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回儒人性概念阐释与伊儒会通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学通四教”的回儒学者,他们积极介入中国传统思想和伊斯兰哲学议题的讨论,生产出了一套风格独特的社会知识体系。就人性的内涵而言,明清回儒学者将人性界定为人生而为人的本质,这一本质体现为人所具有的智慧、理智之性;在人性的类型上,回儒们认为人性具有丰富的外延,除人之特性,还有人之物性。在人性概念的讨论上,明清回儒学者既有对伊斯兰灵魂观和儒学人性观的借鉴吸收,也有与二者的不同创新,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化融会贯通中的和而不同。

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明清时期金州庙学景观的营建及演变

明清时期金州作为辽东地区的文化中心,其儒家文化底蕴深厚,文庙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建筑,其内部建筑和景观环境都蕴含着浓厚的儒家气息,同时历来承担着金州的儒学教育,为当地教育事业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金州文庙受到地域文化和当地气候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在空间布局和植物布置上与中原地区相差较远,但所表现出的景观风貌却新颖独特,不仅在建筑形式上华丽出彩,在庭园景观环境营造上也独具匠心,体现出北方寒地园林的景观特色。同时在建筑形式上也能寻找到中原文化的痕迹,展现出与中原地区文化同源的特征。

浅析沈阳故宫东所外檐彩画样式艺术内涵

文章以沈阳故宫东所建筑外檐彩画为界定对象,从彩画的样式类型、构图规律、纹饰寓意等方面入手,采用实地调研、数字模拟等研究方法,厘清了东所各建筑外檐彩画的样式规制,科学地解读其艺术特征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中华儒家礼制思想内涵,在理论上为沈阳故宫建筑特色的研究以及中国建筑彩画的发展情况提供补充。

清代大连地区传统教育事业的发展

明末清初,战乱和人口的严重流失导致大连地区在前代所积淀的传统教育事业基础荡然无存。清顺康时期,尽管在招民开垦政策的刺激和推动下,大连地区的人口有所增长,但仍然缺少完备的民事建置,在根本上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发展。雍正年间,大连地区的“通判”设置以及其后的州、县建置,不仅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生员的科考条件,而且使官办教育开始步入正轨。乾隆及以降时期,大连地区则逐步形成了州县儒学、书院、私塾、家学并兴的局面,从而扩大了人才培养与选拔的途径,促进了大连地区科举教育水平的提升。

晚清传奇评点中的儒士文化批评

晚清传奇已步入传奇创作的尾声阶段,这一时期传奇的创作和评点显现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以儒士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占据了传奇创作的一席之地。本文以晚清传奇为切入点,从披露儒士的悲惨生活、揭发官场科举的黑暗腐败、探索儒士救国的实际意义等方面观照晚清儒士在社会变局下的真实想法,还原晚清社会的真实生活场景。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隐然论道与史册昭垂:清儒陆世仪名位流变及从祀考

或承尊朱黜王等门户之见,清理学家陆陇其等对陆世仪人物及儒家义理观褒贬交杂。陆氏身故后,太仓州士绅尊其为乡贤,并陪祀书院,又经《思辨录》等刊著流播,全祖望、唐受祺作传宣弘,陆氏声名更为显扬。光绪元年(1875),应地方州奏疏题请,清廷准将其从祀孔庙,陆世仪以乡贤之身得以增祀,由一介地方生员跃居成为儒家主流。清末世乱时危,清廷多以理学名儒从祀,以延揽程朱学从众,而陆氏持论中允,治学驳杂,“不废陆王”,后得《国朝学案小识》为之构建理学道统谱系,塑其为清道统正宗。学术、政治互通纠葛中,陆世仪人物形象渐跃升为清国家正统,成为清廷权力与江南地域性力量共同构塑的孔门圣贤。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渗透与消解:儒家经典视域下的明清小说

儒家经典是各个历史时期儒家思想精华的汇集,“经学”则是不同时代儒生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反映了儒家思想观念的发展与衍化。明清时期,一方面,儒家经典及“经学”对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理念;另一方面,面对复杂的社会生活,明清小说家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儒家正统观念作出了修正乃至背离,消解了儒家正统观念对于“经”的释义。这一时期,作家们对儒家经典及“经学”的不同解读制约和影响着小说创作,使其呈现出多彩的奇观,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宝库。

明清民间宗教宝卷的崇儒倾向及其生成机制

明清时期,民间宗教教派林立,大多数民间教派都借用宝卷的名号用以宣扬教义,宝卷几乎成为明清民间宗教经卷的代名词。明清各宗教宝卷大多呈现出明显的崇儒倾向,不仅尊崇儒家的圣贤,内化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同时还有意识地迎合帝王的圣谕。明清统治者强化儒家思想的引领,推动佛教的世俗化及新兴宗教的入世转向,无形中促使明清民间宗教宝卷崇儒倾向的生成。

