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季”役考

“十季”役是明清时期一种介于里长(粮长)与甲长之间专职负责催科的乡役,不同地区承担该乡役人员的职责存在差异。“十季”役并非全国普遍存在的一种乡役,只是在某些地区因某项催征任务而设立。赋役的包纳代赔制度又使得人们对乡役纷纷躲避,这就使奸猾之徒借承揽“十季”役之机敲诈、勒索甲户,从而进一步加重了甲户的负担。

论宋代户绝之家的财产继承——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

宋代户绝继承法在继承前代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户绝之家财产继承制度不断趋于完善与严密。结合《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案例分析可知,依身份不同,寡妻、女儿、继子等享有不同的继承权。寡妻改嫁丧失对亡夫财产的继承权,但嫁妆除外;寡妻守志享有不完整的继承权。继子的财产继承权受身份影响,立继子继承权等同于亲生子,命继子继承权受到比例与数额限制,且在有女儿时进一步受限。在室女、归宗女与出嫁女的继承权依次递减,且在有命继子时被进一步削减。

天津蓟县桃花园明清家族墓地人骨的身高推算(Ⅰ)

通过对天津蓟县桃花园墓地2004年和2005年出土的171例成年人骨标本的身高推算,得出桃花园组男性居民的平均身高约为167.19cm,女性居民的平均身高约为152.89cm。男性居民的平均身高普遍高于古代北方居民,而低于现代北方居民。女性居民身高水平低于古代北方居民和我国现代北方居民。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慈善机构的历史考察——以养济院和育婴堂为例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的养济院和育婴堂等社会慈善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分布区域更加广泛,管理日趋完善。养济院大多由地方官员主持创建,官方力量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而言,育婴堂虽然大多数仍由地方官员倡导或创建,但民间力量已广泛参与。地方官员和民间力量的密切协作成为促进明清苏北地区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南宋基层司法看中国古人的法观念——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主要依据

南宋人的法观念在南宋的司法实践中充分地予以展现,其对法的理解外延较为广泛,既包括国家制定的法律,也包括家法族规等非国家制定法。中国古人对法的理解是一种大法律观、大规范观,这种法观念满足了南宋社会的需求,为社会和谐、纠纷化解做出积极贡献。本文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判例为主要依据揭示古人对法的理解,再现古人法观念,以期对当代司法有所启示。

明清易代与山阴名媛商景兰的诗境开拓

作为山阴祁氏女诗人家族的领袖,商景兰是明清之际女性诗风嬗递的典型案例。在此期才女普遍反闺阁、男性化的风气中,商景兰坚守内外之别,诗歌创作亦以婉丽见长,却不由自主地卷入到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为传统香奁题材带来了沉郁诗境与苍凉情思。此文就明末清初女性文学嬗变的视野下,评述其对女性诗歌境域的开拓历程以及其在诗史上的成就地位。

西方美人之思——郑经《东壁楼集》思明之志发覆

康熙元年,郑经渡台,承袭其父郑成功的延平王之位,有意反清复明而难以实施,故将其思念明王朝的心志隐含在诗集之中。他的《东壁楼集》并非如学界所说都是在台之作,其中有关铜陵、秋浦、长江等题材的诗歌应作于早年渡海之前;他喜欢以古人诗句为题,这些诗句基本出自《唐诗归》,以写景律句为主,说明他对唐诗以及对内陆风光的热爱;他很少描写台湾本土风情,延平王和“先朝汉臣”的特殊身份使得他将台湾与内陆一体化,并形成存同去异的文化心理。郑经立足于台湾,借鉴文学传统,将其思念明王朝的情感概括为“西方美人之思”,别具慧心。

不让中州独专美——《钟情丽集》与明前期海南历史文化

文言中篇小说《钟情丽集》问世于明前期海南文教事业取得跳跃式大发展的背景之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它的问世填补了海南在古典小说领域的空白。作者"不让中州独专美"的创作心态赋予《钟情丽集》特殊的文化意义。只有将《钟情丽集》与明前期海南历史文化相结合,才能对其思想、艺术特点作出更加深入合理的解读。

评散曲《集杂剧名咏情》的价值

元人孙季昌创作了套数《集杂剧名咏情》,作品汇集杂剧名称六十个,不仅为后世研究元杂剧提供了史料,同时,巧用杂剧名抒写了一曲闺怨离情之歌,这种形式与全曲内容相谐相契,诡喻出奇,达到了完美的艺术效果。

论名公刘克庄与南宋司法文化

宋代法学作为中国古代法学的成熟甚至高峰期,不仅朝廷对官员明法通经极为重视,且民间还出现了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代表的据实作判的书判汇编,作为珍贵的文献资料为了解南宋中后期的司法状况与社会风气提供了研究资源。刘克庄作为当时颇具名望的文坛领袖以及曾任职多地的能吏和廉吏,具备深厚的法律实践经验和儒家传统的民本精神。其相关司法活动表现出保障法意与人情相统一,惩恶护民与抑强扶弱相结合,维护和睦与保家息讼兼顾等原则,不仅是南宋时期优秀官员综合素质的集中反映,亦是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精华体现,其中的可贵之处对今日法治文明的建设依然可资借鉴。

明末清初贵州禅宗大师丈雪和尚评传

丈雪和尚是明末清初著名的临济禅宗大师 ,为破山大师的大弟子。他在黔中开辟禹门道场 ,弘传临济禅宗 ,培养弟子 ,开发黔北 ,影响遍及海内外。其之禅学提倡“即心即佛”的本体论、“亲证顿悟”的方法论和“无事即佛”的宗教归宿论 ,具有浑然一体。

