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巡幸驻跸行宫景点题名构成与精神表达

【目的】景点题名是园林营建活动的必要环节。目前关于清代巡幸驻跸行宫的研究多聚焦于历史背景、选址布局、建筑形制等方面,较少从景点题名切入,对其进行综合梳理有助于深入揭示清代行宫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方法】选取14座典型清代巡幸驻跸行宫的187个景点题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文本分析等方法,从景点题名的构成和精神表达2个方面展开探索。【结果】景点题名以三字格为主流形式,游赏空间题名数量最多。题名通过自然景观奠定情感基调,以人文景观作为具象骨架,描述出山林野趣、水波潋滟、点景构筑、宗教怀古4种主题,呈现出“中心—边缘”的辐射式关联,从不同角度强化巡幸目的。景点题名是驻跸行宫肩负巡幸使命和表征皇权的直接印证。【结论】以巡幸活动为主导,沿途的自然、历史、文化对驻跸行宫景点题名具有重要影响,使之在古典园林中独具特色。上述发现可为当代园林景点题名提供参考。

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说献疑

辛亥鼎革时期的袁世凯并没有在理念上经历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转变。出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及自身利益考虑,袁氏实际上是想造成虚君共和。他首先坚持以十九信条为宗旨,力图主导国民会议之组织,以防唐绍仪和伍廷芳会谈所定国民会议方案造成民主共和结果。接着因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及国民会议商谈走进死胡同,他又意图由清廷授权其组织临时政府,以取消南京临时政府。为此他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策略,一方面劝导清廷“速定大计”,改建共和,使南方以为清帝将要退位,另一方面在预拟的相关诏书中竭力避用“退位”一类字眼,并试图将由其“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写入诏书。在遭到满蒙亲贵和革命党两方反对后,袁氏转而依靠段祺瑞等北洋将领联衔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定大局”,仍未放弃清帝。在得到与南方协商皇室优待条件的授权以后,袁氏奉旨反复拒绝将“逊位”二字写入诏书,主张改用“辞政”。因南方坚决反对虚君共和,袁氏才不得不于最后时刻经清廷授权,同意南方的提议,以“辞位”替代“逊位”。一系列史实证明,所谓袁氏“逼迫清帝退位”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放大了袁氏对推翻帝制和建立共和的贡献,而真正要逼迫清帝退位的,其实是革命党人和那些转向民主共和的立宪派人士。

名胜古迹的再现与其变形——14至18世纪传统绘画中虎丘的视觉形象建构

本文通过一系列14—18世纪明清绘画的个案分析来考察该时期虎丘的文化形象、视觉形象建构及演变的过程,试图回应其名胜古迹身份如何建立起来的问题。绘画和建筑遗产学科间的联系可借助三组对应的概念比较来实现:主题为文化形象提供了资源;构图中的地志因素构建了视觉形象;情景交融的表达方式可被认为是对场所精神的再现。明代虎丘图像主要来自以吴门画派为代表的"家山图"作品,体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人—地—景"的三元关系。明代虎丘绘画整体呈现出文本性想象和图像性再现结合的"情境交融"的特点,晚期代表性画家表现出对纯粹的视觉真实性的兴趣。清代南巡主题的宫廷绘画是最为重要的主题,通过引入线性透视确立了视觉的独立性,"南巡图系列"中的虎丘以纪念性的宏大叙事为帝国一统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图景,走向了一种"人—国家—景"的新三元关系。

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动因新议

清初的国内政治、国防形式以及西南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决定了雍正朝加强对西南的治理,认为雍正朝在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防御西南地方势力转化倒戈,策应漠西蒙古南下,以巩固清朝内陆边防之需要。

清帝巡幸与果报制度

清代皇帝频繁出巡各地,由此形成了供应鲜果的果报制度。果报制度是清帝出巡时期后勤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大清会典》均失于记载。果报产生于康熙时期,为乾隆、嘉庆等皇帝延用。果报所需各项物品亦由内务府备办,并由内务府人员负责传送。除传送鲜果外,还频繁运送其他御用物品。清帝还利用果报快捷、私密的特点,频繁与宫中及留京办事王大臣传递消息,加强了行在与京城之间的联系。果报成为清帝处理政事的辅助工具。

清帝北巡和喀喇河屯行宫的建立与覆灭

行宫是指专供皇帝外出巡幸时起居用的宫苑,又称离宫。长城以外很早就是蒙古族游牧的地方。蒙古族是女真族统一中国、建立清王朝的一支重要力量。清代,特别是从康熙皇帝时期开始,到乾隆皇帝、嘉庆皇帝执政时期,三代帝王一共进行木兰秋狝105次,每次避暑、打猎都要往返于从古北口到承德的二百里“御路”上,为此便在燕山腹地建立了包括巴克什营、两间房、长山峪、王家营、桦榆沟等20处供皇帝及随行人员驻跸的富丽堂皇的行宫。喀喇河屯行宫是清帝在塞外建造最早的皇家宫苑,是除了热河行宫之外,面积最大,殿宇最多,也是历代皇帝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行宫。现就清帝北巡情况和建立这处行宫的缘由、作用及覆灭原因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清代政治及热河历史的研究。

