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石窟壁画乐舞图像的形态分析

龟兹石窟是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重要遗址,先后由十余处石窟寺群落共同组成,分布于丝绸之路的大动脉天山南麓的龟兹,即现今新疆拜城、库车、新和县境内。其中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规模最大、保存的壁画最多;库车县的库木吐喇石窟风格清晰。石窟中所保留的大量伎乐图像透射出的信息为我们研究历史中的龟兹乐舞、佛教文化在我国的历史嬗变、中西乐舞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资料。石窟伎乐图像载体基本集中于石窟壁画,此外还有个别浮雕残片以及乐舞舍利盒等,以往相关研究多属于对音乐或舞蹈的个案研究,如乐器,舞蹈姿势等,本文将从乐队组合的分析、舞蹈形象的分析、乐舞排列的分析等入手,对石窟寺群落伎乐分布规律和伎乐形态规律做整体性关照的尝试。

丹青斑驳舞春风

龟兹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寺之一;是丝绸之路上我国境内建造最早的大型石窟群,其间保留着丰富的壁画资料,有关乐舞内容的,几乎占据所有壁画的一半之多,从而印证了乐舞在当时、当地人们生活中的地位。龟兹学研究者用“丹青斑驳”一词形容历史遗存的光辉已毋庸置疑、层见迭出。《舞春风》本为历史中龟兹地区一首体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经典音乐作品遗存,此处假借曲名以“舞”为切入点探寻龟兹历史文物与现时当地民族舞蹈风格之关系。“春风”意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新时代民族团结思想内涵之春风。本文以“撼首弄目与抃指”为历史印记板块;以“折腰蹉步与跷足”为交融呼应板块;以“两情相望铸共荣”为文化赓续之思考板块,以“手”“足”“情深”三部分为“手足情深”事实,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浅析龟兹石雇饰图案的色彩

装饰图案是龟兹石窟壁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龟兹石窟壁画装饰图案的色彩发展历程来分析龟兹石窟壁画的装饰图案。经过研究发现龟兹石窟壁画装饰图案的色彩高度概括且简约、鲜亮且具有装饰性、反复但却有节奏,达到良好的视觉美感。研究龟兹石窟壁画中装饰图案有利于梳理图案艺术,加深对龟兹地区装饰图案的审美认知,同时为艺术创作中提供更多借鉴元素,从而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莫高窟第332窟造像思想探究——基于“三世佛+涅槃经变”组合的视角观察

莫高窟第332窟是敦煌李氏家族开凿的“原创性”洞窟,窟中涅槃经变和前室中心塔柱前的三世佛造像,可能是受到了龟兹石窟佛教造像的影响,原因或与长寿元年(692)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有关。“三世佛+涅槃经变”的造像组合,一方面显示出敦煌李氏家族在开凿洞窟上的引领潮流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武则天称帝的歌颂。

龟兹石窟波斯艺术元素与中外文化交流考论

龟兹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波斯的织锦、银盘、金银币等工艺品,以及波斯的信仰和习俗,都曾在这里汇集。龟兹石窟中的人物形象、场景构图、装饰纹样、器皿造型、乐器形制及祆教题材,包含着典型的波斯艺术元素。追溯波斯艺术元素传入龟兹的历史、路线、方式及中介,可以还原波斯与龟兹文化交流的历史,明确图像移植背后的历史成因,探寻波斯艺术对佛教文化的构建作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繁盛和传承,都必然大量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尊重不同文化的价值,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是面对多元文化时应有的心态。

关于龟兹石窟艺术的几点思考

本文尝试将龟兹石窟艺术的典型表现形式——"屈铁盘丝"式线条和"凹凸法"晕染放入佛教美术传播的整条路线中来解读,以期清晰地看出龟兹石窟对印度、中亚佛教美术的吸收,以及对中原佛教美术的影响。

龟兹石窟壁画风格研究

本文把龟兹石窟壁画划分出八种类型,归纳出了每一类型的艺术风格特点,并对每一类型的年代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金翅鸟图像分析

佛教以金翅鸟擒蛇比喻修行者制伏其心,具有这种象征意义的金翅鸟图像创始于古印度贵霜朝,伴随着犍陀罗文化获得初步发展,之后在古龟兹地区、汉传佛教文化中获得进一步发展,再后藏传佛教金翅鸟造像盛行于汉地。金翅鸟图像经历几近两千年岁月,分布在绵长又广阔地域,成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象征性佛教文化符号。

新疆龟兹石窟汉风格壁画的艺术研究

库木吐拉石窟是龟兹汉风格洞窟遗留最多的地方。龟兹的汉风壁画,其线条、色彩、造型、构图等因素均来自中原,具有浓郁的汉地风格,在龟兹石窟壁画中显现出独特的汉地艺术特征:经变画是汉风格壁画的经典壁画形式;线条变化洒脱,用墨浓淡相生,凸显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技法;色彩遵循中国传统五色观;构图力求平衡、对称,使画面达到丰富完美的效果;人物造型既写实又主观,体现了"形"与"意"的完美结合;使龟兹地区形成当地文化与汉文化既独立又相互融合的状态。虽然在龟兹壁画中,汉风格壁画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是龟兹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龟兹壁画“杀犊取皮”

