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礼教”及其“情理儒学”哲学基础

“新礼教”是当代儒家哲学前沿的一个理论建构,旨在回应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礼教”的简单化否定,建设一种现代性的儒家伦理政治的教化理论体系。新礼教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缘情制礼,以礼为教。其所谓“礼”,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其所谓“情”,则不仅指“情感”,而且指“事情”,即普遍的情感与它所适应的特定时代生活方式的实情。新礼教的这种理论建构,有其深层的哲学基础,尽管这种基础目前尚未在学理上充分展开。这个基础就是“情理哲学”或“情理儒学”。它呈现为一种多层级的奠基关系,即:情感存在论→情理本体论→情义伦理学→新礼教。新礼教最具独创性的思想之一,是礼教的历史形态与社会主体的历史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由此揭明现代性的新礼教的时代特征乃是公民的“自我教化”。

陈澧与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

陈澧继承阮元创立的书院教育传统,在学海堂和菊坡精舍用心培养经史与辞章之才。对于骈文,他不仅肯定骈文的华美价值和致用功能,赞扬经学与骈文兼善的文士,指出部分名家特征,倡导骈文创作以六朝为标的,讲究骈文的格调等;还爱好并创作,在序跋、书信、杂记、哀祭、赋颂及说经札记等文体上都有创获,善于议论和抒情,反映晚清汉宋兼采、骈散不分的融通思潮及内忧外患加深的现实。他与谭莹同处在广东骈文发展中的重要位置,共同推动了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而陈澧经学、辞章兼善,又费心指导学生创作骈文,培养了谭宗浚、陈伯陶、张其淦等名家,贡献尤大。这改变了清代骈文复兴但广东一直较为冷寂的局面,从而拓展了骈文空间,也丰富了清代地域文学的内涵。

晚清使臣西洋观剧再考

晚清使臣和他们的随员在西洋“看戏”,实为中国人较早接触西方文学的重要史实。因缺乏语言能力或文化基础,他们的观剧录往往成为令人费解的“天书”,因之被学界长期忽略。运用国外电子文献数据库综合考析,可知晚清使臣李凤苞所观西洋剧为《睡美人》,张荫桓所观为《迷娘》《不可告人》《科西嘉弟兄》等三部剧,张德彝所观为《地狱中的俄耳甫斯》《恶魔》《新欢旧爱》《罗蕾莱》《穷汉乔纳森》《圣女贞德》《蚱蜢的报复》等七部剧。这些事实的揭出,可以补足19世纪中西文学关系史中缺位的中国人面向,富有学术价值与意义。

方苞、李绂异同与清代古文理论的嬗递

方苞、李绂是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齐名的两大古文宗师。方、李论文继承清初古文“返雅崇正”的基本取向,强调古文的载道功能,主张取法唐宋大家,以倡言“文禁”完成对晚明文风的系统批判,为古文达于“雅正”提供具体的方案。与此同时,二人又围绕比喻、叠句、援引古事、减字、换字等修辞技法是否应入“文禁”等问题有过直接争论,表现出对唐宋大家师法和古文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不同认知。他们的论争在清代中期产生了重要回响,方苞无疑拥有众多的仿效者,但李绂关于文例的见解实际上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原因是进入清中叶,汉学家重视考据的声音日益影响“雅正”内涵的具体走向,导致古文理论走向的扭转。

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自我拯救及其学术史意义--以李元春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中晚期是朱子学趋于势微、日渐羸弱的时期,以李元春为代表的朱子学者以道自担,奋力自救,力图从卫朱子之道、辨心学之偏和斥考据学之僻三个维度展开对朱子学的拯救,呈现尊朱而不佞朱、谴取心学和考据学的学术取向,并仰赖其在中晚清朱子学营垒中的学术地位,相应地涵具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提振了朱子学的地位,推动学术思潮由汉学独大向汉宋(朱子学)兼采转进;二是促使关中地区成为中晚清朱子学研究的重镇;三是力促关学的学术形态由崇尚阳明学向尊奉朱子学转进。以李元春这一典范学者为切入口,不仅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学术样态,更可以弥缝以往学界研究的缺漏之处,进一步完善清代朱子学演进、发展的学术图谱,从而呼应和落实“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的学术主张。

清代诗人生卒年丛考——以湖北梅钺、李中黄等七位诗人为中心

中国古典诗歌按照加速度的原理发展,至清代而达到极度繁荣。迄今仍有作品传世的清代诗人,少说也在十万人以上,超过此前历代诗人总和的若干倍。但他们的生卒年,目前能够现成查到的,仅仅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日后像编纂《全清诗》以及其他诸多诗歌文献,这都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在学术界既有的相关工具书之外,从各种原始资料不断补充考察清代诗人生卒年,的确很有必要。这里就湖北梅钺、李中黄,浙江张懋忠、钟氏(海宁徐濬妻),河南郜献珂,山东刘士聪,云南李凤彩,以及江苏易震吉等诗人,对他们的生卒年做些探讨。

