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兆鳌与浙东学派之关系

《杜诗详注》的作者仇兆鳌,是浙东学派的另类重要成员,他虽然没有在重经重史的方向上走出自己的路,表面上看来亦游离于浙东学术之外,而实际上的思想根底和学术归依依然是浙东学派。他以浙东学术为依托。

尽其态,穷其神——《红楼梦》人物情态透视

《红楼梦》中的尤二姐、赵嬷嬷、秋桐、金钏儿,都是小说中的非主要人物。但他们在各自的故事中又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主要"人物。她们的出现为小说人物个性化和故事的多彩性增添了魅力。他们虽然地位卑微,但在艺术上却有他们自己的奇光异彩。创作过程中极可能将平郡王府的家史和福彭的事迹作为"素材"融进了小说的故事之中。因此,对《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研究和文本解读都应该重视福彭及其家世的全面靠岸和深入研究。

VEGF、MVD和LN与大肠癌微转移的关系

目的探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微血管密度(MVD)和层黏连蛋白(Laminin,LN)在大肠正常黏膜组织、大肠腺瘤组织及大肠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18例正常大肠黏膜组织、26例大肠腺瘤组织和68例大肠癌组织中VEGF和LN的表达水平及MVD计数,并分析他们与大肠癌微转移的关系。结果从大肠正常黏膜逐步发展为大肠癌的过程中,VEGF的表达水平、MVD计数及基底膜明显缺损率均逐渐增加,LN表达减少,大肠癌组织中VEGF的阳性表达率和MVD计数与大肠癌的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Dukes分期有关(P<0.05)。大肠癌组织中基底膜缺损程度与淋巴结转移、Dukes分期有关(P<0.05)。结论肿瘤的血管形成和LN的表达与大肠癌的淋巴结转移、Dukes分期等临床病理特征密切相关,联合检测VEGF、MVD和LN的表达对判断大肠癌的浸润和转移倾向,进而估计患者的恶性程度。

《春秋》是实录吗?——朱子以史视《春秋》说之理论困境及元儒之解决方案

朱子基于"圣人"观念反对前儒文辞褒贬与史例褒贬之说,并通过吸收左氏家说及"据实直书"方法建立了以史视《春秋》说。但其说无法担保圣人之意与经义之关联,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朱子又不得不退回到圣人"有意"作经,"笔削"鲁史而成之的立场上。这一理论困境反映出朱子实际上并未真正突破汉唐《春秋》学的"辞"→"义"诠释模式。随着宋元鼎革,这一困境成为元代《春秋》学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吴澄、程端学主张《春秋》"非常而书",藉由诠释进路的转换以证成朱子之说。黄泽则将"据实直书"整合为获取《春秋》书法的环节,赵汸通过"策书之例"与"笔削八义",进一步将"直书"置于《春秋》书法系统中,以此解决朱子的理论困境。

《儿科推拿摘要辨证指南》研究

通过对《儿科推拿摘要辨证指南》的系统整理,为儿科推拿甚至成人推拿的医疗、教学、科研提供准确可靠的文献基础与依据,促进推拿学的发展,进而提高手法治疗的临床疗效,为儿童保健工作服务。

赵友钦小孔成像研究来源初考

对于元朝道人赵友钦所著《革象新书》中的"小罅光景"篇,前人已做了大量讨论。然而,之前的学者未能注意到,赵氏的小孔成像研究以解释日食观测中的特殊现象为目的,类似的研究在元朝之前的中国古代光学中没有先例,却是古希腊以降西方光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文章列举了有关文献,说明赵友钦的问题和方法,和13世纪之后的西欧学者一样,受到了阿拉伯光学的影响。进一步的考证表明,郭守敬并不是赵友钦和伊斯兰科学之间的中介,赵友钦所研究的小孔成像难题最有可能由邱处机从西域带回。

