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现状综述

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较为丰富,是开展区域史研究、提升黔西南州文化软实力和发展壮大黔西南州文化旅游产业较为重要的资源。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整理工作已取得较大成绩,但存在拓片未集中整理发布、相关著述未附拓片,分类不合理、资料漏收、铭文移录错误以及点校粗疏等多方面问题,客观上限制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制约了当地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立足某一类碑刻所开展的多方面研究,针对某块碑刻所开展的具体研究,以及运用碑刻资料对区域社会史进行的研究。

清代巴县方志纂修论略

学界迄今对重庆巴县地区所纂方志综合研究成果殊少,观点纷纭。职是之故,渝地巴县方志之撰修源流非常值得探讨。论文就历史上巴县志编纂之始末进行简要说明,重点讨论了清代不同时空下巴县志之编纂概况及特点。清代留存下来的三部巴县志,以其独特的功用和价值,为我们搜罗地域文化资讯、发展当前文化提供了借鉴。

试论台湾与大陆方志的传承关系——以清代安徽与台湾方志的比较为例

方志比较研究是认识方志地位、价值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以清代安徽与台湾为例,比较分析了台湾方志与大陆方志之间的传承渊源与密切关系。认为,清朝时期台湾所修方志跟中国大陆是一个体系,无论是修志宗旨,还是体式与编纂方法,在大陆方志体系中都能找到其源流。

清代台湾方志中所见郑氏政权之“灾祥”研究

郑氏集团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在台湾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清代方志中记载了数量繁多、类型丰富的有关郑氏政权的超自然的"灾祥",往往象征着政权更迭等重要史事。早期记载较为简略的"灾祥",经过比附、因果关系的构拟以及串联等手法,会层累地造成情节更加复杂的"灾祥"。清代方志中有关郑氏集团的"灾祥"反映了相信"灾祥"、官方意识与民间意识混合的历史观念,也保存了不少台湾地区气象、灾荒的材料和郑氏集团的史料。

从清末民初地方志看人参在吉林省的分布情况

人参作为吉林省最重要的道地药材,在清政府取消人参封禁之后的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的产出分布情况需要在当时地方志中进行挖掘。通过对这一时间段吉林省70余种地方志的查阅,在《吉林通志》《通化县乡土志》《临江县乡土志》等9部志书中查阅到了野生人参、人工种植人参以及人参对外销售的相关记载,依据以上史料记载,可以较清晰地认识当时吉林省人参产业的分布状况。

清代安徽方志舆图之解读

文章在对清代安徽方志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分析了舆图在清代安徽方志中的采用状况,并对方志舆图的功用、绘制人员身份及资料来源、方志舆图的变化趋势进行了考察。

《西藏记》《西藏志》关系考

在乾隆前期出现的相同体例的西藏通志类著作中,根据篇目名称、部分篇目内容及误字、脱字的比较,《西藏记》与《西藏志》的关系更为密切,更为直接,其刻本最早的基础当为《西藏志》的某种抄本。同样,经过篇目顺序、部分篇目内容的增删与改动、正文与程途中加注的比较,《西藏记》与《西藏志》又存在着不少值得注意的不同之处。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两者画上等号,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两者只是篇目顺序有所不同和名称改一个字而已。总之,《西藏记》与《西藏志》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两部清代西藏地方志。通过比较还可以发现,《西藏记》虽然是在乾隆十六年左右根据《西藏志》某种抄本整理而成,但其刻本与和宁《西藏志》刻本相比,内容上较多地保留了《西藏志》某种抄本的原貌,这是《西藏记》值得注意的独特价值之一。

论清代皖志的历史地位——以清代与前后时期的方志比较为例

方志比较研究是认识方志地位、价值的重要方法。本文以清代皖志与其前后时期的方志比较为例,分析了清代皖志的地位、特点。认为清代皖志是在前代方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沿袭前代方志内容、体例、体裁较多,但也有较大变化,内容更为丰富,体例上逐步完善,并对民国方志编纂影响较大,为民国方志的编修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清代方志版刻“城市八景图”中园林活动及其空间意象营造研究

清代方志中的版刻“城市八景图”是清代风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反映了市民在城市及周边进行公共游憩活动时的理想目的地和观景需求。文章以清代方志版刻“城市八景图”为研究素材,通过对八景图题名、题记和图像的分析,梳理出山水游赏、田园游赏、城郭远望、公建游园4种活动题材及其活动主体和内容,并进一步从空间范围、构成要素、空间营造手法和氛围总结出活动题材所对应的空间意象。

清末至民国时期重庆各地乡土志的纺织服装业资料研究

乡土志是清末至民国时期乡土教育的教材,其涵盖的信息丰富而全面。当时重庆成书的乡土志数量较多、信息量大、质量较高,是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重庆纺织服装业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重庆各地乡土志中纺织服装业的相关信息直观呈现了当时重庆此产业原材料种类、生产加工详情和贸易概况,其研究价值颇高。这种以乡土志为基本材料,开展区域产业经济研究,既可为此类研究提供思路和方法,还可为其他方面诸如艺术、文化、民族等主题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宣统《西藏新志》“地理部·驿站”的主要资料来源考

