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河道总督与相关官员间的关系演变

黄河南侵夺淮后,黄、淮、运在江苏淮安清口一带相互纠结。至清代,这里集中了大量复杂的工程。由此,负责该区的江南河道总督的地位日益凸显。根据清代故宫档案、实录和文集等史料,研究清代江南河道总督地位的变化及其与相关官员间的关系演变,从而揭示其与清代河务的相关关系。

清前期河道总督的权力及其演变

清代前期,治河是国家的重大政务,清廷设立河道总督专管河务。就政府职能而言,清代河务由工部总其责,并委以河道总督专其职。但从国家政务运行上讲,工部却逐步失去了对河务的控制,河工治理最终成为"总河专责",这一格局在康熙中晚期形成。同时,在河务决策中,河道总督的话语权也稳步提升,在乾隆中期河道总督取得了对"谈河积弊"(河议)的全面胜利。清前期河道总督权力的扩张,是清廷对河务技术特征认识深化的内在要求。

清前期的河督与皇权政治——以靳辅治河为中心的考察

清前期,黄河治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皇帝、河督、内政大臣、沿河地方疆吏等各色人等纷纷在河务这一场域登台,围绕治河及其相关问题演绎了一场又一场精彩纷呈的政治戏剧,其中以靳辅治河前后十余年的曲折经历最具代表性。在康熙帝的鼎力支持下,靳辅勤勉治河,颇具成效,但随着治河实践的深入推进,难免触动内政大臣与地方疆吏的利益,靳辅遂被构陷进为康熙帝所深恶痛绝的朋党之争,遭遇免职。整个事件跌宕起伏,充满了利益纷争与权力角逐,折射着那个时期的皇权政治文化特征。

清代河道总督与地方督抚河务职权关系及其演变

清代为治理黄、运两河专设河道总督,但是,河道总督与两江总督以及河南、山东巡抚等地方督抚职权存在重叠,客观上形成了清代河务的复杂管理体制。清初,河道总督专理河务,地方督抚有兼管之名,而权力较小。雍正以降,地方督抚在河务中的权力增大,甚至一度凌驾于河道总督之上。嘉道时期,治河难度加大,官员动辄得咎,双方互相推责。这种职权体制的存在对清代河务产生了消极影响。

略论清代河东河道总督

清代河东河道总督是管理山东、河南段黄运两河,以及附属河流、湖泊、闸座、泉源等水利设施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不仅担负着黄运两河的防洪、修缮、挑挖等任务,而且还负责附近区域的治安、巡防、催攒漕粮等责任,是一种行政与军事职能并举的部门。通过对河东河道总督的研究,对我们了解清代东河的河道、漕运、水利设施都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明清时期的河道总督制度

国家水行政管理伴随着朝代更迭、社会发展和治水实践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具有中华传统文明特色的古代水行政管理体系。明清时期河道总督的职官设置,是古代国家水行政管理体制完善的标志,探讨其历史沿革,理清演变脉络,对于了解古代水行政管理体制、认识水利在明清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作用很有价值。

清代河道总督建置考

河道总督是清代河政实施的中心枢纽,也是清代治理河务的重要政府环节。清政府承继明代河务系统并加以完善。河道总督是治河行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理黄运两河事务,尤其是保障运河河道安危、维持漕运畅通。清代河道总督建置的完善,大大提高了治河效率。清中后期,河政日益混乱,加之黄河铜瓦厢改道,至光绪年间,河道总督最终被裁撤。

从巡抚兼理河务到南北河总分治--清前期河政体制演变研究

清初继承了黄运分治及河南巡抚兼理河道的制度,并不断扩大推广巡抚的河权。这虽然有利于就近调集地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强地方印、河官员的互相调配,但也存在着缺乏治河的能动性、专业性和整体性等弱点。在总结清顺、康两朝巡抚兼理河道实践经验教训和黄运水情的基础上,雍正朝确立了河政以河总为主、巡抚为辅的行政原则,建设专业化的河政机构和队伍,统一了河南、山东的河政,最终形成了黄河、运河南北分治,由北、东、南三河总全面协调分理的专职河政体系。

东河总督裁撤考述

东河总督是清代专门负责河南、山东两省黄河、运河河工事务管理的机构。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徙以后,山东黄河二厅裁撤,东河总督常驻河南工次,不愿再承担山东河防的任务。山东巡抚不得不承担起河防重务,在一片空白中重建河防体系。河防也从中央经费支援下降为以地方自助为主,实质上是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中推卸责任、减轻财政压力之结果。东河总督因庸碌无为而被裁撤,这对于黄河治理并未产生大的影响,但其下属的运河厅汛体系的裁汰,造成运河无官修守,导致了航运和水利上的巨大损失。

清代河工体制的翻阅

建设与管理体制是清代黄运两河治理的重要保障.本文着重从体制的制度层面解析其利弊,从而挖掘古代治河管理体制的资鉴、炯戒价值.

清代东河总督群体结构与人事变迁探析

清代东河总督辖区主要在南、山东,掌管黄河南下汾水分流及运河泄洪,在保障河道安危、维持漕运畅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顺治二年(1645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东河总督共计61人。以东河总督的群体结构和人事变迁为视点,解析东河总督的出身背景、旗汉比例、籍贯分布、任职背景、任职时间、任职年龄及离职原因等,从中分析清朝政府的用人之道,进而勾勒出职能型总督在整个总督群体中的特殊性。

清代河道总督建置考论

河道总督是清代河政实施的中心枢纽,也是清代治河行政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政府环节。清代河道总督一职的设置变更频繁,因此,对其历史沿革进行详细梳理非常必要。同时,频繁的制度变更状况说明清政府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即河道总督的设置面临着通筹全河与分区治理的两难。

清代河政体系下的河兵研究

河兵是清代河政体系下河工任务的执行者,随着河政的发展,逐渐取代河夫成为基层河工力量的中坚。河兵在南河重点布防,体现了清代治河保运的河政指导思想。河兵的主要职责有巡察维护、积土种植办料、修防堵决、治运助漕、维护治安等五个方面,是河政发展的要求。随着河兵在河工中核心地位的确立,河政体系的运行变得有序且高效。但至晚清,河兵的数量和素质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少而精变为冗而杂,其变化主线与河政从兴起到崩坏的发展轨迹基本吻合。

礼俗之外:清代河神朱大王形成的驱动因素探析

清代河神朱大王由第二任河督朱之锡殁后化身而成。朱氏于顺治十四年莅任河督,治河十载,勤勉节俭,体恤民情,但受客观环境制约,殁后河患依然深重,他亦随即在沿河地方化身河神朱大王。乾隆四十五年,在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漫决堵筑工程令清帝及诸臣倍感艰辛,由此更加希冀神灵护佑之时,朱大王正式获得朝廷封典,成为官民共同信仰的河神。朱大王成神的这一经历,有别于另三位颇为流行的河神金龙四大王、黄大王以及栗大王,也与靳辅等其他治河富有成效的河督不同,其中既显示出传统的民俗与礼法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更有来自现实灾害情境以及特定政治环境的强大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