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判词的传承、超越与近代转型——以樊增祥《樊山政书》为例

《樊山政书》作为晚清判词集的优秀代表,既包括传统判词的情理因素和文学特点,又表现出明显的法律意识。特别是在结构模式、论证过程的逻辑性、语言的程式化、词语的专业化方面均出现了新的突破,总体上呈现出简明晓畅、结构严谨等近代司法文书模式特点,代表了晚清判词的近代转型。

美食美器——清代宫廷饮食器具述论

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其宫廷饮食器具在承继中国历代宫廷精致奢华的基础上也有一些自身特点。清代宫廷拥有造办处、御窑厂、江南三织造等御用器物制作机构,保证了其饮食器具的精美奢华。清宫的饮食器具材质上乘、工艺精湛、装饰精美,代表着清代饮食器具的最高水平。清宫的饮食器具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宫廷饮食文化的精华,还融合了清代统治区域内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饮食器具的精髓。同时,清宫饮食器具又是宫廷典制和宫廷礼仪在饮食文化上的反映,严苛的等级差异和礼制要求使得精美的宫廷饮食器具带有部分“礼器”的性质。

晚清京城王府与宫廷武戏演剧的交流互动

晚清京城王府演剧是特殊的戏曲现象,是宫廷演剧的外部延伸,作为民间与宫廷戏曲的纽带,代表了宫廷演剧的时尚。王府演剧与宫廷的武戏演剧有着密切的交流互动关系,表现在王府大臣频繁进入宫廷参与其演剧活动,追捧清宫内廷的武戏艺人和喜爱内廷演出的武戏剧目,并向宫廷反馈民间盛行的武戏剧目,进而完善宫廷的戏曲演出,也对民间武戏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民国初年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民初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形塑

学界普遍认为《大清现行刑律》民事部分的效力由1912年4月3日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议所确立,但梳理史料却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原因在于,该决议由南方政权作出且并未被北洋政府承认,故民事法源的空白未在立法层面得到解决。“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确立,离不开大理院在“司法兼营立法”过程中的塑造。民初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大致经历了通过《大清民律草案》的尝试与挫败、大理院确立“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地位、剥离《大清现行刑律》刑法属性及该律地位的巩固等阶段。纵观民事“第一法源”的确立,自清末兴起的“诸法合体说”起了关键作用,大理院根据该观点将《大清现行刑律》区分为不同的部门法,既解决了“无法可依”的困境,又避免另立新民法将会遭受的阻力。

宫姬之回归: 历史性鬼故事与朝代覆亡

论文讨论了一种特殊类型的鬼故事,被称为“历史性鬼故事”,这类鬼故事通常以历史“受难者”或牺牲者为中心,其主题与个体死亡的故事紧密相关,隐喻了王朝的覆灭及由此产生的创伤。论文从十七世纪六种“林四娘”故事展开讨论,通过比较这些版本,对林四娘故事进行了类型区分,分析了故事的变体以及与之类似的“宫姬归来”的故事。“宫姬回归”的情节在怀古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表达了对王朝辉煌和衰落的追悼。作者以林四娘故事为例,展示了“宫姬回归”类型的鬼故事如何成为悼明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使旧朝记忆重新浮现并最终得到安抚。这一过程突显了历史性鬼故事的独特意义,深刻探讨了这些故事与王朝覆灭的历史记忆之间的变化和蜕变。

有图自东方来:明信片上的清末司法场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西方人印制了不少以清末中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内政外交和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明信片,其中有些涉及拘捕、庭审、枷号、站笼以及死刑执行的场景。这些明信片既记录了司法实践的某些真实片段,亦反映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心态。这些照片、绘画及据以制作的明信片,强化与扩大了中国酷刑实践的视觉效果与传播范围,使西方人能有更多机会接受中国司法的负面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污名化中国司法的意图。鉴于法律史学界极少关注这些图像资料,因此,对其进行图像学分析与文化学解读,将有助于反思、解构以及批判西方人对清末中国司法实践的话语,并推进对清末司法文化的研究。

清宫寿戏《兰殿呈祥》剧本流变考

清宫寿戏《兰殿呈祥》实由《升平雅奏》改编而来,其间还一度改名《尧天雅奏》。剧本至迟不晚于嘉庆时期出现,而后通过部分曲目的增减、曲辞和道白的调整,完成了从《升平雅奏》到《兰殿呈祥》的首次变身。道光后,剧本保持整体稳定,仅根据演出情境需要,对相关颂词进行调整,体现出清宫寿戏“大稳定小调整”的改编原则与策略。该剧道光至同治三朝未见演出记录,直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慈禧寿辰时才再度上演。十六次演出记录全部见于光绪一朝,主要用于万寿和新春承应。