清热利湿止血汤治疗湿热内蕴型肾小球源性血尿患者疗效及对尿隐血红细胞计数水平的影响

目的探讨清热利湿止血汤治疗湿热内蕴型肾小球源性血尿患者疗效及对尿隐血、红细胞计数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9月至2023年9月在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确诊的160例肾小球源性血尿患者,按治疗方法分为治疗组(80例)和对照组(80例)。对照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方案,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清热利湿止血汤,均治疗3个月。比较2组患者的中医证候积分、疗效、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在治疗前后比较2组患者尿隐血、红细胞、尿蛋白定量(24 h)、离心红细胞情况。结果治疗后,关于尿道灼痛、腰酸腹胀、足心灼热中医证候评分,治疗组得分分别为(0.84±0.13)分、(0.74±0.19)分、(1.05±0.26)分,对照组得分分别为(1.15±0.18)分、(1.38±0.22)分、(1.34±0.31)分,2组得分均低于治疗前,且治疗组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治疗组有效率93%高于对照组81%(P<0.05);治疗后,治疗组红细胞计数、离心红细胞数量、尿蛋白定量(24 h)分别为(195±42)个/μl、(13±3)个/HP、(0.58±0.24)g/24 h,对照组分别为(220±52)个/μl、(16±4)个/HP、(0.73±0.31)g/24 h,2组均低于治疗前,且治疗组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治疗组尿隐血(++++)、(+++)、(++)例数低于对照组,(+)、(-)例数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治疗组不良反应发生率4%,对照组11%,2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清热利湿止血汤可以改善湿热内蕴型肾小球源性血尿的血尿症状,降低尿隐血、红细胞水平,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李泰国海关总税务司任职解疑

关于英国人李泰国出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过程,学术界普遍同意他先后得到了两次任命——1859年的何桂清任命和1861年的总理衙门任命。对于两度任命的关系和间隔期中的事件变化则鲜有深入探究,也未有新史料披露。综合现有研究和中英两方历史档案可以发现,何桂清的任命存在着合法性不明的问题,并未获得清廷最高决策层和英方的认可。何桂清任命并非总理衙门任命的起因,后者也不是对前者的确认。大约从1860年初或更早,薛焕等清朝官员开始秘密筹划由最高决策层任命李泰国,并最终导致了1861年总理衙门任命的结果。英国官方虽然表面上从未认可过何桂清的任命,但出于自身利益一直支持由英国人出任清朝总税务司的设想。

从经济文化交往看明清时期海南岛汉黎民族交融

明清时期,随着大量汉人迁入,海南汉黎民族关系更加密切,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汉黎之间商业贸易活跃,文化联系加深,黎汉通婚也多有记载。明清海南汉黎经济文化交往促进了汉黎民族交融,推进了海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和黎族社会进步。

清中期虚衔土司改授土官的过程及实质

从行政成本、文化隔膜及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等因素考量,明王朝在推进改土归流进程中,曾将原土司辖区改设流官州县并编设里甲,同时原土司职衔由武职改授为文职,令其在原地继续世袭。这些仍能世袭但失去了旧有土地、人民的土司,即为虚衔土司。清中期虚衔土司袭职改革是清政府持续推进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内容之一,其改革内容并不是职衔改授,而是裁汰职衔、按品秩改授土官、追销印信及换给号纸,从制度规范上进一步对虚衔土司加以限制,以抽离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虚衔土司改授土官后,仍在边疆民族地区扮演着重要角色,呈现了王朝国家边疆治理的复杂情形。

“观性以历,观情以律”:翼奉诗学中的性情占与律历观

汉代经学视野下的《诗》学以齐诗学为代表,具备典型的阴阳五行论特征,学界常以“五际”说契入,却普遍忽视了“六情”理论及其对传统诗学性情说和汉代律历思想的改造。从齐诗翼奉学出发,可以挖掘翼奉诗学中的性情思想与律历观点。翼奉律历性情占主要的方法特征在于以时、辰之吉凶参照一变量之吉凶推得第三者之吉凶。律、历在翼奉思想中除音律、历法的基本内涵外,主要指十二地支与十天干之义,这两种含义处在翼奉以道、圣、经为分的不同理论层次之中。《诗纬》“诗者,天地之心”的观点,或许正受到了齐诗学的浸染,并对后世诗论与文论产生深远影响。

晚清学者李慈铭与缪荃孙书籍交游研究

李慈铭与缪荃孙皆为晚清著名的藏书家、文史大家,两人往来密切,交谊深厚,书籍往来是两人日常交往的主要内容之一。李慈铭与缪荃孙书籍往来的形式有互借、互赠、转借等,其书籍往还具有互动性、持续性、开放性和多元化等特点,通过书籍往来,两人丰富了各自藏书规模,增进了彼此的学问见识,对社会知识和文化传播也具有重要意义。

