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史馆制度的演变及其阶段性发展的特点

清代史馆制度的演变与清王朝的兴盛衰亡密切相连,并表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入关以前,清廷在未遑大兴文教的情况下,就非常重视史书的修纂,相继设书房、文馆、内国史院负责修史,但还没有出现专门的修史机构。顺康时期是史馆格局形成时期,此时,各类史馆都已设立,并具有了相对稳定的组织形态,史馆内部人员组成及机构基本形成,史馆修史初见成效。雍乾时期是史馆制度完善时期,作为史馆核心的常开之馆的制度得以健全,统治者利用常开史馆的优势,打开了史馆修史的新局面,并大力增设特开史馆,促进史馆修史兴旺发达,修史成就卓著。嘉庆至清亡是史馆修史渐趋衰落时期,作为史馆支柱的常开、例开之馆的编纂活动尚能继续,但已无任何创新;特开史馆明显萎缩,修史项目不断减少;私家史籍编纂活动日趋活跃,并最终超越了史馆修史,向近代史学迈进。

史馆修史与清代帝王文治——以乾隆朝为中心

有清一代,文治总是与官方修史事业联系在一起,清高宗乾隆充分发挥史馆修史的政治功能,通过修纂史书、阐释历史来配合现实统治,达到转移人心、扶植纲常的目的。他设馆编纂《历代通鉴辑览》,宣扬自己的历史观念,借历史事实驳斥“夷夏大防”的正统理论,既确立南明的正统地位,又论证清朝承继天统,通过标榜“大中至正”之道,实现敦化风气、服务现实的目的。他谕令史馆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通过褒奖明末殉节之士,贬斥降清失义之臣,倡导忠义,风励臣节,借助明末清初历史来阐发自己的君臣关系论,适时转换道德角色,重新审论历史上的重要现象和人物,并作出符合清廷根本利益的理论解释,巧妙地把历史与现实统治结合在一起。

论《明史》编修二题

《明史》纂修官深受顾炎武、黄宗羲影响 ,重视史学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 ,折射出清初崇实黜虚的学术风气 ;在探讨史家秉笔直书原则时 ,强调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影响 ,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 ;在史书体例上 ,提出“本乎时宜 ,因时变通”的观点 ,重视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 ;在史料采择上 ,要求本之实录 ,参乎野记 ,重视从史家人品心术角度评判史料价值 ,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 ;史家还重视专家之书 。

关于清代考史学家理性意识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 ,清代乾嘉时期形成的历史考证学独树一帜。历史考证学派史家以求真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治史的理性意识比前代史家大大深化与增强。考察乾嘉史家理性意识的内涵 ,不仅能够拓宽传统史学研究的层面 ,对于研究中国史学史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有助于澄清过去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观念 。

清代史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原因

清代史学属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总结期,同时也是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重要阶段,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有利于加强对传统史学的认识。清代史学的发展状况主要从明清鼎革之际私人历史的撰述,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史馆制度的完善,历史考证学的兴起与繁荣,对古代史学理论的总结,逐步迈向近代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史学从思想和研究方法上也都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发生变化,史学发展的每个方面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也都呈现各自的特点。因此,分析清代史学的发展原因一定要在对各个方面的状况有了了解后进行。

清代史馆制度的特点

和前代相比,清代史馆制度有自身的特点。顺康时期,清朝官方就形成了以常开、例开史馆为主干,以阅时而开、特开史馆为辅助的史馆格局,这种史馆格局既具有稳定性,又具有灵活性,功能完善,相得益彰,在清廷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预更加全面,皇帝亲自确定修史项目,对史书修纂的内容进行全面指导,时常过问史馆的管理,并形成了史书修纂次第进呈御览的制度,一切仰承圣裁,保证了帝王意志在史馆内的贯彻执行。清代史馆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官方以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了史馆内满汉纂修官的员额和比例,保证满人参与修史。清代史无专官,但史馆从组建、管理到史官选任、资料征集等,都有一整套严格而又灵活的运作机制。

新国体下的旧史学——民国初年的宣付清史馆立传(1914—1927)

辛亥革命后,清代覆亡,绵延两千余年的帝制亦随之终结。在新国体之下,如何书写刚刚过去的清代历史,成为各方势力博弈的一个场域。1914年,民国政府设立清史馆,开始纂修清史,帝制时代宣付史馆立传的机制亦随之延续。在清史馆存在的十余年间,共有数十件宣付清史馆立传的案例。检视这些案例,可以窥见各方如何通过宣付清史馆立传机制来形塑清代末年特别是辛亥鼎革之际的历史记忆。与此同时,新旧政治理念、家族名誉、族群认同、朋友情谊等等因素也交织在这些案例之中。在近代中国的"过渡时代",旧史学实践在新国体之下仍然具有多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