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民初孙中山与传统尚俭思想文化刍议

清季民初,孙中山十分青睐传统尚俭思想文化,自觉秉持其精神追求改良、革命和构建及再造共和。这大致分清季政治变革、民初构建共和与再造共和三阶段,波及范围不断拓展。其主要内涵涉及藉俭以资政来推进政治近代变革,用俭以益效推进经济近代化,用俭以良俗来改良社会风尚。他既大力提倡尚俭精神又身体力行,终成中国近代理性人格的楷模。其前后持续不断且丰富多彩的革命言行及其所彰显的注重效益至上、积极融合中西文化和追求合理中道的理论特色客观上推动着传统尚俭思想文化近代化。

HPLC双波长法同时测定黄连上清片中栀子苷和盐酸小檗碱的含量

研究开发同时测定黄连上清片中栀子苷和盐酸小檗碱两种有效成分的定量方法。采用ZORBAX Eclipse XDB-C18(4.6×250mm,5μm)色谱柱,流动相:A泵为乙腈,B泵为0.2%磷酸,切换波长检测:0~10分钟检测栀子苷(λ=238nm)、10~50分钟检测盐酸小檗碱(λ=345nm),流速为1.0ml/min,梯度洗脱,柱温为30℃,进样10μL。可使各组分有效分离,栀子苷的回归方程:y=43651x-1027(r=0.9996)、加样回收率的平均值为98.95%(RSD=1.5%);盐酸小檗碱的回归方程:y=27519x-2836(r=0.9995)、加样回收率的平均值为99.07%(RSD=1.7%)。结果说明此法快速、专属性高,可用于对黄连上清片的质量控制。

清代上方大篆官印研究

上方大篆是行用于清代官印中的一种笔画盘叠的篆体。有清一代,九叠篆—上方大篆印制以明制为蓝本创建,印文样式并非一成不变,根据满文印文的演变,可将其划分为三期,此三期呈现的不同官印规制特征映射出清融合发展明制的模式:先机械照搬拼接,复有机嵌入构建,终融合创新超越。在创建印制的过程中,清统治者通过不断改制以彰显满洲文化特性、强化满篆礼制功能,从而建构满洲文化,并试图将满洲文化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文化,创建出满洲民族色彩浓郁的清代文化。

论曹操诗歌在五言诗形成中的地位

曹操诗歌是"魏响"的第一阶段。五言诗是在清商乐中成熟的,清商乐是由建安之后曹氏父子所开创的新兴音乐。曹操诗作显示了由四言、杂言诗向五言诗作转型的渐变轨迹。曹丕等人诗"便娟婉约,能移人情"的特质正是从曹操"悲壮"诗风的"悲"演化而来。五言诗成熟在曹操诗歌之后,《古诗十九首》是曹操之后的作品。

“艳歌”新论

“艳歌 (艳诗 )”并非一个俨然色情诗似的恶谥 ,而是中国古代诗苑中的一个品类。它来源于楚地民歌“荆艳” ,本义是“词关闺闼”、事涉男女的诗作。

《清明上河图》中的城市与建筑意象

文章将《清明上河图》中所表现宋代城市(开封)的空间形态进行分类,并统计其中人的分布,然后应用环境心理学的方法勾画出城市公共意象图。在图表分析的基础上研究环境行为与空间形态的关联以及场所对行为的引导性,此整体评价宋代汴京的城市意象。

清乐“亡国之音”论略

陈朝的《玉树后庭花》、《黄鹂留》、《金钗两臂垂》、《临春乐》、《春江花月夜》、《堂堂》等乐曲,及隋朝的《泛龙舟》、《投壶乐》二曲皆为"清商新声;"北齐的《伴侣》、《无愁》二曲,及隋朝的《万岁乐》、《斗百草》等曲之产生,也和"清商新声"存在渊源关系。然而,以上音乐及曲辞都曾蒙上"亡国之音"的恶名,分析其主要原因大约在于:它们都不属于雅声之列,且均具有声调哀怨、感人至深、曲辞艳丽、过度求新等艺术和文学特点,其表演所费亦极于奢华,统治者过份沉溺其中,遂终至亡国。

作为历史概念的清商乐

在西晋、刘宋、北魏、隋朝、唐中叶、南宋这几个时期,曾经有人对前朝、当代的清商乐进行过较大规模、较有深度的编集、整理和总结,从中可以反映出时人眼中的清商乐到底包括哪些内容,从中也可以说明清商乐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范畴也在不断延伸和变化。

六朝道经词语研究发微——以古上清经为中心

《上清经》是东晋中叶继《灵宝经》之后出现的又一组重要的道教经典。东晋末至刘宋时期开始在江东广泛传播。目前学术界从语言的角度对道教经典进行研究的甚少。文章从词汇史的角度结合中古词汇的特点,就古上清经中的一些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词,如“巾、建、格、夜”等作了具体考释,并从常用词研究的角度,对道书中的出现的常用词“巾、建”(著、戴)作了数据统计,说明道教经典在汉语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就“清商音阶”命名答陈应时先生

本文作者在2009年杭州"东亚律学第四次学术研讨会"上提交《对"燕乐音阶"再思考的思考》,同赵玉卿讨论"五正声再带有‘清角’和‘清羽’音阶"命名问题,不同意将其命名为"龟兹音阶",认为应称为"清商音阶"。因与此问题有关,陈应时就该文撰《就音阶命名问题答杜亚雄》作出回应。本文为杜亚雄对陈应时文中所提的几个问题作出的回答。