论记康熙第三次南巡事迹的《惠爱录》兼及《红楼梦》

记载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事迹的沈汉宗《惠爱录》是海内孤本,本文对其作者、体例、史料来源、卷前御制诗等做了说明和考证,并且对比了《惠爱录》与《起居注》和《实录》的有关内容,得出了《惠爱录》所载史实更为详实的结论。另外,还对《惠爱录》的文学价值做了评述。最后,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惠爱录》和《红楼梦》的相关记载进行了论述,认为曹雪芹在创作上有取材于康熙第三次南巡事迹的地方。

梁士诒与清帝逊位

自秦至清,封建王朝的更迭,无不充满杀戮、破坏和剧烈的社会动荡。唯有大清朝退出历史舞台,是一种和平的方式。王室颁布皇帝逊位诏书,将一个版图完整的国家、军队和架构尚稳定的地方政权体系交给了革命党人。辛亥革命时期,三水梁士诒参与清帝逊位、南北和谈、筹组"中华民国"政府等开天辟地活动。大智大勇,殚精竭虑,担当起极其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角色。梁士诒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卓越表现,值得发掘和尊重。

论清代康乾时期岭南社会的士风——以何梦瑶为例

何梦瑶是康乾时期典型的岭南士人。生于南海水乡,自幼接受宗族启蒙和私塾教育,成人后经历教书、习医与当差。宦海沉浮19年,游历南北,几任正堂,擢居府臣。其远游、交往者,多限于五岭。辞官回乡,执掌书院,交往广泛,著述广博。观其一生,彰显出传统士人耕读、荣辱、进退的空间与张力。文章通过考证何梦瑶独特的经历和其交往的士人群体,揭示清代康乾时期岭南士人的清贫生活、遗民思想、通学与专学及西学影响、个体与群体互动等士风特点,以及当时岭南社会与文化的特殊面相。

清帝巡幸热河期间的政治活动与边疆治理

为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治理,康熙皇帝于热河地区建立木兰围场与避暑山庄。康、乾二帝频繁巡幸热河并展开抚绥蒙古、处理政务、参与热河事务管理等政治活动,深化了清廷对蒙古地区的统辖,加强了中央对北部边疆的统治,客观上提升了热河地区的政治地位,促进了热河地区经济发展。

清帝东巡盛京与满洲“根本之地”的政治文化构建

盛京为清朝“根本重地”,有清一代康乾嘉道四帝先后十次东巡盛京。清朝统治者借助东巡典礼打造“追崇我朝隆兴之本”的文化盛典,通过家国同构凝聚政治认同,宣扬“敬天法祖”与“圣孝”的政治理念。谒陵东巡过程中的一系列仪式操演背后,蕴含着清帝主导国家礼制建构、营造神圣空间与诠释政权合法性的现实投射。而诸如赐奠开国勋旧、抚驭蒙古诸部、校阅八旗官兵演武骑射等政治实践,则表明东巡不仅仅停留在仪制层面,同时具有清帝公开宣教,并将国家“大一统”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图景推向广大臣民的强大力量。

高斌《南河图说》与乾隆首次南巡研究

雍正年间黄河河政管理制度的变化,推动了清代黄河图绘制内容和机制的变化;而康熙年间张鹏翮所绘河渠水利图集的内容和形式,也影响了乾隆年间江南黄运河图集的编绘。海内外分别收藏有以江南黄河、运河、洪泽湖、淮河工程为主题的河渠水利图集一"南河图说",经考证均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江南河臣高斌、张师载等人在乾隆帝首次南巡的背景下绘制呈送的定本、副本或后人摹绘本。《南河图说》既是河督高斌反映河情、陈述治河政见、彰显治河政绩的工具,也是乾隆帝确定南巡路线、了解河务、进行河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南河图说》的绘制、呈奏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乾隆首次南巡的模式,对研究乾隆南巡和乾隆朝河政运作具有重要价值。

谈清宫皇帝后妃油画半身像

油画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外来的画种,经过美术史家多年的努力,它东传的时间和途径已然大致明确。但研究中还是有很多缺环。近些年来对清朝宫廷绘画实物及相关资料的发现,为欧洲油画东传的过程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本文通过对流传至今的清宫油画作品进行梳理,提出一些想法,或可补充关于"西画东渐"的叙述。

“骈庆”:崇庆皇太后《万寿图》第三卷卷名考析

崇庆皇太后《万寿图》,是乾隆皇帝为祝其母六旬大寿而命宫廷画家绘制的一套长卷巨帙,共四卷,每卷卷首有御题名。第一卷自万寿山东宫门外绘至长河麦庄桥以东,题"嵩呼介景";第二卷自长河畔万寿寺起,绘至高梁桥止,题"川至迎长";第三卷绘西直门至西安门沿途场景,题"康衢骈庆";第四卷绘自西安门至皇宫太后寝殿寿安宫,题"兰殿延禧"。四卷题名,第一、第二卷与第四卷的题名都好理解,意寓崇岭长川为太后祝福,紫禁宫中为太后庆寿。惟第三卷"康衢骈庆"有些费解。"骈庆"从字面意思看,应为"双庆"。不过,无论画面的内容,还是相关史料记述,此图均应为庆皇太后六旬万寿而绘,但乾隆皇帝为此卷题"骈庆",又绝非随意而为。种种迹象表明,乾隆皇帝刻意将他六巡江南的首次选在了与皇太后六旬万寿同年。年初的南巡与年尾的万寿庆典,自始至终彼此呼应,相映成辉。本文通过对画面卤簿仪仗的考辨,确认此图是以规模宠大、阵容豪华的大驾卤簿来体现对南巡礼成的庆贺,由此完成乾隆皇帝"骈庆"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