论宋代法律文献的编纂成就

有宋一代,法律文献的编纂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是《宋刑统》实行律与敕令格式合编,不仅完善了唐后期出现的“刑统”体例,而且开创了后世律例合编的律典编纂新体例;二是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代表的判例集,使判例从虚拟走向现实,从应对科举走向服务司法,大大促进了判例法学的繁荣;三是《洗冤集录》总结汇集了宋以前历代法医检验成果,标志着宋代法医学的成熟。

南宋范应铃法律思想探析——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

范应铃是南宋一位深明法理又不失人情的判官。他长期在地方任职,深知民间疾苦,同时他深受儒学思想的熏陶,儒家伦理纲常的观念对他影响极深,故他在判案过程中特别注重法、理与情3者的结合。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范应铃的判词直观反映了他重视法理、人情和同情弱者的法律思想。

宋代基层司法裁判与其社会效果研究——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

司法裁判实现法律、政治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可以参考与借鉴传统中国基层司法裁判对社会效果的注重。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案例为主要分析对象,首先,展现宋代司法裁判实现社会效果有制度基础,包括层次化、体系化、形式化等成文权限划分制度,也在实践中形成类型多种的灵活变通的纠纷化解不成文制度;其次,宋代司法裁判实现社会效果有理念表达,形成以“和睦”为价值追求、“风气”为裁判归宿、“教化”为手段的观念体系;最后,宋代司法裁判实现社会效果,有“劝”“罚”等行政管理方式的前期处理,“情”“理”“法”为考虑因素,裁判结果的公示与宣传等方式,作为具体实现社会效果的实践操作。因而,可以通过比较传统与现代的差异与相通,为现代司法裁判达到法律、政治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提供相应借鉴与启示。

朱子学视域下之“明德”新解

“明德”一词始见于先秦文献中,但因强调其伦理内涵而未突出哲学的特质。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家从《大学》中重新发掘“明德”,除接续经学家从道德伦理的维度解读“明德”内涵的模式外,在理学的范式下既精致地阐述“明德”须先“为己”,又分别从心、性两个方面论述如何“明”“明德”的问题。而对“明德”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仅是理学家深化其在理学论域内的哲学内涵,还是他们重构“天下一家”王道理念的政治需要。

《清远县志》所收词作及改词现象考论

康熙元年刻、康熙十一年增刻本《(康熙)清远县志》所收词作九首,作者均题为明代清远县官员。其中,前五首与《文溪集》中的基本相同,据《清远县志》与《文溪集》的文献版本年代的比较、词作的内外文献互证及两者之间的文本差异,确定县志中的前五首词源于南宋李昴英的《文溪集》,后四首为明词。方志在编纂过程中为了满足方志编纂的体例、内容的要求,编纂者故意抄袭某些文本,对原作的小题、正文进行删改,以符合县志的选词标准。而后来的方志编纂者也未加考订,导致错误接连出现在四种《清远县志》之中。

清初畿辅名家王炘《茨庵诗钞》考论

清初雄县籍诗人王炘为名门之后,入清后隐居不仕,其诗格调高古,多河朔幽燕之气,作为明遗民,有感于明清鼎移、国破家亡,故郁勃之怀、兴亡之感时时流露于笔端。王炘之诗“取材于《选》,效法于唐,润色于明,而不滥觞于宋元”,特别是对盛唐诗人刘长卿在艺术上颇为效法,其七言歌行亦有学习模仿“梅村体”的痕迹。王炘名列“畿辅七子”之一,是清初畿辅地区的重要诗人,然因《茨庵诗钞》流布甚稀,学界对王炘诗歌一直缺乏研究和关注,这与其在清初诗坛的地位是不相符的。

明代传奇《青莲记》《靺鞨记》作者考

《曲品》著录明代永嘉戏曲作家戴子鲁所撰传奇《青莲记》《记》各一本,从中知其号金蟾,永嘉人,而生平事迹不详。故特作一考证。

宋代土地诉讼中的恤孤幼寡老思想--以《名公书判清明集》判词为中心

恤孤幼寡老的德治仁爱思想是中国古代优秀法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对孤幼寡老的生活保障和精神抚慰都具有重要意义。宋代在涉及孤幼寡老的土地诉讼中,对这些弱势群体土地权益的保护,在立法和司法中均有体现:其一,以律典敕令等法律形式,形成了“检校”等特别保护法律规范;其二,以仁爱为指导,通过“国法”与“情理”融合的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对法律进行目的扩张性解释。从历史语境分析,中国古代对孤幼寡老的特别法律保护缘起于周代,宋代相对完备的恤孤幼寡老社会保障思想制度是自古传统人道法文化的延续丰富。从社会效果分析,宋代土地诉讼中对孤幼寡老的特别保护,是地方官府通过个案实践追求德治,以实现法律的仁政教化社会功能的重要路径。

宋代民事审判中“情理观”的类案解读

“情理观”深刻影响着宋代民事审判,以往学者更多从哲学或者原理、原则角度进行诠释,运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较为典型的案例,力图从类案角度予以解读。《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宋代民事审判案例可分为:一是主要涉及财产关系的“田宅”案件、“钱债”案件;二是主要涉及人身关系的继承案件、婚姻案件;三是与家族伦理密切相关的亲属间争讼案件。从宋代类案审判实践中可以发现,虽然宋代对于情理的认识是大体一致的,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即仁爱、遵法、重礼、重伦理亲情等的秩序观。但是落实到不同的类案中,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或侧重,比如母子兄弟伦理亲情是亲属间争讼中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而钱债案件中债务人极端贫困的经济状况也会成为影响判决结果的重要因素,如是种种,呈现出一种“理一分殊”的独特面貌。宋代民事审判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当时历史语境下情理和法律的平衡与公平公正的实现。当代中国应认真对待情理,借鉴古代司法中的智慧与经验,为实现当代中国的司法公平公正提供自己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