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穀《清异录》“茗荈门”茶事考

《清异录》为唐、五代至宋初文人陶穀所撰之笔记,记录了唐、五代至宋初之逸闻故实,以及事物的异名及其来历,内容涵盖深广,涉及天文、地理、人事、草木、百虫、装饰、器具、药品、茗荈等方面。其中“茗荈门”所辑录的关于茶汤、茶器、茶技、品茶、茶之雅称与别称、茶艺与茶戏等方面的记载,颇具特色,是对唐、五代至宋初茶文化的重要补充。对《清异录》“茗荈门”茶事展开研究,不仅可以为唐、五代至宋初茶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对丰富茶文化的内容也不无益处。

明清时期对违规传教士的惩处与安置

明清时期发生过多起涉及天主教和传教士的案件。朝廷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化外人有犯,依律拟断”的司法原则始终是基本参照。与此同时,司法权与行政权的混合运用,法条、历史经验、国家安全、对天主教的政策、贸易关系、传教士与朝廷的关系、朝廷对特殊地区的政策与管理,以及最高统治者的态度等等,都是关联因素。具体来看,从晚明到清嘉庆时期,朝廷对京城违规传教士的惩处有别于地方传教士,对所有违规的在华传教士的处置总体上趋于严厉,其间“禁教”政策是变化的关键。与“禁教”趋于严厉相关,朝廷对中国澳门天主教的管治渐与内地接近。

清代宫廷男子褂类形制在现代男装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清代宫廷男子褂类是清代宫廷服饰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沿袭了以汉人为统治的明代服饰制度,又融入了满族传统服装形制的特点,是满汉文化交流交融的代表之一。研究表明,清代宫廷男子褂类形制等级森严,彰显了穿着者地位之尊贵,充分体现了权力地位与时代潮流。本文通过分析清代宫廷男子褂类的形制特点与艺术特征,从中进行元素提取并进行设计创新,最终应用于现代男装中,为我国传统服装在当代的创新发展与延续提供新思路。

清以降武夷山脉人虎关系

清以降,武夷山脉虎患频发,危害性极大,涉及范围广。从时间上看,清初、晚清时期武夷山区的虎患发生频次较高;从地域上看,武夷山东侧虎患较西侧更甚,尤以建宁县、南平县、长汀县等县受灾严重。究其原因,除了受到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频发的影响之外,还与经济结构的变化有很大关系。近代厦门、福州开埠通商,闽赣等省木业、纸业快速发展,加剧了对山林的破坏,虎患发生频次增加。人虎关系折射出当地笃信虎神的地域文化,以及虎信仰背后独特的“孝”文化。

公益事业建设碑刻所见清末贵州妇女社会地位的转变

黔南州境内顺天桥、遇仙桥碑刻群中,有两通碑刻记载了清末贵州妇女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建设的情况,是研究清末贵州妇女社会地位变化不可多得的史料。通过爬梳地方志书,有清一代贵州呈现了“女劳男逸”极为不公的社会分工。至清代中期,此种格局渐渐被打破,妇女开始尝试跻身公益事业等地方事务,这是对“女性权益”的一次微弱呼吁。时至清末,妇女对实现自身权益的呼吁更加强烈,她们独立于男子独自参与或主持地方事务,可以说,此时贵州妇女的社会地位相较前中期而言,已有了本质上的提升,同“女劳男逸”的劳苦妇女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西门庆的商业头脑与商业道德

《金瓶梅》里的西门庆通常被作为地主、商人、官僚三合一的反面典型。其实,西门庆主要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具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和较好的商业道德的新兴商人。他不仅对商品价值有准确判断,对商业前景有正确预测,善于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商业利润,善于宏观管理和调配资源,而且重合同,守信誉,反对弄虚作假,主张合理分配利润,体现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社会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发展要求。他虽然不是一个应该全面肯定的人物,却是一个具有新质的值得社会关注并给予正确评价的人物。

清初杭州文士的生存境域与文学诉求

清初杭州社会环境复杂,文士们亲历清军南下、整饬秩序、走向大统的整个过程。他们或隐逸逃禅,或乐学重仕,或游幕干谒。杭州文士的生存境域,直接影响了清初的文学活动以及文学思潮的走向;其文学诉求,反映了清初杭州文士独特的心路历程。

岁时节日在《金瓶梅》中的叙事意义

岁时节日作为特有的时间符号,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在明清世情小说《金瓶梅》中具有特殊的叙事意义。节日的时间点使小说产生与自然节律有着密切联系的生活节奏与情感节奏,节日特有的节俗活动内容既是人物性格展现的载体,又是情节发展的重要辐射点。

帮闲寄主西门庆形象试论

《金瓶梅》中有关西门庆与帮闲交往的描写占据了相当篇幅,以其步入官场为界,双方的交往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尤其是他后期的养闲之举颇为引人瞩目。西门庆养闲既包含着小人得志、自我炫耀的因素,也有物色人选帮忙应付日常事务的考量,还体现了在其融入官僚阶层的艰难进程中,缓释自身心理压力的诉求。通过对双方关系的考察及西门庆养闲内在原因的深入探究,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西门庆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

《金瓶梅》中西门庆两性关系的文化阐释

《金瓶梅》中新兴商人西门庆成为众多女性选择的对象,说明在明代后期,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商人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成了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商品交换原则更是肆无忌惮地进入两性关系中。新兴的商人积聚钱财,更多的是用来消费享受,表现为现世的当下的享乐主义原则,尤其是对"色"和"性"的享乐。这种享乐主义原则,使人们失去对来世和神灵的敬畏之心,不再有宗教信仰,不再相信因果报应。小说以因果报应为框架,旨在通过对西门庆家族衰亡过程的描述,试图重建人们的宗教信仰。