清代宫廷服饰与粉彩瓷器中动物纹样的比较探析

清代宫廷服饰与粉彩瓷器是清代艺术与工艺的集大成者,两者处在相同的发展背景下,对于动物纹样的运用存在一定的相似处。文章通过文献查阅法及对比研究法分析动物纹样在两者的异同,通过对两者的题材、色彩、布局、造型等进行分析,找出动物纹样在不同艺术上的差异及其共通性。研究表明:清代宫廷服饰与粉彩瓷器在选取题材的风格和寓意上相似,在色彩运用上运用五行色的配色亦遵循传统的配色口诀一色为主、巧用补色、以色助色,在纹样布局上遵循中式对称之美及天圆地方的造物思想。但两者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载体,在造型上因器制宜、因地布纹,在工艺上因材施艺、因材敷彩,因此在纹样的呈现上有所不同。

《多罗枢机使团史》初探

《多罗枢机使团史》是一部18世纪罗马教廷内部传阅的文献汇编,包含了首位访华特使多罗的书信和报告,记录了其出使的缘由和经过。由于种种原因,这部文献一直未能完整出版,至今仍以手稿形式保存于意大利罗马卡萨纳塔图书馆之中。《多罗枢机使团史》与耶稣会的档案形成互补,但了解其内容的国内外学者却寥寥无几。本文试图对这部文献进行初步的整理、翻译和研究,旨在揭示教廷出使过程中鲜为人知的一面,修复过于粗疏的历史细节,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窗口。

清宫浴佛节承应戏刍论

浴佛节,或称为佛诞节,有着二月初八、四月初八、十二月初八等多种日期的说法,明清固定为四月初八。清代宫廷传承明代旧例,吸收汉民族文化传统,结合自己的萨满信仰、边疆政策,开创了盛大的浴佛盛会,包括司祝的浴佛之礼、喇嘛的祈愿舞蹈、寺院和内廷献戏。一系列的“礼乐”仪式之中,承应戏是浴佛盛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宫廷男子褂类形制在现代男装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清代宫廷男子褂类是清代宫廷服饰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沿袭了以汉人为统治的明代服饰制度,又融入了满族传统服装形制的特点,是满汉文化交流交融的代表之一。研究表明,清代宫廷男子褂类形制等级森严,彰显了穿着者地位之尊贵,充分体现了权力地位与时代潮流。本文通过分析清代宫廷男子褂类的形制特点与艺术特征,从中进行元素提取并进行设计创新,最终应用于现代男装中,为我国传统服装在当代的创新发展与延续提供新思路。

洋漆与仿洋漆及清宫外来金漆艺术影响再探讨

中国传统漆艺的发展悠久,在古代涂料技术史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对周边同属天然生漆产区的各国漆艺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然而来到明清之际,却出现了一个自外而来的、对中国金漆艺术发展产生带动作用的独特现象。其时从宫廷向民间扩散开来的“洋漆”与仿“洋漆”潮流,近年来陆续受到了学界的关注,但许多学者认为洋漆是来自日本的漆艺、仿“洋漆”则是对“洋漆”的模仿。不过,清代“洋漆”替代此前流行的“倭漆”主要并非因为忌讳,而是由于清代“洋漆”涵盖的范围更广。尤其是仿“洋漆”,更是展现出了清宫金漆艺术的华洋混合的趣味,与杂糅的清代艺术风格同气连枝。

清代宫廷医学运用半夏经验浅析

目的收集清代宫廷运用半夏的医案文献,整理分析其应用经验,总结清代宫廷医学的处方特色,为现代合理、安全运用半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主要采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清代宫廷半夏医案进行考证和分析。建立数据库,对纳入的医案进行主治功效、配伍运用、药味数量、炮制方式、服用方法等的分类统计,并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结果系统整理半夏医案500例、涉及半夏炮制品种8种、常用配伍药对16组。清代宫廷运用半夏具有以下特色:品种丰富,炮制精良;中正平和,轻灵疏调;重视胃气,药食同调。结论清代宫廷医学运用半夏精准巧妙,配伍合理,安全有效。系统研究该药,有利于为其临床应用提供文献和理论参考。

