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沱江流域旱涝灾害与气候变化分析

为深入探析气候异常事件背景下的沱江流域旱涝灾害响应规律,重建了清代沱江流域旱涝灾害时间序列,并对其相关资料进行数理统计、突变检验、功率谱周期分析、ADF及Granger因果检验等分析,探究了清代沱江流域旱涝灾害发生规律及其气候驱动力因子。结果显示:清代沱江流域发生208次旱涝灾害事件,平均每1.29年就会发生一次旱涝灾害。洪灾多于旱灾,持续性洪灾旱灾事件共计21次,灾情总体较为严重,旱涝灾害交错频发,且年内还有旱涝并存现象。1800-1910年沱江流域旱涝集中呈链状分布。清代中期灾害数达到了最高峰,特大型灾害集中在清代中后期。1863年是沱江流域旱涝灾害的重要突变点,之后灾害明显增多。清代旱涝灾害与年均太阳黑子数呈显著相关,连续性灾害事件在太阳黑子极值年前后多发。旱涝灾害变化周期约2.5 a,与ENSO循环有较强同步性。在ENSO事件年时,沱江流域出现旱涝灾害的次数明显增大。滞后期为1 a时,太阳黑子活动、ENSO事件是沱江流域旱涝变化的主要气候诱因。研究成果既填补了沱江流域在气候变化下旱涝灾害机制的研究空白,又丰富对长江流域旱涝灾害时空分布格局与规律认知。为加强科学利用水资源和防灾减灾工作提供有益参考,也对沱江流域的防洪抗旱工作、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

明清汉江流域书院建筑规制及文化意象研究

明清时期,书院在汉江流域教育事业和学术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书院建筑作为书院的外在表现形式,尤值研究。从书院选址来看,其注重名山大川、历史名人遗迹、寺观旧址、城郊结合处等地。就空间布局而言,其整体“居中对称”,次序井然。庭院营造在上游与下游地区出现分别以四合院、天井院落为主的区域差异性。此外,汉江流域书院建筑规制及空间布局反映了“天人合一”“礼乐相成”等文化内涵,也表达了“寓教于景”的教育理念和“德行兼修”的精神追求。

清代滁河流域旱涝灾害序列重建及时序分析

收集1644—1911年有关滁河流域旱涝灾害记录的历史文献资料,建立当地清代逐年旱涝等级序列,使用频次分析、滑动平均和小波分析等方法,对滁河流域268 a内的旱涝序列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正常偏涝是清代滁河流域气候演变的主要特征,清代初期以后,该流域涝与偏涝的情况远多于旱与偏旱的情况。②在11 a时间尺度下,滁河流域清代旱涝灾害的出现可以大致分为4个阶段,分别为1644—1720年、1720—1760年、1760—1820年、1820—1911年。③存在9、14、28、55 a左右的主周期。其中,55 a左右的周期振荡最强,为第1主周期,第2、第3、第4周期依次是28、14、9 a。研究结果可以填补该流域研究空白,深化对于历史气候变化的认识,为科学利用水资源和预防灾害提供参考。

明清徽商与皖江流域城镇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商品经济发展,皖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有了明显提升,而城镇兴起发展则是其重要体现。作为当时国内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不仅经营广泛、实力雄厚,而且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多以“儒商”自居。而在当时皖江各处城镇中亦活跃着大批徽商,他们艰辛打拼、操奇计赢,在进行商业经营的同时也开展诸多社会活动,继而与地方社会保持密切互动。

明清时期北盘江流域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探析

基于长时段视角,根据史料记载并结合GIS技术,对明清时期北盘江流域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明清时期北盘江流域水旱灾害频发,并且明代发生次数及频率均小于清代;水旱灾害季节分布明显,分别集中在夏、秋季与春、夏季;水旱灾害的发生具有阶段性,但间歇时间总体呈波浪式缩短趋势;水旱灾害并发与交替发生情况明显;水旱灾害空间分布特征显著,主要分布在贵州普定县、镇宁州、永宁州、安南县、普安县、盘州厅一线,及北盘江流域云南境内部分。研究旨在深化对北盘江流域水旱灾害的时空分布及规律的认知,也为相关部门开展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参考。

