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As a kind of integrated economy,digital economy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of multiple countries and regions,and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ttern.As an important industry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the service industry is crucial to China’s economic growth.This paper measur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in provinces and cities through constructing digital economy index system,uses super efficiency SBM-Malmquist model to measur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service industry,and tests the influence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ese service industry.Finally,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digital economy on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is proposed.

数字经济能够促进中国服务业发展吗?

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验证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研究表明:一、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生活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二、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中西部地区这种作用不明显;2015年前,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2015年后的促进作用。三、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推动服务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整体服务业发展质量;数字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技术创新和产业集聚。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从加快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不同地区间的数字红利共享;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服务业转型的扶持力度,弥合区域间的“数字鸿沟”;促进数字资源在现代服务业的产业链中的互联互通等提出对策建议。

新时期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路径与策略

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在政策扶持下迅速发展,农业机械装备总量与作业水平持续提升,服务主体与业务范围日趋多元,服务形式不断创新,规模服务主体组织带动农户优势凸显,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功能作用不断升级。然而,该领域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产业仍处于辅助性地位、服务供给不足、机械化作业环节发展不均衡、服务组织数量和融合度不足以及服务短板突出。为应对这些挑战,提出新时期的发展策略: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创新农业生产性服务主体合作方式;引导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规范发展,推动各地建立服务标准;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创新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支持方式;加快培育有实力的服务组织,创新服务供给形式;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加快补齐服务短板;切实发挥村集体在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中“统”的作用。

“两业”融合与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中国参与大国博弈与产业竞争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两业”融合对先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两业”融合显著提升了先进制造业TFP。异质性分析表明,“两业”融合对先进制造业TFP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及大型企业中更为显著,分行业来看,专用设备制造业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之后,能够显著提升行业TFP。机制检验发现,“两业”融合主要通过改进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资源配置等渠道对先进制造业TFP起到促进作用。据此提出引导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鼓励企业之间协同创新以及减弱要素流动壁垒等政策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我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2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1)“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2)劳动力流动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两种机制;(3)“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城市、大规模城市、非资源型城市中更强;(4)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向调节“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驱动作用。本文为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科技服务业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科技服务业试点对于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利用2005—2021年29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中介模型研究科技服务业试点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服务业试点能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人均消费支出在科技服务业试点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科技服务业试点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应进一步发挥人均消费支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促进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科技服务业试点政策要支持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城市电商化发展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识别与影响机制

城市电商化发展是促进城市转型与提高城市经济表现的重要推力。本文基于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识别城市电商化发展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效应及其影响机制。本文发现城市电商化发展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但对多样化集聚效果不明显。这是由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特性所致。在长江经济带城市、数字基础设施领先城市、初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高的城市,电商化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影响更明显。城市电商化发展通过提高地区产业协同度、降低制造业和内资私营企业交易成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城市电商化发展在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同时,也提高了城市的创新水平和创新质量。本文为城市电商化发展如何有效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不同维度集聚提供了参考。

广东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在广东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该行业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包括与先进制造业融合程度不够、服务质量不高、服务水平不均衡以及创新能力不足等。为了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以创新为核心、高端为引领、智能化为支撑、绿色发展为导向、人才培养为保障的逻辑框架。基于这一框架,提出了加强创新和科技支持、打造国际化高端产业集聚区等实践路径与政策建议。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联农带农的嵌入式发展机制研究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促进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是其功能彰显的应有之义。基于嵌入性视角,对四川林县橘香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衔接小农户的生产性服务体系构建机制进行分析。该联合体经历了初步联合规模户、融入农民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引领共生三个阶段,力求实现农资采购、技术标准和销售服务环节的“三统一”。在此过程中,为了缩短龙头企业和本地农户的社会距离,联合体通过行政嵌入形成合作型产业治理、通过关系嵌入融入乡土社会、通过文化嵌入适应农户生计发展和通过认知嵌入增强农户对联合体运行稳定性预期。龙头企业在与乡土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完成了“外来者”到“本地人”的身份转化,实现了联合体联农带农的目标。

农村金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现实挑战与实现路径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推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农业强国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农村金融体系作为涉农产业的资源配置手段,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金融体系通过支持农业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促进生产要素协同发展这三条路径,培育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但是当前农村金融体系存在一系列不足,如支持农业科技创新方面渠道不足、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和生产要素协同作用较弱、风险管理方面风险分摊机制不健全。针对这些问题和难点,提出了一系列聚焦农村金融体系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着力点:一是拓宽新质生产力融资渠道,提升对农业科技企业的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二是以农村金融手段强化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推动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效整合;三是提升农村金融产品对农业生产风险的保障水平,强化金融风险管理能力。

