位素组成。方法采用金相分析、能谱分析和铅同位素比值法。结果金相分析表明秦早期青铜兵器的组织形态为铸造态;能谱分析显示其合金组成中Sn质量分数在10%～18%,Pb质量分数在2.12%～9.83%,应为铜锡铅三元合金;铅同位素比值为普通铅。结论早期秦人已经熟练掌握了青铜兵器的制作技术。铅同位素比值反映出西周时期礼县和春秋时期陇县、凤翔地区的秦人制作青铜兵器很可能使用了成矿原因相近的矿料。

记新发现的一件秦封君家丞戈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17321号新著录一件“春秋晚期”的“工容戈”，经校正铭文后得知应是一件战国秦某封君家丞监造的兵器，其时代应在昭襄王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之间。

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青铜兵器的锈蚀形态和特征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光学显微镜和能谱仪等仪器,对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青铜矛样和青铜残剑锋的锈蚀形态和特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结果表明:青铜矛样和残剑锋的表层组织结构都可分为完全矿化层、过渡层和心部原始材料3个特征层;但青铜残剑锋的锈蚀程度相比青铜矛样要轻,这是因为其锡含量高于青铜矛样,在相同的埋藏条件下,青铜器的锡含量越高,其耐腐蚀性能越强;同时通过分析还推断出青铜矛样和残剑锋埋藏在少氯的环境中。

战国兵器铭文的重要史料价值——以秦、三晋为中心

秦、三晋兵器铭文的数量较多,在古文字和战国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实例,从文字学、年代学与礼制意义、历史地理、补充史事、官府手工业管理体制、姓氏制度六个方面,对兵器铭文的重要史料价值作了阐述。

秦汉时期兵器生产情况新探

秦汉时期兵器的生产,其种类、用途、性能、形制、数质量和规格,均以保障步骑兵实战需要为依据,以冶炼技术的提高和渗碳制钢术的发展为基础,以完善的生产制度作保证。

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铜镞机械技术初考

对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最多的兵器──铜镞，从尺寸、形状、表面粗糙度等几何参数精度及表面加工质量进行了精确的测量和研究考证．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探讨了秦陵三棱钢镞的结构功能、制造工艺、几何精度及相应的机械加工技术和质量管理制度．提出秦代具有磨削工艺及其尺寸符合正态分布等观点。

秦始皇收缴武器对民众武术的影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中国,建立起大一统的秦王朝,作为统治措施之一,就是收缴天下之兵,在民间禁武。这对民众武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阻碍民间武术的发展,一方面又促进武术新的项目的产生。

战国兵器制造与管理特点略论

武器装备对于战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武器的发展和管理可以反映出某一历史时期的军事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大致情况。经过漫长的历史积累,战国时期的武器制造与管理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呈现武器装备的制造是由私人向集体而转化的趋势。(1)并且在工艺技术和监督管理方面较前代都有较大的变革,为推动我国古代军队建设的发展历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陵铜镞主面数学模型的建立及几何形状分析(英文)

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了秦陵三棱铜镞任一主面的数学模型，分析了铜镞主面的几何形状；并利用坐标的旋转变换，求得另两个主面的数学模型．在此基础上导出了三条主刃的数学模型．并对铜镞主面沿横向的凸性作了定量分析．

金相分析技术在研究秦汉铁兵器制作技术中的应用

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铁兵器繁多,通过对器物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研究我国古代军事生活与文化情况。许多文物科技工作者及考古专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诸如金相分析技术对古代某些特定时期的铁兵器的进行材质、制作技术以及制作工艺方面的研究,而将这些分析结果与历史连接起来进行系统归纳对于揭示古代士兵军事生活状况有极大帮助。本文主旨将前人应用Metallographic Analysis手段分析而得到的关于秦汉时期铁兵器大量零散的知识点进行梳理,总结秦汉时期铁兵器制作技术方面的发展规律。

秦始皇“收天下兵”事发微——以岳麓秦简所见秦代民间兵器的回收与限制为中心

秦统一后“收天下兵”,重视对民间兵器的回收与限制。据岳麓秦简,“私挟县官兵令”要求回收民间仍可使用的官兵器,政策意图在于补充军备,以支持秦军的统一战争及统一后的内外军事行动;而“令十一”与“新黔首挟剑兵长刀令”等,则更多是对新黔首所持私兵器作出限制,长兵器是其关注的方面,此举意在形成秦在新占领地区对重型武器的垄断,削弱关东民间反抗力量。在这种认识下,贾谊所谓“收天下之兵”“以弱天下之民”,或需重新理解。

新出战国有铭秦兵器研究

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战国文字资料得以不断发现;其中,兵器文字因出土数量繁多,内容丰富,最为引人注目。从古文字学角度出发,以1990-2010年间新出土或首次公布的新出战国有铭秦兵器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以梳理新出战国秦兵器的类型与监造体系,亦能一探秦兵器文字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秦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

战国秦兵器考订七则

本文对新见的4件战国秦兵器四年相邦樛游戈、三十八年上郡守庆戈、四年戈、十四年少府工佗铍进行考订,认为前两件为伪器。四年戈的年代有秦武王四年(前307年)和秦昭襄王四年(前303年)两种可能,并对铭文进行了补证。十四年少府工佗铍的器形为剑而不是铍,应当改称为“十四年少府工佗剑”,其形制与战国晚期楚式剑类似。此外还对三十二年蜀假守肖戈、汉中左工戈、二十二年临汾守■戈、二十六年守戈4件兵器的年代进行了补证。

秦兵器单刻“地名”性质新论

一般认为,自商鞅变法后,秦兵器铭文的内容大体由两部分组成:一为此兵器监造官员与制造工匠之名,当是在兵器铸造完成后被验收时所刻;二为机构名(如武库、诏事、寺工、属邦等)与地名,基本为后来的加刻内容,反映了兵器的分配、存储与使用等信息[1]。这两部分铭文在形式上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多呈完整的句式,有相对详细的内容;后者基本只有一个或多个互不关联的名词。如“二十五年上郡守厝戈二”所载。

谈张家山汉简《秩律》简452之“襄城”及相关问题

学界普遍认为张家山汉简《秩律》简452之"襄城"乃《汉书·地理志》上郡襄洛县之讹误。本文结合秦国上郡兵器铭文、赵国尖足布币铭文,指出战国后期秦国上郡辖有襄城县,秦封泥所见"襄城"亦即此地。上郡襄城县地处今陕西省榆林市境内,与《汉书·地理志》上郡襄洛县没有任何关系。

珍秦斋藏秦伯丧戈、矛考释

珍秦斋收藏的四件伯丧戈、矛,是最近发现的重要秦国文物。本文在考察器物形制和解释铭文的基础上,认为这四件戈、矛属于春秋早期,并结合文献指出,四件戈、矛的器主“伯丧”应是文献所见的大庶长弗忌。铭文还记载了春秋时秦国最初向东方的发展,有特殊重要的历史意义。

珍秦斋藏王八年内史操戈考

澳门萧春源珍秦斋藏秦青铜戈一件,戈援狭窄微弯,中长胡三穿。内上有铭文3行14字,援近穿处有记号“三”字。铭“王八年”是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317年);“内史”是京师行政长官,其地位仅次于丞相;“操”之名见于《史记·六国年表》,曾以庶长的身份平定义渠内乱。惠文王更元四年(前321年)操已任内史。“内史操左之造”极可能是内史操佐助丞相监造。此戈反映了秦兵器铸造制度的重大变化,极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