从隋唐时期宫廷燕乐的发展看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演变

宫廷燕乐是中国传统音乐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在隋唐时期达到空前的辉煌。隋唐时期的宫廷燕乐其形式之复杂,其涉及到的地域风格之多样,是从古至今不可多见的。追溯其产生的源头,观察其后世之演变,能够直接地我们研究传统音乐的流变提供启示。

论铜雀台的文化价值

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于建安十五年建铜雀台,日常由乐伎表演歌舞。邺下文人也经常于此雅集宴会,同题共作,诗酒风流,成为邺下文人的乐园,开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公宴""赠答"之先河。曹氏父子及邺下文人依旧曲创作了大量的清商乐,将风靡当时的五言新声融入雅乐中,清商三调崛起,成为魏晋六朝音乐文化的主流,这实源于铜雀。铜雀台导引出来的文人雅集,文学创作及音乐文化新面貌,永世长存。

“王逊之玺卿”之“玺卿”考

"玺卿"是尚宝司卿(少卿)的别称之一。万历四十二年(1614)春,王时敏荫官尚宝司丞(正六品);天启四年(1624)四月,秩满,转迁尚宝司卿(正五品);崇祯九年(1636)秋,升太常寺少卿(正四品);为官历时二十四年。其中,以尚宝司丞、尚宝司卿身份奉差在外者"十年有余"。本文以"玺卿"为线索,考证出王时敏一生为官过程中"行万里路"的经历,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其绘画作品的理解。

论南朝音乐家梁武帝对乐律的传承与发展

梁武帝是南朝伟大的音乐家,他的贡献表现在正乐、创造清商曲、创作佛曲音乐、发明四通十二笛及"八十四调"理论。梁武帝早年深受传统儒、道思想影响,晚年潜入佛门,其音乐创作及音乐思想受其行为观念影响,尤其在正乐及佛曲创作中,他将佛乐融入传统雅乐、燕乐中,为我国雅乐俗化做出巨大贡献。

从“尚清”审美趣味看“永子”美学价值

以"尚清"审美趣味的视角,观照永子审美价值,探寻永子"尚清"审美倾向。永子的"尚清"属于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涵具体表现为自然、淡雅与含蓄;永子"尚清"的产生源于中华传统农业文明下的"天清"观念和"人清"追求;由永子"尚清"生发出的生态理念与和谐观念,不仅对当代社会有着深远的意义,也为今后保山关于永子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

西安事变后刘尚清的主皖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许诺由东北军将领担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以促使东北军东调豫皖。但国民政府内部争议较大,蒋介石也对东北军将领有所顾忌,在东北军移防后他选择了由东北元老刘尚清担任这一职务。刘尚清接任后颇欲有所作为,力图恢复东北人的声誉。但抗战兴起后,毗邻南京和津浦线的安徽省所受影响逐渐加大,安徽省政府只能勉力应对。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为长期抗战计又筹划更换部分省主席,最终以蒋作宾取代了刘尚清。刘尚清的主政安徽,既配合了国民政府的西安事变善后安排,也为抗战初期安徽省的应变做了一定的准备。

出走的爱情——从子君与白流苏看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悲剧

鲁迅《伤逝》展示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代表子君和涓生在追求爱情自由道路上的不成熟及其引发的悲剧,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与范柳原处于战争年代的爱情投机,其看似幸福的结局里也隐藏着极大的悲剧因素。"五四"之后到20世纪40年代这一特定时期中,子君和流苏这两位文学史上富有代表性的女性,由于置身于强大的男性话语语境中,摆脱不了传统爱情观念的束缚和局限,尽管其不断努力于主体意识的觉醒,却有着走向苍凉归宿的必然。

明清易代与山阴名媛商景兰的诗境开拓

作为山阴祁氏女诗人家族的领袖,商景兰是明清之际女性诗风嬗递的典型案例。在此期才女普遍反闺阁、男性化的风气中,商景兰坚守内外之别,诗歌创作亦以婉丽见长,却不由自主地卷入到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为传统香奁题材带来了沉郁诗境与苍凉情思。此文就明末清初女性文学嬗变的视野下,评述其对女性诗歌境域的开拓历程以及其在诗史上的成就地位。

清华简《说命》考论

近年出版的清华简《说命》,本文从四方面进行考论:一、神怪故事非《尚书》所宜有;二、傅说言论庸俗而无所作为;三、王的命语冗长而不切实际;四、他籍引文多数杳无踪影。而《尚书·说命》三篇,完全没有上述这些弊病,是具有珍贵价值的古文献。清华简编者应实事求是地比较清华简和《尚书》两篇不同的《说命》,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论证。

论元明清时期《陌上桑》的接受状况

元明清时期是我国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发展的又一个繁荣期,也是对此前文学创作及理论的总结研究期。在这一时期里,汉乐府名篇《陌上桑》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其接受行为主要表现为学术层面的选录、赏析、评价及创作中的用典和模拟等。《陌上桑》典故的运用及模拟表现出它在元明清时期的典范作用和它的艺术魅力,而学者们的研究和评价又从理论上肯定了它的不朽价值。这些接受成果是《陌上桑》成为经典必不可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