许光世、蔡晋成所编的《西藏新志》,刊印于1911年,是清代西藏方志中成书最晚的一部。此志"地理部"之"驿站"尽管也有一些新资料,但其主要资料来源是日本人山县初男所著《西藏通览》一书。在清代西藏方志的研究中,对《西藏新志》的体例及资料来源、价值都应作进一步分析与探讨。

明清时期环巢湖流域方志修纂考论

环巢湖流域具有源远流长的修志传统。明清以前,方志事业就较为发达。明清时期,方志总体数量、普及程度有了空前的发展,志书种类开始定型,体例亦逐步完善,内容日见丰富,而且实用价值愈来愈高,为清代以后方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考索明清时期环巢湖流域方志的修纂情况,不仅能够归纳和总结出一些有益于我们今天修志的经验,而且对于更好地发掘和利用蕴藏其间的地域文化资源,促进当今环巢湖流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乾隆《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目考略——兼及清乾隆前期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发展

杨应琚所纂乾隆《西宁府新志》乾隆十二年(1747年)成书,是清代前期成书较早的一部府志。《西宁府新志》总四十卷,卷二十一即此志中之西藏篇目,其内容为"西藏"目、"附国"目与"自西宁至藏路程"。通过在"西藏"目下设十余细目,杨应琚对西藏自然、社会诸多方面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记载,其记载具有四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雍正时期及乾隆初年成书的几部西藏地方志及乾隆初刊印的《明史》,是《西宁府新志》之西藏篇目的主要资料来源。杨应琚编纂《西宁府新志》西藏篇目将已有西藏地方志两种体系合一,注意利用新的资料源,并对已有方志资料加以整理、鉴别,推动了清代西藏地方志发展。

清代西藏地方志的撰修、类型及特点

清代西藏地方志的修撰经历了初始期、快速发展期、发展缓慢期与再度发展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各具特点。清代西藏地方志类型较为单一,只有通志与县志两种,且通志多而县志少;通志以私人修撰为主体;具有浓厚军事色彩;大多属于简略志书,只是粗具方志特征。

试论明清方志的特点及其国土学价值

明清方志中记载着大量的区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信息,且具有综述性、地域性、实用性强,地理信息丰富,资料较为原始可靠的特点,这为国土资源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提供了可靠的文献基础。明清方志所记载的自然资源信息,至今仍在国土勘察、国土规划、国土整治与开发、国土管理与环境保护等方面有现实意义。

清代商州方志中李白商州诗探析

天宝四载,李白在朝廷遭受排挤,不得不离开长安东去,路过商州。据清代商州方志中记载,李白与商州有关的诗歌有十余首,这些与《李太白全集》中收录李白在商州时创作的诗歌,部分有所不同。清代商州方志中李白的商州诗,一方面吟咏秀美的自然风光,一方面记述厚重的人文景观。在政治上受挫的李白,在诗中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不屈其志的节操及仕与隐的矛盾心理。研究清代商州方志中所收录的李白诗歌,对全面了解李白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从明清方志看江浙地名中的通名“扇”

文章从历史、语言和地名本身等方面对太湖东南角水网地区以“扇”作通名的特色地名进行了研究,认为“扇”是吴地对水网地区“圩田”的形象称呼,它虽与田亩图中“扇”的得名原因相似,但两者互无引申关系。

明清闽粤赣客家府志“仙释”的客家文学性质

受明清修志之风的影响,明清时期的闽粤赣客家聚居地亦遵行统一体例,大修方志。在现存各州府志的门目中,均设有"仙释",其内容记载的是汉代以来闽粤赣客家地区的神仙、异人、名僧、高道、方术之流的奇能显迹,描述的是客家地区的人情风土,既反映了当地的道佛信仰情况,又体现了客家先民在闽粤赣地区战胜恶劣条件,谋求生存的内心渴望与梦想,具有客家气质。"仙释"采用以人系事的撰写方法,将奇异情节贯穿传主的一生。传主不仅拥有奇能异术,还为当时以诗文闻名的文士赏识,与之交游,诗文唱和;在炼丹修行、学法参悟之时,兼通诗文,留著传世,以高德高才的奇士形象传世。综合而言,闽粤赣客家府志中的"仙释"是充满奇幻色彩的客家文学。

明清以来湖北方志中的江淮官话语音成分

明清以来湖北方志中有关方音的记载较少,而且多以汉字注音。从这些记载来看,明清时期湖北江淮官话区在声母、韵母、声调各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并没有完全受到通语的影响,同时尚留有古音,如部分轻唇音仍读重唇音、入声字的存留等。从语音演变规律来看,方志中记载的黄孝片语音演变现象与通语不大一致,总体上较为滞后,如全浊声母的清化现象、见系字与匣母字混淆、匣母字分化混淆等。声母的腭化等现象则与通语一致。

清代黄冈地区散佚方志考述

黄冈地区修志历史悠久,志书数量较为可观,然而散佚现象严重。通过爬梳史志文献资料,清代黄冈地区散佚各类志书至少有十一种,其中黄州府志一种、黄冈县志二种、黄安县志一种、蕲州志三种,麻城县志三种、英山县志一种,将黄冈地区现存旧志和散佚旧志结合考察,能够较好呈现黄冈地区方志的编纂谱系,进一步推进黄冈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