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僧的宗派身份与北宋中期钱塘台禅生态--《山游唱和诗》之研究

以僧人为主导、以山寺为游憩地的《山游唱和诗》,发生在北宋中期的钱塘,呈现出与汴京以官员为主导、以朝市为日常生活区的唱和完全不同的诗歌景观,反映的是地方与京师、南方与北方不同的话语生态。在对两位僧人惟晤、契嵩教禅宗派身份追寻以及认定的过程中,窥探嘉祐时期钱塘特别是灵隐天竺一带既冲突较量又和谐繁荣的教禅生态环境。而契嵩为禅宗争名位的一系列行为,打破了教禅生态自然平衡,引发了钱塘教禅生态突发性变化;在士大夫权力干预下,发生嘉祐末上天竺寺"以教易禅"事件,再次凸显政治权力介入宗教事务的强势力量。这一生态及其变化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山游唱和诗》的鲜活语境。

汉语佛教中的孝道思想与佛教的中国化

汉语佛教可以分为汉译佛教与本土化的汉语佛教。早期汉译佛教经典中有大量关于孝道的思想文献。由汉译佛教代表性经典中存在的孝道思想可知,佛教中国化,至少从孝道这一伦理原则来说,具有内在的思想基础。本土化的汉语佛教经典,以宋代高僧契嵩的《孝论》为代表,体现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核心伦理观念的高度融合,同时也拓展了中国固有孝道伦理的思想边界。佛教的中国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完全是被动的中国化,存在着拓展中国固有思想边界的主动性的内容。因此,我们应当重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中国思想贡献的面向。

释契嵩古文创作艺术浅探

释契嵩以其古文创作,为北宋古文运动增添了一支重要生力军。其文论事说理,议论抑扬;记事写人,裁剪精审;抒情咏怀,寄寓遥深,代表了北宋僧人古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佛教对中土孝亲观的因应之道

《孝经》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孝意味着对父母辛勤养育之恩的真诚感激和深切怀念,孝一方面具有生物学的依据,另一方面也非常适合农业耕作、自给自足、聚族而居、家国同构、君父一体的中国社会现实。佛教以辞别君亲、出家修行为入道初步,解脱烦恼、涅槃寂静为终极归向,不可避免地受到儒道两家以"不孝"为口实的攻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积极地向儒家人物靠拢,认真解释佛教的理想、追求与儒家的孝道毫无违逆之处,并大力挖掘自家的孝道资源,逐渐积累起非常丰富的佛教孝道思想资料。北宋契嵩撰《孝论》一文,阐明了佛教的出家修行并不与儒家在家奉亲的孝道相矛盾,代表了土生土长的佛教僧众不愿意违背世俗伦常的心声,也标志着佛教在北宋时期已经立足中土,扎根民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事实。

《镡津文集》“又序”考论

今传《镡津文集》末有"又序"一篇,古人疑为文莹作,现当代学者多径称惠洪《嘉祐序》。今从文献角度予以对比,"又序"除与《嘉祐序》对应部分外,另有两段文字。此两段文字与"又序"中其他部分相互照应,且"又序"与《镡津文集序》亦前后照应,可知"又序"实为怀悟以《嘉祐序》为基础进行的改定。其中,"今既以"一段则为怀悟自注。据"又序"性质而推敲,可知今传《嘉祐序》谓韩琦曾陪同契嵩见欧阳修或不符实,更可推知《镡津文集》在怀悟编纂时的一些原始状态。

云门宗契嵩禅师佛体儒用的脉络及其思想史价值

学界通常把云门宗契嵩禅师看作三教合一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或谓之"阳释阴儒",或谓之"援儒卫释"。实际上,综合考察契嵩所处时代之排佛浪潮及其护法活动的言行,可以发现契嵩的基本立场仍属佛家,并非"阳释阴儒";同时,契嵩亦非简单地"援儒卫释",而是以"佛体儒用"为根本思路,通过治世与治心的儒佛分工,在护法的基础上追求"以佛统儒"的根本理想。这在伦理观方面,表现为对儒家伦理的吸收;在心性论方面,表现为强调佛家心性论的优越性。

“吾儒”“韩愈”“固辞”:宋人儒士身份区隔下的寺记书写

在宋代,儒学之士的政治主体意识觉醒,与此同时,其思想主体意识亦觉醒.宋代儒士的思想觉醒,在其寺院书写(以寺记为代表)这样一种“涉佛文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鲜明.他们在寺记中表现出的身份自觉与区隔即是他们作为思想主体觉醒的表现与反映.宋人寺记中的“吾儒”“韩愈”“固辞”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关键词,集中体现了宋代儒士身份的自觉与区隔,据此我们可以具体而微地感受宋代儒士作为思想主体的觉醒.

刘体仁著述考略

刘体仁是清初著名文学家、文艺鉴赏评论家,曾官刑部主事、吏部郎中。能诗善画,精鉴赏,被称为清初十才子之一。刘体仁所作诗文颇丰,但随作随丢,不自存稿,晚年自编其诗文集为《七颂堂诗文集》,诗文风格清隽遥深,追求自然。在诗歌创作、诗词理论、收藏鉴赏等方面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衡王奇松与相国佳山——山东青州偶园早期历史考述

偶园位于山东省青州市,是著名文臣冯溥建于清康熙八至九年(1669-1670)的一座城市宅园。此园营建自明代衡王府奇松园和冯溥旧园的基础上,历史深厚,景象幽朴,是明末清初北方传统文人园林的珍贵遗存。本文通过现场调研和文献研究,梳理了偶园的前身情况与营建历程,以揭示其文化内涵,并检视北方传统文人园林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