《汉宫秋》对“昭君和番”母题的突破和创新

《汉宫秋》对“昭君和番”母题的突破和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 :把个人悲剧深化为时代悲剧 ;塑造了具有悲壮美和崇高感的王昭君的悲剧形象 ;把抒情诗的手法运用到戏剧中 ,使《汉宫秋》

元代春秋学的黄泽、赵汸学派

元代学者黄泽、赵汸于春秋学卓有建树,自成一派。自汉代以来,治《春秋》之学者,动言"微言大义",众说纷纭。黄泽力排众议,认为治《春秋》当先弄清史实,然后再作价值判断。要弄清史实,就要回归《左传》。他认为《左传》首先由史官左丘明撰写,而由其子孙续成之。这种说法与现代学者认为《春秋》为战国人所撰的观点不同,似更合理。赵汸师承黄泽,他不赞同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尊王贱霸"的思想,主张"尊王"亦"尊霸"。并提出孔子当年要得志,会先"修桓、文之业",由霸道而致王道。以往治《春秋》者或认为《春秋》字字寓褒贬之意,或认为《春秋》只是"实录"。赵汸的观点是,《春秋》一经中既有实录部分,也有孔子所寓褒贬之意。其所著《春秋属辞》一书就是要将此二者区分清楚。

仇注杜诗疑误举隅

自清朝施鸿保至当代学者徐仁甫、谭芝萍等,对于仇注杜诗中的不当之处,多有探讨。但是,对于仇注杜诗中引文与杜诗原意的贴合关系,还没引起学界的重视。由这一点切入,会发现仇兆鳌在注解杜诗时,经常用与杜诗原意差距甚远的引文,定会造成读者理解杜诗的障碍,或曲解杜诗。

赵道坚生平考略

赵道坚是金元之际的全真教道士,生前是全真教掌教丘处机最为器重的弟子,曾协助丘处机处理教务近三十年。1221年,赵道坚侍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于途中病逝。其逝世后受到全真教大力尊崇和元朝廷册封,其生平经历被不断放大、改造,以此为基础,被元代以后形成的全真教龙门派改造为第一代大律师,备受推崇。其生平事迹的考订,对于研究全真教早期的发展及其后来的流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杜诗详注》引阴铿诗考辨

清人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为有清一代杜诗注本的集大成者。杜甫诗歌创作中学习阴铿之处很多,仇注对此也有充分的体现。但仇注所引的阴铿诗,存在一些可商榷处。有些所谓"阴铿诗",实际上不是阴铿所作;有些确实是阴铿所作,却又被仇氏误认为他人之诗。有些非阴铿原诗,有的引用或句读出错。有些实际上与杜诗没有关联,或者关联很不紧密。有些杜诗与阴诗有实际关联,但仇氏未能注出,或者注了但不完备。本文对此进行相应考辨,目的是尽力丰富与完善杜诗之研究。

论《阿Q正传》插图本的图像与文本的互动关系--以赵延年和裘沙、王伟君的插图本为例

图像的介入对传统的文学叙事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产生了新的图像叙事。文章以鲁迅经典小说《阿Q正传》插图本为例,选取赵延年木刻插图本和裘沙、王伟君夫妇的素描插图本为个案,比较不同插图版本的创作风格差异,分析图像叙事对小说文本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具体包括图像叙事如何实现了经典人物原型的另类重构、故事情景的视觉定格、典型环境的具象化,探究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美术的维度展现了不同时代的画家对鲁迅作品的个性化解读,从而产生继文学经典后的美术经典作品。

“翱翔”、“昭假”古义考辨

“翱翔”、“昭假”二词之原义，后人多不明，以致误解。文章追本究源，对其进行考证。“翱翔”，古籍中多数指人的遨游，并非指今之空中飞翔之意。《诗经》中的五例“翱翔”均用于指人。“昭假”，义为昭格，假与格古籍中并非全为“至”义，多数用为“告”义，古籍中常见的“昭假”应是“昭告”的意思。这是上古时期的一个祭祀用语，用于表达人与神之间精神、意识相交流、沟通的含义。它不仅可用于人告神，也可用于神告人。“格”字又由此进一步引中为感通、感动、感知的含义。