论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治水信仰

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治水信仰产生于频繁的治黄、治运、治淮实践活动,有缅怀型、敬畏型、厌胜型三种类型。缅怀型治水信仰的崇祀对象是现实存在的生前治水有功之人,是传统社会崇贤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敬畏型治水信仰最显著的特征是祭祀对象的神格化。与缅怀型、敬畏型两种治水信仰不同的是,厌胜型治水信仰并没有特定的祭祀对象,而是通过设置镇水器物以镇水患。明清时期淮河流域治水信仰的多样化、类型化和系统化发展,呈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现象,它反映的是淮河流域各地官府和民间社会持续进行治水活动的一个变动过程,是人文减灾的重要内容。

清至民国时期疏勒河流域水利制度建设及其遗产价值

清至民国时期,疏勒河流域经历了传统水利制度重建和向近代水利制度转型的历程。针对水利开发建设、用水制度、水利纠纷化解机制的分析表明,疏勒河流域形成了“官绅共治”“官民共建”的水利组织与建设制度体系,与此同时,水利管理中的国家介入程度加深,水利纠纷处理以“礼治”为明线、以“法治”为暗线。疏勒河流域水利制度是与当时的国家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基础及生产力水平等要素相调适的产物,在运行实践中,既表现出积极有效的一面,又存在被动低效的一面,挖掘其中的遗产价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明清嘉陵江上游与汾河流域灾害比较探究

由明清时期嘉陵江上游地质灾害和汾河流域暴雨洪灾的时空分布特征可知,两流域在17和19世纪的灾害频次都较高且有较明显的周期规律,县级区划下空间分布明显不均。对比可知,两流域的灾害链有较大相似性,都多为崩滑流且地质灾害和暴雨洪灾易相互诱发。由于明清两流域不同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造就了不同的灾害及应对措施,因此其避灾方式也不同,尤其在聚落区位选择上,嘉陵江上游应建于河谷区地势相对较高的地带,汾河流域可选择流域内较平坦的高原及盆地低洼处。

SCS模型在无资料地区径流模拟估算中的应用——以清河流域为例

[目的]无资料地区的水文模拟,一直是摆在水文工作者中的一大难题。文章尝试利用由美国农业部水土保持局开发的SCS(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模型对资料稀缺的西安市清河流域开展径流模拟估算。[方法]该模型结构简单,参数较少,极大地降低了对研究区基础地理数据与水文数据的依赖程度。由于缺乏实测历年径流总量数据,该文提出径流系数区间法来验证SCS模型模拟效果。以径流系数取值区间的平均值计算出的年际平均径流总量作为验证的参考值。[结果](1)清河流域历年的年径流总量与年降雨总量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在不考虑地下水损耗的情况下,年降雨量越大,地表径流也越大,其中2003年径流总量最大,达到1400万m 3,最小为1997年的300万m 3。(2)为弥补研究区资料稀缺问题,用径流系数区间法对模拟结果进行验证,验证结果为确定性系数0.9,纳什系数0.6,结果表明,基于SCS模型模拟估算清河流域年际径流总量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结论]SCS模型在清河流域的成功应用表明,该模型可以在无资料地区或资料稀缺地区开展径流模拟,由于其建模简洁,极大地降低了在类似无资料区域开展水文模拟的难度,为此类地区开展水文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研究结果可为当地水资源管理提供一定依据。

鄂西清江流域中新生代区域构造应力场研究

本文在简要分析清江流域区域构造格架及其演化序列的基础上，将清江流域中新生代区域构造应力场划分为：燕山主期、喜马拉雅主期和现今构造应力场。进而利用共轭节理、断层擦痕、显微构造分析、震源机制解和地应力测量资料等定量反演各期构造应力场的主应力方法；同时利用岩石破坏准则、方解石ｅ双晶和变形矿物的位错密度等定量估算其差异应力。并结合有限元模拟计算，探讨清江流域中新生代区域构造应力场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化规律，为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提供重要依据。

清河流域水生态系统功能评价及主要驱动因子识别

以辽宁省铁岭市清河流域为研究区,构建了包括4大类16个因子的水生态系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2000-2007年研究区基础数据,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熵权综合指数法和相关性分析法对研究区水生态系统功能进行评价并识别主要驱动因子,结果表明:信息功能>生产功能>调节功能>生境功能,主要驱动因子为: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底栖动物多样性指数、藻类多样性指数、GDP、粮食总产量、水产品产量、绿化覆盖率和旅游收入,评价结果为功能分区和水资源合理利用、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清代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社会教育述论