清末江西巡抚对江西教案的处置研究

清末江西社会深受教案的冲击,严重地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为此,江西巡抚围绕调节官、绅、教、民诸阶层关系的目的,采取了设立洋务局、教务公所等机构,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与考核,积极吸纳江西士绅参与等举措,试图以此建立处理教案的有效应对机制。与此同时,江西巡抚转变了对传教士和教民的管理思路,从加强对教民的管理转向以祛除民教词讼案件中教会的影响力为目标,进而实现教案的“内政化”。这些举措对清末时期江西教案的逐渐和缓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导致了官绅的分离,加剧了江西社会的动荡,使清政府在江西的统治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

寻找创伤和压抑中的女性声音:评李惠仪《明清文学中的女子与国难》

明清文学中女性作为创作主体与被摹写对象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主题,尤其是易代之际在危机时刻的情感呈现更能触动人们的心弦。李惠仪《明清文学中的女子与国难》一书显然是抓住此点,以打通文体之间的限制为途径,以情感统摄与时代变换的命题来观察明清鼎革之际的创伤和记忆,同时视野移步现代当代,关注清末与现代的女性声音,并借由陈寅恪的个案研究展现出对性别界限与修辞观念的独特理解。

杜甫《牵牛织女》诗之理、事、情的三维观照

《牵牛织女》诗演映了杜甫诗之理、事、情的三个文化维度。于事而言,杜甫以“牵牛织女”之事既揭七夕民俗之假,又借之谲谏君主,渴求恩义之真。于情而言,七夕佳节建构了“牛女—李杨”的爱情象喻,因时因地地引发了杜甫的慕汉之思。于理而言,夫妻、君臣、公私是自孟子以来哲学探讨的三个人性维度,杜诗发扬了即理即仁的孟子哲学,成为中唐北宋以来理学思想之由蘖。

晚清《植物学》的创译及其科学传播意义研究

晚清时期,中国学者李善兰等人编译的《植物学》一书在中国植物学史及中西方科技交流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产生了巨大的科技文化影响。该书的编译成功有多种因素,但最关键的是李善兰其汉译的过程中,发挥其译者主体性的作用,利用创译法完美表达出重要植物学名词的科学含义及文化意味,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植物学在中国的传播。

李翰祥电影的清宫历史书写与中国文化想象

作为港台电影史上举足轻重的导演,李翰祥一生创作影片百余部,引领了黄梅调电影、文艺片、风月片等众多电影热潮,尤其以《倾国倾城》《瀛台泣血》等系列清宫历史电影,在银幕上成就了雅俗共赏的浪漫传奇,形成了作者化的中国古典美学风格,在香港地区银幕上呈现出深层忧患的历史意识。本文在口述采访与历史探询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李翰祥清宫历史电影的历史叙事、片厂美学和文化想象。

清代医家李德中及《医学指南》学术特色与价值探析

《医学指南》共分为五卷,卷一为医论,论述了作者诊治疾病的观点;卷二为内科和男科证治,记述了作者诊治头痛、鼻病、齿病等内科疾病,遗精、白浊、阳痿等男科疾病的经验和用方;卷三为妇科和儿科证治,记述了作者诊治月经病、胎产病、产后病等妇科病,内热外热、惊风、吐泻等儿科疾病的经验和用方;卷四为眼科证治,记述了作者诊治不能远视、不能近视、昏花等眼科疾病的经验和用方;卷五为医案,记述了作者诊治各种疾病成功和失败的真实医案。《医学指南》没有长篇大论地论述中医理论以及病因病机,而是提纲挈领地指出某种疾病的诊治要点,是作者李德中几十年医学实践经验的精炼总结和真实写照,且在记录自己诊治疑难杂症成功经验的同时,还把失败经验,以及不解之处如实记录,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医学著作。

李商隐《河清与赵氏昆季宴集得拟杜工部》学杜释证

《河清与赵氏昆季宴集得拟杜工部》一诗是李商隐前期以学杜为主要目的的作品,此诗应酬唱和写景,主题、风格与多首杜诗颇为相似。其对仗句的结构安排、章法结构与情景关系的处理、明丽的意象等语言与形式技巧方面,明显师承杜诗。对比思维与反省意识,出处、仕隐的矛盾纠结与生活的悲剧感受,则是对杜诗感知世界方式的深刻继承。此诗带有明显模拟、学习性质,属于诗人前期的作品,诗人的思想情感表现得并不充分,思想艺术成就并不高,却具有一定的批评史价值,反映出杜诗影响的扩大,表明杜诗及其特点已被准确认知。

清人引赋注义山诗考论——以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四家笺注为例

清人朱鹤龄、程梦星、姚培谦、冯浩为注解义山诗,引用了116篇赋。他们用赋作注的原因是:一为标明语典;二为科场制艺重赋的习气所浸染;三为自觉追求语言美感;四为缓解以史注诗的僵硬感。清儒限于时代桎梏,为避免文祸牵累,对部分义山讽喻诗的注解过于浅显;又因大量引赋,难免使阐释累赘啰嗦,影响对诗意的理解。但他们的笺注本意都是希望以精详的考证而最大限度还原义山诗隐晦的诗意,以工典雅驯的语言契合李诗秾丽纤巧的风格。至于注者主观意愿与客观笺注实践所产生的难以弥合的差距,不应成为今人误解清儒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