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贸易补偿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制造业的转型问题亟待解决,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可能是有效解决途径。选取2005—2019年30个样本国家的相关面板数据,从异质性层面和整体层面进行探讨。研究结论为:整体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整体出口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层面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发达国家影响程度小于发展中国家;技术复杂度对高技术制造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影响为负,根据总体看是正向促进作用,进口技术复杂度显著地促进了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进而弥补了中低技术制造业的负面影响;进口中高技术复杂度的服务可以促进出口竞争力,而低技术复杂度的服务并不能增强出口竞争力;路径机制看,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由要素重组效应、贸易补偿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所影响。基于上述结论,提出改善进口复杂度比重、推进产业融合、降低进口贸易壁垒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对策建议,以期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服务性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消费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服务性消费对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以服务性消费为出发点,测算了2013一2021年806个战略性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析了服务性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性消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本土市场规模与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端服务性消费、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赋能作用更加明显,非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受到的影响较其他企业更明显。因此,居民服务性消费规模的扩大能够有效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面向用户需求的移动医疗检测产品服务设计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频繁发生,目前针对智慧医疗在卫生检测中的研究集中于实验结果环节,对过程环节的服务设计研究少之又少,探索医疗如何结合新技术去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更好地为用户服务为研究目的。通过对不同用户的深入调研,明确产品机会缺口,经过量化分析得到用户关键需求,确定具体设计目标,建立智慧医疗检测交互系统平台及服务流程,最后完成服务系统平台的软硬件载体设计。为实现不同用户需求的医疗检测产品提供方向,也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思路。

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

在测算珠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建立面板计量模型,研究珠三角九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都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具有显著的一阶滞后效应;珠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差别明显,金融业的正向影响最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却呈现反向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政府和企业提供了优化产业布局、调整政策方向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益启示。

服务业进出口、OFDI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研究服务业贸易、投资与服务业之间的影响关系,对提升我国服务行业国际竞争力、促进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使用我国2000—2021年数据,构建VAR模型对服务业进出口、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交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服务业进出口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相关关系,且长期支持效果明显;服务业进出口对OFDI、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全要素生产率与OFDI之间存在双向促进作用,从长期来看则存在一定负向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文中提出制定政策鼓励服务企业参与国际化竞争、发挥服务业进出口对OFDI的促进效应、提升服务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等相关对策建议。

产业数字化对碳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借助产业数字化平衡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产业数字化水平指标体系,测度后实证探讨产业数字化对碳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多维度比较分析其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碳生产力的提升,但该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在中、西部和数字技术水平低的地区,产业数字化对碳生产力的提升作用更强;相比农业和工业数字化,服务业数字化对碳生产力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数字化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推动碳生产力提升。本文为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以及充分发挥其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关键作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及政策启示。

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地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1995—2018年数字服务贸易数据,利用复杂贸易网络分析方法、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地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显示:(1)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密度总体增加、平均路径长度减小、贸易关联更密切;(2)一国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地位提高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促进创新能力提升两条途径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3)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地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发展中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地位对发达国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显著,对核心国家的促进效应更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真的促进了碳减排吗?--基于中国面板数据的空间效应分析

产业集聚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不仅可以提高区域生产效率、增强区域经济发展活力,还可能促进碳减排。本文运用双重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基于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减排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在不同模式下的集聚均有利于碳减排,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两种模式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减排的影响均显著,中西部地区则不然;在2005—2014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减排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2015—2020年影响却显著,且不同行业的集聚形式对碳减排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我国应进一步引导产业合理集聚,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性服务业积累的红利,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碳减排。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耦合协调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在乡村振兴和农村产业融合大背景下,正确认识和处理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为明确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基于吉林省2010-2022年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和耦合协调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和动态耦合发展趋势。结果表明:吉林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水平持续攀升,分别由0.284 9提升至0.837 9、0.100 1提升至0.994 1;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两系统存在着显著正相关的长期均衡关系,且互为格兰杰原因,即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有效促进新型农业主体发展的重要原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推动推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提升的重要动力;2010-2022年,吉林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上升趋势明显,先后经历拮抗阶段(0.410 9)、勉强协调(0.517 9~0.572 0)、初级协调(0.637 4)、中级协调(0.735 8~0.773 8)、高度协调(0.843 1~0.870 9~0.916 6~0.914 7~0.914 8~0.915 3~0.915 7)的变化过程,目前两系统处于关系稳定的高水平耦合阶段。未来应通过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协调发展推进现代农业进程。

重振服务业助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中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如何快速实现“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文章分析了中国服务业遭遇的三重困境和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困难以及两者的关系,提出将服务业作为中国推动经济恢复的主要抓手,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为此,建议解放思想,纠正服务业歧视;依托数字技术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以提升效率;坚持从生产端推进共同富裕;切实优化营商环境等多措并举重振服务业,撑起中国经济稳定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