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词坛多元门径中的清真法度与创作实践

晚近词坛在浙常交融的背景下,辅以新旧文化之争,词坛呈现多元门径。周济的“宋四家说”奠定多元门径的根基,王鹏运、朱祖谋等清季四大家、龙榆生、唐圭璋等现代词家在此基础上多有发挥、修正与拓展。作为学词门径之一的清真词,其精工博大、格调天成的清真法度被奉为学词之至境,陈洵、夏敬观、朱师辙、邵瑞彭、汪东等人在创作实践中积极效法。词人对清真词的追和实践可视为师法清真最直接的体现。晚近词人师法清真也往往存在着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分化、男性词人与女性词人创作冷热不均等问题。

近代外交转型视域下的南海海疆交涉

近代以来,海疆危机频发,海疆交涉频繁。先后有清末中日东沙主权交涉、民国中日东沙海产纠纷交涉、中法西沙群岛主权交涉以及南海九小岛交涉等。南海海疆交涉仰赖外交部门主持大局,更离不开广东地方政府的参与和支持。随着地方外交权限的削弱,海疆交涉一度呈现出中央、地方分别主导或互相合作的复杂局面。

晚清民国时期杭州城市火灾及消防机制研究

火灾是城市生活的重大安全隐患,杭州开埠后,人口、房屋和城市面积迅速扩大,火灾隐患大幅增加。晚清至民国时期杭州火患发生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频繁发生的火灾对杭州城市社会的正常运转和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面对火患,杭州官、民两种消防组织应运而生,共同参与到防火、救火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变与不变中共同维护杭州城市的繁荣与稳定。晚清民国时期杭州火灾及其应对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城市消防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百六十行外之又一行也”:清末民国戏曲批评的职业化

戏曲批评的勃兴,是商业报刊与戏曲相向而行、互相成就的结果。戏曲与报刊的勃兴一同建构了剧评空间,并逐渐使得戏曲批评成为文化产业的一种新形态。评剧家身份的形成及评剧行业的出现,是戏曲批评职业化的重要标志。评剧家与演员是一种相互成就、相互照应的合作关系,二者都对戏剧界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探讨评剧家这一群体的产生背景、职业化过程及其影响很有必要。

清乾隆朝科举改革:动因、举措及影响

乾隆朝是清代进行最多科举改革的时期。为了扭转士子功利的求学考试心态与应对科场日益严峻的舞弊积习,在国力强盛与社会安定、王朝存续时段长、执政者强烈的革新意志与果敢坚毅的个性品质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以皇帝为代表的决策者对乡试中额、会试时间、乡会试题型、考试内容等进行规模不一、程度不同、较成体系的改革,使乡会试三场考试之制最终定型,一直沿用至清末,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来看,乾隆朝多数改革举措成效显著,减轻了士子考试压力,增加了考试的客观性、可比性与公平性,促进了清诗的繁荣发展;但改制亦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增加了士子学习与备考的负担,减少了考试的特色性、专业性与实用性。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怒江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文化研究

刀耕火种是最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怒江山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在晚清民国时期,他们仍把山林当作自己的“生存之源,衣食之本”,世居深山峡谷,与自然环境世代为伴,通过原始的刀耕火种耕作方式,获取“衣食住行”生活资料,在与自然、族群的互动过程中,保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稳定性,彼此和谐相处。在某种程度上,刀耕火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性有限,是适应当时山地民族的生产力水平,凸显他们的经济与文化水平的同质性。

清代综合本草编纂体例概说——“后《本草纲目》时代”的沿袭与突破

清代本草书籍虽然在数量上占目前存世本草的近半,但中医学界对其学术方面的贡献普遍评价较低,尤其是在《本草纲目》这部影响力空前之巨著的辉映下,清代本草似乎无论从内容还是方法上都难有突破。但作为运用传统方法编写本草的最后一个朝代,清代的医药学家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上,仍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发展,并与近现代药物学进行了接续。从清代综合性本草的编纂体例出发,尝试探究“后《本草纲目》时代”医药界在本草理论和运用上的补充和发展,完善传统本草的历史脉络,并思考这一时期本草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扬州“名医”李炳的医疗生涯及其历史记忆——兼论清代医生医名的获取与流传

李炳是盛清时期扬州的一位医生,生前虽医技高明,却得不到当时主流社会的认可,但身后却因某些偶然性的机缘而被后人所记忆。从李炳的医疗人生及时人的观念和心理来看,其之所以不能为当时主流社会所认可,并不只是像现在文献中记载的那样是因为他关心穷人、医德高尚,更重要的还是缘于他不合于时的性情。而他之所以能被后人记忆,首先是因偶尔结识著名学者焦循并终获焦发自内心的赞赏和感激,随后又因为经焦循整理的遗著抄本在二十世纪有幸为著名医家裘庆元收藏并被收入丛书出版,从中颇可反映出当时医生医名获取及其流传的社会文化机制。

清代乾隆时期扬州人的引领时尚——建设文化教育休憩城的历史启示

清代扬州的兴盛,历经康熙后期、雍正乾隆二朝和嘉庆初年的一百年间,而以乾隆年间为鼎盛。盛清时代扬州人创造文明,在诸多领域处于"甲于天下"地位,稍微具体地说:1、园林花卉甲天下。2、创造维扬菜系,茶馆甲天下。3、讲究美容健身,沐浴业、按摩业、理发业技艺出色,香料制品天下第一。4、口耳身心并赏的戏剧曲艺业兴盛,是京剧产生的孕育地。5、兴办书院,教育成就非凡。6、经学、文学、史学研究发展,产生扬州学派;藏书颇富,印刷业上佳。7、府城建设成就卓著。扬州人生活行为中讲求文化品质、艺术品味,引领时尚,生活方式辐射四方。扬州人追求高雅生活的精神,相关事业的传统,是宝贵精神文化遗产,是今日建设文化教育名城的文化资源。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金银咏叹——兼论明清文学中金银描写的文化意义