《茌邑三先生合刻》版本源流考及其他

《茌邑三先生合刻》是明代王阳明再传弟子张后觉及后觉弟子孟秋、赵维新的著作合集。该集流传不广,但从中可看出阳明心学在北方的流传与影响,故该书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明史》与《四库全书总目》对张后觉的《弘山集》著录以及《明史·赵维新传》都存在问题,通过对《茌邑三先生合刻》版本源流情况的梳理,可以纠正《明史》与《总目》之错误。

赵之谦篆刻艺术研究初探

探讨晚清篆坛划时代之巨匠赵之谦的篆刻艺术成就。我们看到 ,赵之谦不仅博采众长 ,还在多方面颇有建树。他传承了邓石如“印从书出、书从印入”的思想 ,提出“印外求印” ,将印章文字造型的借鉴大为拓展 ;章法上 ,他对朱白文皆精 ,还创造出虚实相生 ,疏密有致的富有生命力的新风格。刀法、印章边款、治印内容上亦是有承有立。

浅析仇兆鳌《杜诗详注》的笺注方法

仇兆鳌是杜诗研究的集大成者,仇以其丰富的史学知识和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汇集前代各家注释,形成自己特殊的笺注方法,把杜注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杜诗详注》异文来源文献探析

《杜诗详注》以“详”见称,保留了丰富的杜诗文献。本文通过对《杜诗详注》的主要异文来源文献的探寻,得知仇兆鳌所采用的主要杜诗版本是钱谦益《钱注杜诗》和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在此基础上,仇兆鳌涉及吴若《杜工部集》、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郭知达《新刊校定集注杜诗》、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题徐居仁编次《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五个主要的宋代杜集版本。仇兆鳌《杜诗详注》中的部分宋代杜集内容,也多来自钱谦益《钱注杜诗》和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

王慎中“与杜为敌”辨

王慎中是明中后期著名的杜诗批评家之一,被仇兆鳌斥为"与杜为敌者"。然而,纵观王慎中的杜诗批点,不难发现,王慎中对杜诗艺术和杜甫人品颇为推崇,仇兆鳌批评王慎中与其"羽翼杜诗"的心态有关,而刘凤诰之论则有附和仇说之嫌。

清初杜诗研究二题——钱谦益《解闷》诗笺与仇兆鳌“四句分截”说

清代学者研究杜诗成就卓著,其中钱谦益(1582—1664)《杜诗钱笺》及仇兆鳌(1638—1717)《杜诗详注》虽体例不同,后人评价迥异,但均属名著,胜义纷陈,有后人不可及之成就。杜甫《解闷》诗十二绝句,允为优美小品,而钱谦益特揭示其与张九龄《荔枝赋》的关系,其中隐含作者不遇之忧愤,以及孤芳自赏之慨,由此并勾勒出诗人创作新诗,往往融贯旧义,櫽括典故,加以转化,阐发思致,为不可及。又仇兆鳌释杜甫诗作结构,往往喜用"四句分截"以为说,但何谓四句分截,有各种不同的范例,实涉及律诗创作的技巧,个中亦饶富趣味,有引人入胜之处。本文特揭示上述两点,用窥清初儒者对杜诗发明的一鳞半爪。

杜甫赋文评价的对比性研究

清代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读书注解》和仇兆鳌《杜诗详注》是杜甫赋文注本评论上体例完备的两种。分析可见,杜甫赋文在清代总体上仍然保持很高的评价。张溍在评价上没有过分照搬前人之辞,很多时候能够有所新词,但似乎也多有推崇心理,少作贬语,多有夸饰;仇兆鳌注重网罗他评,且多于考据,很多时候吸取了张溍的评价,但有时也勇作率真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