丽江市域明清中式进士述论

明清两代丽江市域共考取进士12人,其中,永胜县6人,古城区和玉龙县6人,华坪县、宁蒗彝族自治县没人考中进士。总体来看,丽江市域明清中式进士人数较少,原因在于地理位置偏僻,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少数民族群居杂居,汉文化影响滞后;融入全国科举晚于全国全省,科举文化积淀浅薄;科举考试本身很难,难以晋升。永胜科举成就高于古城区和玉龙县,原因在于永胜接受汉文化影响早于两地,无论是汉文化普及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超过两地;洪武调卫,大批中原军士进入永胜,优化了永胜人口结构;屯垦制度推动了以农耕文化为精髓的汉文化的传播。“改土归流”以来日趋浓厚的儒学教育氛围是生成进士的重要前提。十二位明清进士为代表的科举人才是丽江儒学教育结出的硕果,彰显了边疆少数民族融入汉文化的历程。

筹资兴教:清代海南学田运行机制与乡村教育研究

学田是古代乡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在清代海南乡村教育快速发展时期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分析搜集到的海南地方志、学田碑刻及田野调查材料可知,清代海南学田的来源大致可分为官府拨置、官民合力捐置和教育机构买置三种,采取官方管理、士绅管理、学生管理等模式,并通过承租出佃、发商生息获取学田收益,进而支持乡村教育发展。清代海南学田不仅为乡村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还进一步推动了儒学下乡的历史进程,成为地处边疆地区的海南与中央王朝的向心力。筹资助教的优良传统,逐步演化成宗族性、地域性助学基金等新模式,继续成为推动海南乡村教育发展的强劲动力。

论余潜士理学思想

余潜士是晚清著名理学家,致力研习宋儒理学,遗作《耕邨全集》15卷,流传于世。本文根据其著作内容,从三才观、仁政观、理欲观、知行观四方面,论述余潜士的理学思想。

明清时期永州的地方医者及其书写——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现存明清地方志中记载了很多医者的史料,通过对地方志等资料的考察,地方医者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呈现。在明清时期的永州,儒医是地方医者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或是为治疗自身和亲人的疾病而习医,或是因为屡试不中而习医业医,也有一些人是受范仲淹良医良相之论的影响而从医。由于明清时期医学文本的广泛流传和官方对医疗市场管理的疏失,通过师徒相授、家族传承和自学等方式都可获取医学知识、开展医疗活动。随着越来越多具有儒学背景的士人进入医者职业,医、儒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加强。掌握文化权利的文人士大夫将一部分医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入地方志,既表达了他们自身的伦理诉求也表现出他们对于医者道德的要求与期望;医者为提高自身地位,也会积极与地方文人士大夫接触,通过一些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行为塑造自身形象。医、儒双方的纠缠在儒家的强势地位下使得医学各方面出现明显的儒化倾向,进一步导致医者职业识别性减弱,医学的技术性被符合儒家伦理观念的其他特性所覆盖。

清代琴人的地位考略——对高罗佩《琴道》的思考

认为高罗佩的《琴道》中关于清代国人对古琴的兴趣日益减退、职业琴师依靠授琴来维持生计的观点有失偏颇。考证清代地方志等史料,发现清代琴人生存状况并非如同高罗佩所说的“地位一落千丈”;相反,古琴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推动下得以普及,推动了社会风气的儒化进程。

明清修身日记的属性与功能

明清修身日记是儒者记录自身日常道德实践过程的载体。其主要有两种属性:一是纪实性,修身日记最初是作记录日常生活,提高道德修养水平而呈于山长或者同窗审阅之用;二是公共性,儒者内心坦荡,向来有传阅自己日记互证所学、互相改过的传统。修身日记的主要功能在于自省或者在规过会上请成德君子诊断,以此省察改过,次要功能则是用于学习、交流、交友。

1840年代的京师学术圈与曾国藩治学的三次转向

1840年代的京师学术圈主要可以分为重视践履工夫、性命之学的理学圈,以及以诗古文辞和经史考据为主的文士圈。曾国藩在身居京师的十数年中,游走于两个群体之间,学术重心发生过三次转向:起初以诗古文辞为志趣,后跟随以唐鉴为首的理学群体践履身心工夫;1843年底进入文渊阁校馆后,曾氏专注文字小学、尊尚清儒汉学;1847年任职礼部,始重视礼制考证和通礼研究,期以礼学经世。在与京师师友广泛论学的促进下,曾国藩分别在诗古文辞、道德性命、训诂考据、礼学等儒学各个领域,都有深入的学习和思考,最终形成其宏大深厚的学术面貌。

(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考辨三篇

清代(嘉庆)《四川通志·经籍志》著录典籍《尚书注》无卷数,存于卷百八十三经部(书类);《五代史记纂误》三卷,存于卷百八十四史部(正史类);《元包》五卷,存于卷百八十五子部(数术类)。笔者采用目录学、校勘学等方法,从书目卷数、提要内容、作者时代、归属类别等方面出发对这三部典籍进行考辨,校正讹误,考证源流,在与其他目录著作对校的过程中进行梳理,力图有所补正。

论晚清“孔子纪年”与“黄帝纪年”

晚清社会出现了废除年号纪年,改以别种纪年法的要求:康有为出于倡立孔教的目的,呼吁改以孔子纪年;革命派和留日学生基于排满复汉的种族主义精神,要求改以代表汉民族的黄帝纪年。上述要求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的关头对救国之路的探索,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诉求,也显示了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