占有与自毁:西门庆形象新解

西门庆对物欲和性欲的追逐过程,也即是自我毁灭的过程,这是一个占有与自毁、进取与沉沦的逆向互动过程。从这个新的视角来分析,西门庆之死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和深刻的社会内涵。

清代八旗世家子弟的选官与家族任官问题初探

八旗贵族世家伴随清王朝创建而崛起,作为清代的八旗巨姓甲族,他们一直受到清廷的眷顾和倚信。顺治以后,清王朝针对旗人文化相对落后而开辟广泛的入仕门径,也使得一些八旗世家子弟借助笔帖式、荫叙、挑补侍卫、世职对品补用等方式入仕并成为清代大员的情况层出不穷,而某些家族世代任官的情形更是值得特别关注,这些家族在王朝政治中的地位无法撼动,其影响有的延续上百年乃至与清王朝相始终。

才子佳人小说的文化心态探析

才子佳人小说创作与明末清初这个特定环境中士人的生活遭际和文化心态密切相关。《玉娇梨》、《平山冷燕》等弘扬女子之才 ,写理想化的爱情 ,这是怀才不遇的失意文人人生理想的寄托。《金云翘传》写王翠翘悲剧的一生 ,着重突出的却是其“身辱心贞” ,体现了被迫仕清的文人对“失节”的忧惧和无奈。《好逑传》以理节情 ,则表现了作家在理学复炽的大形势下 。

晋商兴衰与我国家族企业发展

我国家族企业经过20多年的长足发展,其规模和效益得到了不断的扩大和提高。但家族式的管理体制已明显地不适应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成为了阻碍企业发展的桎梏。因此,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施代企业制度改造已成为其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在机制转换过程中,应以史为镜,积极借鉴和深刻吸取明清晋商机制转换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清代女性弹词中女扮男装现象论析

女扮男装是一个文学现象,更是一个文化的综合产物。清代女性弹词里易装佳人的形象,映照了女作家们不同的写作心态,寄托了她们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复杂情绪。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女扮男装有着深远的文学叙事传统,同时又与具体时空范围内的社会文化、文学思潮、审美风尚等因素的影响分不开。

《傅青主男科》中的临床方治

傅山是明末清初的医学大家,有多种医学著作传世,《傅青主男科》是一部有相当广泛影响的中医内科杂病重要著作。该书共两卷,是选辑清以前多种医著方书的合刊本,真正由傅山所撰则是卷一。其中治外感发热方、治火丹方、治肺脾双亏咳嗽兼吐泻方、治顽痰方、治吐血的三黑神奇散、治臌证的决流汤等方治均切于临床实用。选介的诸证方药,体现了傅氏对内科杂病临床诊治的独特贡献和在内科领域中的继承与创新。

清代齐齐哈尔文化流人三次重大集结略论

有清一代,伴随清廷流人政策的调整,发遣齐齐哈尔的流人在康末雍初、乾末嘉初、同末光初等几个历史时期,呈现相对集中的态势。因其所处地域、环境、待遇的趋同,一定程度导致文化流人行为、心态均具备较强的向心力,由此形成了文化流人的集结活动。依据史志资料,就齐齐哈尔文化流人在齐齐哈尔的三次集结进行梳理总结,以揭示齐齐哈尔文化发展走向。

文本、禁忌与心态:读《题十五完人墨迹》

《题十五完人墨迹》是朱彝尊晚年所写的一篇跋文,所写对象均是前明忠臣,节义昭然。跋文所涉史实表明,"抗清"是清初政治与士林群体的禁忌,造成满汉之间、汉族士人之间的撕裂与对立。清廷为弥合裂隙、稳固统治而付出长期努力,作为个体,朱彝尊由抗清之"大布衣"转变成仕清之"翰林检讨",也经历了痛苦的人生思考与抉择。朱彝尊最终选择学术之路,应征博学鸿儒,致力于文献著述与传承,贡献卓著。《题十五完人墨迹》一文,因此成为解读朱彝尊心路历程、折射清初政治走向与士人身份认同的一个样本。

左右逢源无限意——论《金瓶梅》中西门庆的人际关系

明代小说《金瓶梅》中男主角西门庆是一个在其交际圈中左右逢源上下顺畅的有万般手段的高明者。他深深懂得走上层路线结交权贵的重要,不惜用金钱铺路来寻找靠山,为的就是以财贿官,依官生财。对于身边亲近的人,西门庆懂得如何平衡妻妾关系,拉拢朋友伙计,来成就家庭稳定、朋友广泛、生意顺利的局面。对待他的下层关系,他利用金钱利诱奸淫妇女,利用流氓气息欺凌弱小,作威作福,凶狠乖戾,戕害性命,坏事做尽。

陈景韩“新水浒”系列“游戏”与晚清翻新小说的繁荣——以《新水浒》同题小说为中心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时报》曾刊载过一篇莫名其妙的《<新水浒>之一节》,经考证为陈景韩戏撰,是为吸引读者而投石问路的一个策略,得到回应后却未续载,只以《<新水浒>题解》搪塞,却意外引起了更多读者的兴趣和参与热情,成为编读互动和展示创意的"游戏"平台。这一系列"游戏"对后来的《新水浒》同题之作起到了示范作用,也在无意中开启了晚清翻新小说的大门,并促使其走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