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宣讲所探析

宣讲历来被当作教化民众的重要手段,甲午战后特别是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原有的宣讲加以变革。1906年《学部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的颁布,宣告了宣讲所的成立,也标志着宣讲进入制度化和功能转变的新阶段。就宣讲所在各地的设立情况而言,除京畿地区较早提倡设立外,四川、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西等中西部地区,江浙、两广等沿海地区,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蒙古、云南等边疆地区也都相继建立,但发展情况各有不同。就宣讲的内容而言,主要以宣传国家和地方政策,教化人心,开启民智为主,在地方自治付诸实施后,宣传新政特别是地方自治成为另一项主要内容。清末的政府宣讲既是一种道德教化,同时也具有社会启蒙与政策宣传的功能。然而,由于各省宣讲所在数量和质量上参差不齐,官方规定的宣讲规则、内容有一定的局限,宣讲员匮乏和经费不足,官员贪渎和外国势力干扰等限制了宣讲所功能的发挥。

清季教官的宣讲与地方教化——兼及科举制废除对教官的影响

清朝政治的基本形态为儒家学说指导下的伦理政治,其特征是德主刑辅、教化先行。各学教官专为课士而设,是推行地方教化的重要力量。教官的教化是通过监督宣讲和亲自担任宣讲者实现的。宣讲始终以"圣谕"为中心,兼及律法等,清季拓展至新政的各项章程、告示、报纸等。作为延续至今的一种普及教育的方式,宣讲对开民智、裕民德、正民俗有重要意义。但教官职分不专,教化效果并不理想。这与朝廷对教官职能的制度化设计与地方政府对教官职能的功利化选择之间的矛盾有关。

论晚清宣讲小说的宗教性特征

晚清社会盛行的宣讲小说以道德教化为旨归,然而,具有宗教色彩的宣讲仪式、"代天宣化"的成书方式、"神谕救劫"的叙事表达及实践,远儒而近释道的"行善观",都给小说披上了一层厚厚的宗教外衣。宣讲内容的"神谕"性,宣讲行为的神圣性,宣讲文本及宣讲功能的神异性,共同构建了以道德为体而富于宗教色彩的宣讲小说。在灾难深重的时代,这层宗教外衣是"正人心,明风俗"的途径与手段,亦是宣讲小说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

新清末演说补议

清末演说的主体既包含有政府官员、教育界与教会人士、专业的演说员以及新女性这些个体,也有以各类演说会为主的社会团体。演说的内容主要包括宣传军政改革与时事;改良经济、发展实业;改良社会风俗;革新教育等四个方面。相对于宣讲等其他社会教育方式而言,演说具有形式灵活,贴近听众;开展时间较早;数量大,内容丰富;煽动性强,影响多集中于演说前后等特征。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演说的主体和内容也受到了政府的限制。

“书籍传教”:一种适应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传教方法

在明清之际,利玛窦等耶稣会士通过长期的观察,摸索出了一种借助书籍在中国传教的方法,即"书籍传教"。这是一种适应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传教新方法,其特点是融间接传教与直接传教于一体。传教士不仅把书籍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媒介,而且把它作为一种彰显西洋文明与传教士自我证明的外在传教手段。具体而言,他们从以下方面发挥书籍的传教作用:第一,迎合中国人敬重书籍的心理,携带和展示西洋图书,以此证明基督教来自一个文化昌明的世界,减轻传教阻力;第二,根据中国社会尊崇学术的特点,撰写中文作品,翻译西文书籍,以此证明传教士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为传教创造有利条件;第三,利用书籍在中国信息传播中的优势,大量撰写中文宗教书籍,以此来传播基督教的信仰、教理、礼仪和伦理观等;第四,在科技、人文社科类书籍中插入宗教内容。除耶稣会之外,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书籍传教"。