龟兹石窟中存在一种特殊的佛传壁画,图像以"佛陀为比丘说法"为中心,人物旁边绘制一只卧牛和一张兽皮。经过图像分析及文献比对,笔者认为相关图像可对应戒律故事"杀犊取皮"。

抒海本生及其在吐峪沟壁画中的呈现

本文整理和分析了佛教本生故事大施抒海,并对吐峪沟第44窟相关壁画进行了释读。结论认为,吐峪沟壁画莲华夫人缘应该更名为抒海本生。

龟兹石窟与突厥、回鹘、吐蕃文化

作为新疆最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龟兹石窟在其开凿过程中,不仅深受东西方几大文明的影响,同时曾经在古代新疆活动过的突厥、回鹘、吐蕃等民族的文化,也被主动或被动地融于佛教美术之中,从而使得古代龟兹美术更加绚丽多姿。

七日须弥——克孜尔壁画“世界燃烧”

本文分析了克孜尔第207窟一幅主题不明的壁画。经过图像与佛经文本的比对,可以确认壁画内容为佛陀为比丘讲述七日经—世界燃烧毁灭。

鸠摩罗什与龟兹佛教石窟艺术多样化表现

龟兹早期石窟艺术,反映的主要是小乘有部派思想。公元4世纪后,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由学习小乘思想转变为弘扬大乘教义,对龟兹地区的大乘佛教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极大的丰富了龟兹石窟艺术的内涵,促进了龟兹佛教石窟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丹青赋色、线晕传神”——试论克孜尔(龟兹)石窟壁画艺术表现中的“线、晕、色”

克孜尔石窟的壁画艺术是东西方文化交汇所产生的艺术瑰宝,其独到的"线、晕、色"的表现形式和艺术语言具有极高的文化审美性。作为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宝贵遗产,克孜尔石窟的壁画独到的艺术融合力、艺术创造力和艺术表现力,值得我们不断地去学习、研究和借鉴。

里程碑式的成果--《龟兹石窟题记》评介

最近由中西书局出版的《龟兹石窟题记》,是由新疆龟兹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的“新疆现藏吐火罗语文字资料调查与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是首次对龟兹石窟题记的全面调查与整理。该成果集十年之功,其学术意义相信在今后一个时期会逐渐显现出来。系统性、科学性、严谨性是《龟兹石窟题记》的主要特点。该书的出版,终结了龟兹语文献研究一直以来由西方人独领风骚的历史,因而对我国的龟兹学、吐火罗语研究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关于龟兹供养人像的考察(上)

文章通过赴龟兹石窟现场调查,并结合所收集到的藏于国外博物馆的壁画材料,对龟兹,主要是克孜尔和克孜尔尕哈石窟壁画中的供养人像的类型、构成、特征、身份以及年代分期作了研究。

隋唐琵琶源流考--以石窟寺所见琵琶图像为中心

琵琶是中国中古时期的重要乐器,但是其形制演变与时空传播长期存在杂乱混淆。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琵琶发展的关键阶段,对于考察琵琶发展和传播的源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佛教石窟寺中的琵琶图像为中心,利用考古类型学方法,系统梳理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地区石窟寺中所见琵琶图像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一件乐器的变化背后往往蕴含着文化的交融,展现着时代的开放。

龟兹石窟梵天劝请图像研究

梵天劝请是释迦成道后不久发生的重要事件,经过梵天的祈请,释迦才决定向世人弘法。该题材多次出现于龟兹石窟中,画面以坐佛为中心,梵天合掌跪于佛前,佛上方绘出树神或不绘树神。绘树神的情况与《方广大庄严经》在龟兹地区的流传有关,并且受到了犍陀罗艺术中树神问佛情节的影响。另一方面,龟兹壁画中的梵天劝请可能为炳灵寺第169窟的同类题材提供了原型。

龟兹石窟的佛教思想基础与框架——对龟兹石窟的毗昙学考察

毗昙学是佛教历史上重要的思想体系。龟兹长期处在毗昙学思想的覆盖区内,毗昙学就成为龟兹石窟的主要佛教思想基础。龟兹石窟是龟兹佛教"表法"的重要艺术形式,毗昙学的理念必然在龟兹石窟中有鲜明的体现。毗昙学应该是我们研究龟兹石窟以至龟兹佛教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用毗昙学理念考察解读龟兹石窟的内容,必能进一步揭示出龟兹石窟更深的内涵,将龟兹石窟和龟兹佛教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