乾隆的遗产:嘉庆朝官修图书与文化事业

嘉庆朝完全继承了乾隆朝的官修图书编修机制,持续产出大型官修图书,维持朝廷对于文化事业的引领。在乾隆朝趋于完善的《御制诗集》编修机制规范着嘉庆皇帝御制诗的创作行为,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存诗数量第二多的诗人。从嘉庆朝臣子们宫廷献诗的情况来看,嘉庆皇帝对于朝廷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主动性。嘉庆朝的文化特色正是其在整体上受制于乾隆朝文化统治的“惯性”;当时士人风气的整体转变与嘉庆朝的文化政策之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断层。

清代夏朝冠结构与规制

清代朝冠承袭北族故俗,是为清代衣冠体系之首,然而关于夏朝冠形制的结构记述鲜见于古籍典章,成为学界清史衣冠制度的重要议题。本文采用实物研究与文献互证的方法,对清代夏朝冠标本、图像和文献进行了考查,研究表明:清代夏朝冠的标准形制为钹笠伞檐制式,由此形成了“缘石青片金二层”、鎏金宝石顶戴和朱色绒缨的配制。夏朝冠建制在“满蒙一体”的传统钹笠首服的基础上,以“法明崇满”为原则,吸纳了明代儒统礼制,呈现出多民族交融发展的礼冠制式。晚清夏朝冠檐制又经历了“去繁入简”的发展历程,记录着清王朝的社会兴衰与政治格局的变迁。

清代宫廷中西洋参的来源及应用情况初探

目的:探讨清代宫廷中西洋参的来源、使用特点及其中药化历程,为现代西洋参保健产品研发及资源保护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清宫医案集成》《晚清散见宫廷医案汇编》《翁同龢日记》等医案古籍文献对清代宫廷中西洋参的来源、使用人群、适用证候、使用频次和用法用量等信息进行梳理统计。结果:西洋参入华是多国别参与的过程。西洋参在宫廷内应用广泛,主要适用人群为皇亲贵胄,常用于治疗肝郁脾虚证和肝阳上亢证,晚清时期使用频率较高,主要用法有直接药用、用作代茶饮、用作药引。结论:西洋参作为一种外来药物获得了统治阶级的青睐,被宫廷迅速接受并使用,其性味归经得到归纳,是外来药物中药化的典型代表,在宫廷中多用于与肺、脾、肾等脏相关的证候。

《乾隆年编华夷译语》之“西洋馆译语”译者初探

乾隆十三年(1748)敕撰的“华夷译语”中首次出现了汉语和西洋语言的对译辞书,其中葡、德、法、意、拉五种译语中均有“西洋馆”字样。德汉辞书《额哷马尼雅语》是目前唯一可以确认(部分)译者的一种,其译者、德意志来华耶稣会士魏继晋的一段话也成为迄今为止推测其他译者身份的唯一线索。然而这语焉不详的一段话所含的信息量其实很有限,参与翻译者到底有谁、身份为何,难以凭此断言。本文从五种译语的文本出发,结合中西文史料,试图揭示外国传教士在五种译语翻译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分工模式,确认译者群体的身份,并对译者的具体名单做出一些初步的推测。

清代宫廷画珐琅创作与皇权的关系探析

宫廷画珐琅作为清代中、西文化技术交流产物,更是宫廷御用造办的典型代表,通过对《康熙满文批奏折》《康熙汉文批奏折》《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成做活计清档》等宫廷文献地再读,发现宫廷画珐琅的研发制作以皇帝个人意志为开端,生产制作地点围绕皇权所在,皇帝审美则通过提出制作要求、览阅画样、器型推荐、成品品评等设计及生产环节渗透到画珐琅作品中。因此,康、雍、乾三朝画珐琅作品各自风格的展现与皇权渗透下的珐琅艺术创作路径密切相关。

从天命到康熙:清初宫廷戏曲承应机构变革考略

从入关之前的天命、天聪、崇德时期到入关之后的顺治、康熙两朝,清代宫廷戏曲的搬演日趋昌荣。在此期间,清宫戏曲承应机构也经历了一系列变革,脱出旧窠臼、自开新生面,既满足了当时宫廷的礼乐、娱乐需求,又为清中期宫廷戏曲发展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宫萨满祭祀用猪考

用猪祭祀作为清宫萨满祭祀的重要内容,不同于中原传统的牲牢之祭,极具特色.满、汉文档案资料对萨满祭祀用猪缘起、演变、分类、来源、管理等问题多有涉及,从中可见清宫萨满祭祀的"家祭性质",进而管窥满族皇室对待萨满祭祀的真实态度非发自内心的重视认可,而是将此祭祀视为复兴满族文化的形式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