清代湘西苗区的乡约宣讲

乡约宣讲是清政府维护苗区稳定、教化民众的重要手段。乡约宣讲的不断推广,显示出清王朝统治秩序在苗区的不断巩固。多元化的讲约主体,在不同时期对推广乡约宣讲的贡献各有侧重,讲约仪式展现了王朝权力在不同地域的扩张力度。学校教育下的圣谕讲习与社会教育下的乡约宣讲,成为昭彰德育、化民成俗的重要方式。有清一代,乡约宣讲对维护苗区社会治安,改变苗区社会风气,增加基层民众国家认同具有重要作用。

重新评估《上清传》的思想价值

《上清传》是政治小说,但并非党争政治小说,其用意不在攻击陆贽,而在批判皇帝。德宗是真正的核心人物。小说向人们揭示,封建官场各色人物的升降、荣辱和生死皆为皇帝所掌握,只要皇帝不信任、不满意、不高兴,厄运就会随时降临。小说在批判皇帝的深度和力度上超过《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等著名传奇小说,在小说史上理应给予应有的地位。其思想价值是批判锋芒直指封建皇帝的道德和人格,敢于直白表达对皇帝的不敬和否定,充分体现了唐传奇作家的政治勇气;反映了封建帝王信重臣子有始无终,封建官员难有善终的现实,揭示了当时当官从政的巨大风险;反映出皇帝是官场斗争的总根源,揭示了祸自君出,乱自上作的历史规律。

论四川宣讲小说集群之成因及特征

晚清宣讲小说是以康熙《圣谕十六条》为旨归,阐发儒家伦理道德的教化文本。四川宣讲小说产生于晚清四川境内,具有空间聚集、时间集中和创作主体意愿趋同的“集群性”。究其成因,有四川文化空间上的封闭性和趋同性,顺应晚清“圣谕”宣讲“普适性”的改革和小说编创者强烈的、一致的著述意愿等方面。集群的四川宣讲小说有其独特性,表现为保留大量的四川方言俗语和民俗资料;保留案头阅读之外的说唱艺术价值;存在不同作品间互相摘录、援引或改编、重写同一故事的情况。

《宣讲集要》的辞书编撰价值——以第8-9卷为语料

《宣讲集要》是清代巴蜀地区的白话宣讲小说。文章主要以《汉语大词典》和《汉语方言大词典》为对象,从补充漏收词目、补充失收义项和提前书证时间三个方面探讨《宣讲集要》第8-9卷的辞书编撰价值。

以案为证:晚清宣讲小说的文体特征及成因

“以案为证”是晚清宣讲小说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凸显了小说的“以案释理”特色,还表明小说深受说理思维及明清圣谕说教、善书“案证”方法的深刻影响,以及时人对故事说理功效的认同。故事或日常生活事件是“案”,圣谕、神谕或传统伦理道德是其所“证”,“以案为证”的宣讲小说主旨明确且劝善性明显。“案证”在故事中的长度及在整部书中的比例直接影响了其所在文本的形态。将故事作为“案证”,虽导致“案证”类宣讲小说在情节及人物形象上不能与文人拟作的话本小说相媲美,但仍有可取之处。

“言语”文化兴起与清末社会之变——以口语传播为中心的思考

清末言语文化之兴不仅以其崭新的内容传达了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变迁音讯,还以其自身形式之衍化,透露了社会根本变革的信息。民众接受的自主、传受主体之间良好互动的形成,昭示着平等意识的萌生。新式讲演对圣谕宣讲旧有仪规的摒弃,口语传播主体讲员身份的"下移",尤其是职业化趋势,预示着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茶馆、戏院、公园作为公共场域的公开性、开放性与参与性,突破了传统因人群而受教的局限,实现了"市民社会"的整合。面对面直接交流所隐含的传播主体与受众交往关系的密切,意味着以公共场域为纽带的相较平等社会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清末新式讲演不仅通过民主、自由、爱国等观念的传输,而且以其富有象征意义的传播形式打破传统伦理的桎梏,引导人们走出专制的囚锁,实现思想上质的转变和升跃。

《宣讲集要》的辞书编纂价值

《宣讲集要》是清代巴蜀地区的一部白话宣讲小说。本文以《汉语大词典》和《汉语方言大词典》为对象,从补充漏收词目、补充失收义项和提前书证时间三个方面探讨了《宣讲集要》对于辞书编纂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