银子咏叹 ,与清代世情小说对银子给予人物性格心理影响描写 ,是相互生发的。明清小说中 ,银子成为叙事作品中人物追求的核心目标 ,制约着人物情感。商业活动、官场忠奸斗争等等也离不开银子 ,于是在插入韵文中借助咏叹刻画人物内心就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这一咏叹模式 ,体现了商人伦理———商品社会表现的重要关目 ,渲染了作品的人文背景和民俗风气 ,对书中形形色色人物的言论行事动因 。

“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辨

"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然细绎史料,发现其中疑点不少。明清时期山西的进士数量可观,并未因其经商重利而影响对科举的向往,还有不少商人在经商致富后,即悉心培养子弟奋进科场。因此,我们认为,在明清山西人的头脑中,名利之念没有轻重之别,他们是名利并重的。

清末民初报刊讽刺画的新闻表达技法及其社会功能

清末民初的报刊讽刺画将漫画与新闻勾连,在建构国家民族图景的同时,形成新的新闻表达方式,成为传播文明的利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武器,报刊讽刺画展现出在自由思想传播社会掀起鼓动风潮背景下一批漫画家"画以载道"的人文志向,更反映出漫画已从单纯的艺术绘画脱胎为政治话语表达的工具。以现实为题材记录历史,针砭时弊。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及多重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得报刊讽刺画比当时的新闻报道更有效果。时至今日,报刊讽刺画的社会动员仍能凝聚人心,其批判丑恶启蒙心智的社会功能仍具有价值。

香格里拉县波湾村现存清末、民国时期东巴文地契述要

传世纳西东巴文献以宗教典籍为主,契约等民间应用性文献较少。笔者在云南香格里拉市波湾村发现10件清末至民国时期(1902-1939年)的纳西东巴文地契。本文对这批东巴文地契做了初步翻译,并对其内容、形式、年代,以及所反映的地契制度等做了初步研究。这批地契内容涉及买卖和回赎土地、因土地而引起的纠纷及调节、对同一块土地的多次不同性质的买卖,还涉及东巴文和藏文双语书写的清账文书等。所有地契都具备立契时间、立契人、标的物、成契理由、对价、效力担保、落款等因素,并具有格式化趋势。这批东巴文地契对研究地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东巴文字的使用、流传都有较高的资料价值。

涩川氏泰山和歌与清代泰山诗

明治随笔作家、诗人涩川玄耳来到山东,登上泰山,写下了《岱崂杂记》和《在山东歌集》,回到日本后,于大正年间陆续出版。在写山东生活的和歌集里,有一组题为"泰山"的和歌,以一个外国人的目光,记录了当时泰山的民俗、信仰,还有乞丐、村姑、牧童等的生活,透露出浓厚的日本特色文化,比如把碧霞元君和富士木花开耶姬、弁才天女联系起来。除了赞美泰山奇丽的景观,还表达了沉重的历史兴亡之感。与我国清代泰山诗歌比较,可以看出其中的异同。

论清代以前中越宗藩关系

清代以前中越关系之演变可概括为关系模糊时期、越南对中国的北属时期和越南对中国的依附时期三个历史时段。清代以前的中越关系有一个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研究这一演变过程,对认识并正确处理好今天的中越关系非常重要。

晚清翻译小说之文化视角分析

晚清的翻译小说经常因为不忠实于原文而备受批评,但实际上评价翻译作品时,不应只是对原文和译文进行静态和孤立的对比,而是要考虑到译文背后的制约因素,以及译文对译入语社会文化和诗学发展的积极影响,进而从宏观的角度考察译文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以宋本为核心的杜诗篇目总量探讨

本文以二王本(宋王洙、王琪《宋本杜工部集》)为底本,以宋代传世杜集为主体,结合清代及当代学者整理的重要杜集,对杜诗存量进行统计分析,力图呈现杜诗总量的形成过程。杜诗传世主体为二王本之正文,后世陆续增补杜诗40余首。但在二王本正文中的杜诗,也有20余首未被之后的宋本杜集收录。杜诗总体变量基本在补遗作品的认定取舍间波动。分门本(宋佚名《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分类本(署名宋徐居仁、黄鹤《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和刘批本(宋刘辰翁批点、元高崇兰编辑《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形成了清本和当代杜集的基本格局。当下认可的杜诗应为1455首。

《医林绳墨》周京重订本与初刊本的差异

《医林绳墨》为明代一部综合性临床医著,清周京重刊《医林绳墨》,调整篇目,增删内容,修饰字句,使文理更加通顺,编排更加合理,内容更加丰富,进一步阐发、完善了病症证治,较初刊本更具临床实用价值。

世界史视野下的“明清学”倡导者李洵先生

李洵先生是我国明清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很早便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明清史研究体系,并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实践、丰富、发展。先生的明清史研究,从近代世界的全局出发,打破断代的局限,将明、清两朝视作一个整体的时代,审视其社会形态、发展阶段、重大转变与历史影响。先生晚年在为研究生讲授课程中,进一步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了理论升华,这尤其体现在《中国的明清时代》一文之中。本文从研习该文出发,结合先生的生平著述,初步揭示先生从世界史的视野下,推动“明清学”整体研究的学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