清代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社会教育源于统治阶层和当地民间。统治阶层的社会教育包括颁布规条、乡约宣讲、乡饮酒礼、旌赏善行和优老慈幼等五种措施。当地民间社会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生产知识与技能教育、民族历史文化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和生态文化教育等;社会教育形态有族规、乡规民约等类型。清代乌江流域各民族社会教育的特点有四,即政治性、约束性、灵活性、血缘性。清代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社会教育体现了"社会是学校,长者是老师,生活即教育内容"的思想。

明清滥伐森林对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历史上的海河流域山区曾经草深林密。明中叶以后,北京城的营建、烧炭、冶炼、战争破坏、滥建寺庙塔观及毁林开荒等,致使这里的森林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不仅累积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而且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

从《创建蔚文书院官绅士民捐输碑》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的书院教育

清代少数民族地区书院的创建,对该地区融入王朝体系、渐次由"化外生苗"到"王化之区"产生积极而重大的影响。蔚文书院的创办,是中央王朝、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当地士绅民苗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它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满足了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对知识文化的迫切需求。

清代永定河及东西淀争地纠纷的类型与实质

水、土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因其重要,古代中国不乏争地争水矛盾。17—18世纪海河流域气候和环境变化,使永定河下游及东淀和西淀等出现河淀淤地滩地。清初八旗圈占直隶膏腴上地,满汉杂处,这就使直隶社会经济关系和人地关系异常复杂。八旗王公贵族和庄头、汉民多占种偷垦河淀淤地滩地,种植麦、稻和蓝靛等。旗民争夺河淀地淤地,至少产生以下几种类型的争地纠纷：八旗庄头与汉民争地、旗丁与民户争地、八旗庄头侵占官地、八旗王公与官府争夺河淤地、八旗王公与民户争夺河淤地、八旗侍卫护卫与民户争地、民户之间争夺、乡绅豪强与官府争夺河滩地河淀地,等等。在各种类型中,八旗王公的争地,所争夺对象数量大,即争夺淀地的顷亩大。参与争夺淀地的民户数量,可能比八旗王公贵族多。争地的实质,是争夺国有土地资源的使用权。

乡土医神: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华佗信仰研究

东汉末期的名医华佗,在历史时期经历了一个由人到神的过程,进而形成了华佗信仰。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生存环境和人们对华佗的乡土认同,使得华佗信仰主要集中在淮河流域。作为淮河流域的乡土医神,华佗信仰也以其自身的功能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求。

从碑刻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的乡贤与乡村社会生活——以地坌彭氏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以清水江流域天柱县竹林乡地坌村发现的20余通碑刻为中心,并结合《彭氏族谱》等民间历史文献,分析彭氏家族移民至边疆地方社会之后,奋力科举,终至科甲蝉联的历史过程。考取科举功名之后的彭氏族人,成为乡贤,他们热心乡村教育事业,积极参与修桥铺路、设渡济人、建庵立庙等地方社会各项公共事务,在乡村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清代宁古塔将军的设立及其职能

清朝初年,为了加强对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统治,抵御沙俄的侵略,清朝在宁古塔设立总管,康熙元年(1662)改称"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宁古塔将军是清代黑龙江流域最早设立的军政长官。负责辖区的政治、军事经济、边防等各项事宜。宁古塔将军的设立,是黑龙江地方政权建设的重要开端。

清代沅水流域的人口增长

清朝加大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和开发,沅水流域作为连接湖广和云贵地区的最重要通道,其经济开发进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促进,突出表现就是人口的显著增长。在清代二百多年间,大量外来人口迁居沅水流域,使流域内的人口规模从乾隆中叶的四百多万增至清末的六百多万,为该流域的经济开发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劳动力。但流域内各地的人口增长并不平衡,永顺府的增速最快,常德府、辰州府、沅州府的增速大致平稳,而三厅的增速较慢,靖州和黔东各府州的增速最慢,反映出各地经济开发进程的时空差异。

创建权之争:水利纠纷与地方社会——基于清代鄱阳湖流域的考察

清代,在鄱阳湖流域内的乌石潭陂、槎滩陂和北澳陂水利系统,地方社会围绕水利工程设施的创建权属都发生了激烈的矛盾纠纷。这种文本纠纷的发生,源于地方社会宗族观念的浓厚基础,也是地方民众争夺用水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了地方社会不同力量之间的权力争夺和社会秩序的变化,表现出区域类型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